►杨振宁（右）、李政道（左）提出了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理论，并因此于195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撰文 | 黄庆桥（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

责编 | 徐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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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0月，两位年轻的中国籍留美学者李政道（30岁）、杨振宁（34岁）在美国《物理评论》发表文章，提出了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理论，并因这一理论工作于195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在当今中国，李、杨二人几乎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这自然与他们的诺贝尔奖得主身份密切相关。不过，考察历史可以发现，其实，在李、杨获诺贝尔奖之前，他们已在国内大名鼎鼎。

在1956年之前，宇称守恒定律被奉为圭臬。因此，当1956年10月李、杨的宇称不守恒理论一经发表，就受到广泛关注，并很快得到物理实验的验证，他们二人也因此幸运地于发表该理论一周年之时获得诺贝尔奖。获奖速度之快，这在诺贝尔奖的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正因为李、杨的工作极具创造性、颠覆性，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宇称不守恒理论一经发表，便很快传入中国大陆，李政道和杨振宁也由此进入新中国科学界的视野，引起关注。

其实，在李、杨获诺贝尔奖的论文《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质疑》于1956年10月份正式发表在美国《物理评论》杂志上之前，这篇论文就已经以预印本的形式在一部分物理学家中流传，而且传入中国。据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学家何祚庥回忆，“1956年国庆前夕，张文裕教授、王承书教授、郭永怀教授、李佩教授乘海船由香港归来。我奉命到深圳的罗湖桥头欢迎他们四位回国服务。由于我的兴趣在粒子物理，而张文裕、王承书和李政道、杨振宁都是往来十分密切的朋友，所以，就自然而然地向我介绍了李政道和杨振宁所做的经典工作。而且，他们给了我一份由他们两位带回来的预印本《关于弱相互作用里的宇称是否守恒的问题》……当时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粒子理论工作者纷纷钻研起这一‘唯一’的预印本。”

从何祚庥的上述回忆来看，在1956年10月1日前后，李、杨提出的宇称不守恒理论就已经在国内物理学界传播了，李、杨这两位年轻的科学家自然也会受到国内科学界的关注。此外，就在1956年，年仅29周岁零两个月的李政道荣任哥伦比亚大学全职正教授，杨振宁也于前一年即1955年荣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这在当时的美国学术界是极为少见的，更何况二人当时还都是中国国籍。如此优秀的青年人才，自然会引发新中国的关注，更深层次的原因下文再述。

1957年1月，美籍华裔女物理学家吴健雄等通过实验证实了李、杨提出的弱相互作用过程中宇称不守恒理论。这一消息传入中国后，在中国物理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2月18日，吴有训、周培源、钱三强代表中国物理学会分别向李政道、杨振宁、吴健雄发去了贺电：“我们代表中国物理学会对你最近在物理学上取得的卓越成就表示热烈的祝贺，中国的物理学家们为你们的成就感到巨大的赞佩和骄傲，并祝你在今后的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就。”这是新中国官方学术组织首次给李、杨发去贺电，从中国物理学会的反应速度之快和电文内容可以窥见，新中国科学界对李、杨的科学成就是非常重视的，同时对国际科学动态也有着敏锐的把握，当然，这可能与李、杨二人此时的身份——中国籍旅美科学家——直接相关。

1957年2月21日，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后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召开“中国留美学者李政道、杨振宁证明宇称守恒定律不是普遍的定律”学术报告会，朱洪元在报告会上介绍了李、杨这项被国际物理学界给与极大关注和重视的新发现，钱三强、赵忠尧、彭桓武、张文裕、何祚庥等物理学家也都作了发言。

该所所长钱三强特别指出：“他们合作提出的在弱相互作用过程中宇称不守恒的假设，称得上是原子核物理学中的一个重大发现。”

何祚庥的书面发言在当时并未发表，1997年何祚庥在整理文稿时重新发现了这一旧作，并收入他的一部文集里。何祚庥从科学方法论的角度阐释了李、杨工作的意义，认为“李政道和杨振宁的工作给予人们的一个突出的印象便是理论上的敢于破除成见的独创精神”，“李和杨的尊重实验事实而又不迷信实验事实的态度正是他们之所以获得成功的最重要原因”。后来，何祚庥再次回顾这段历史时认为，李、杨的这一科学工作是“影响了一代人思维的发现”。

