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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段睿颖

责编 | 靳永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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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Metoo运动愈演愈烈，越来越多有权势的男性被列入性骚扰者的名单。

从北航教授陈小武，中山大学教授张鹏再到媒体人章文、朱军，公益大佬邓飞……

这些案例似乎都印证了一种人们普遍接触到的性骚扰场景：男老师对女学生、男性高管对女性下属。

早在2012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社会学家希瑟麦克劳林（Heather Mc Laughlin）以及其他两位合作者的一项研究打破了人们关于性骚扰的刻板印象。通过对青年发展研究（Youth Development Study，后面简称为YDS）的纵向数据分析显示，职场中，处于管理者地位的女性相较于女性下属而言，更容易成为性骚扰目标；具有女性气质的男性更容易遭受骚扰。这一研究于2012年7月发表在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

青年发展研究调查始于1988年，参加者是来自于明尼苏达公立学校的九年级学生。样本由1010名青年组成，他们定期接受调查。研究者抽取了2003年和2004年的调查数据研究性骚扰问题。当时30至31岁的参与者被要求报告过去一年的性骚扰经历。问卷中以三种方式询问性骚扰：（1）他们是否经历过至少一次骚扰行为;（2）他们经历了多少次这样的行为;（3）他们主观上是否将其解释为性骚扰。

权力（power）是女性主义理论解释性骚扰现象的核心。一直以来，学界存在两种相对立的观点：弱势受害者理论反映了我们在新闻中看到的典型骚扰场景：不具有权力、权威优势的一方更容易遭受侵犯和骚扰；而权力威胁论则认为，威胁男性主导地位的