与科学界对李、杨科学成就的高度关注相呼应，官方媒体也积极介入，宣传、介绍李、杨及宇称不守恒理论，最典型的，就是《人民日报》对李、杨的格外青睐。

1957年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时为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的于敏（“两弹一星”元勋，被誉为“中国氢弹之父”）的文章《宇称守恒定律是怎样被动摇的》，这是1956年10月李、杨的论文发表之后，中国大陆媒体首次对他们提出的理论进行较为系统的介绍。

需要强调的是，于敏在文中特别介绍了“实验的证实”，不仅介绍了吴健雄的实验，还介绍了哥伦比亚大学利德曼等的另一组实验，这与后来中文世界只强调吴健雄的实验大为不同。于敏总结道，“在过去宇称不守恒定律一直是一块指路标，人们顺着它所指示的方向去寻找规律。现在这块路标被破坏了，物理学家的思想得到了解放。”“从1957年起，物理学家们将在一种新的启示下去考虑各种重大的理论问题”。

《人民日报》在那个时代的影响力，注定了这篇文章必然会极大地促进宇称不守恒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李、杨之声誉自然也在国内大为提升。

3月1日，《人民日报》再次发文介绍李、杨的科学成就，在以《李政道、杨振宁在原子核物理学中的重大发现引起美国科学界很大震动》为题的文章里，重点介绍了李、杨的科学成就在美国和世界科学界的影响，“在他们的理论被实验证明的消息传出以后，世界各地的物理学家们的祝贺和询问的信件和电报像雪片一样地飞向这两位杰出的中国科学家”。此外，该报道还介绍了李、杨的求学经历和工作情况。

5月5日晚，李、杨获美国颁发的爱因斯坦奖，《人民日报》旋即在7日以《李政道和杨振宁获爱因斯坦奖》为题在第一版刊发了这一消息，并援引了授奖词：“两位科学家进行了理论上的研究并提出了试验的方法，这种试验推翻了宇称守恒定律，从而驳倒了三十年来包含在一切物理学理论中的基本定律之一，使我们对研究构成宇宙的基本质点这一方面获得了极其重要的发展”。

总之，在1957年10月诺奖揭晓之前，对于两位年轻的中国籍旅美科学家李政道、杨振宁以及他们提出的宇称不守恒理论，中国最权威、影响力最大的官方媒体《人民日报》给予了足够的关注。

学术刊物也积极跟进。4月，《科学通报》刊发了李、杨论文的中文译稿《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不守恒问题》，这为李、杨之宇称不守恒理论在国内的传播提供了重要的一手文献。5月，《物理通报》发表了张宗燧的《宇称守恒定律是怎样被动摇的》一文，较为系统地介绍了李、杨的理论工作以及吴健雄等的实验工作。《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则连续两期刊发物理研究所朱洪元的文章，分析李、杨科学发现的科学价值及其哲学意义。

概言之，在1957年10月李、杨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之前，他们二人也已是国内大名鼎鼎的人物——尽管他们当时仅为三十出头的年轻人。与此相关，他们的影响也已上达至中国政府的高层。这里有一个例证。1957年夏天，也就是李、杨刚获爱因斯坦奖的这个时期，杨振宁因要到瑞士日内瓦工作一段时间，就给国内的父亲杨武之发电报，希望父亲杨武之能赴日内瓦与其小聚。这件事最后竟报到了周恩来总理那里，经周恩来亲自批准，杨武之才得以前往日内瓦与杨振宁团聚。由此可见，中国政府高层那时已经非常重视在国际科学界有重要影响的年轻科学家了。

李、杨为何当时在国内大受关注呢？究其原因，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宇称不守恒理论本身属于当时国际上热门的重大科学发现；另一方面，李、杨二人的身份则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当时，李、杨二人均为中国国籍，国内方面对二人的这一身份特别在意，以至于报刊上的文章几乎都采用“我国留美物理学家李政道和杨振宁”这一表述。第三，“向科学进军”的国内大环境也是促成李、杨及其科学理论在中国广为传播的重要原因。

1957年正值“十二年科学规划”全面启动实施，尽管有“反右”的波折，但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已成国家战略，营造“向科学进军”的良好氛围，鼓舞广大科技工作者攀登科学高峰，向广大民众普及科学技术知识，激发广大群众在自身工作岗位上开展技术革新运动等，都是当时的主基调。在这种基调下，大力宣传中国人做出的具有世界影响的突破性科学成果，无疑会起到振奋人心的作用。此外，争取更多滞留海外的知识分子回国，是当时的大政方针（李、杨二人就是重要的争取对象），这也是李、杨二人迅速在国内受到强烈关注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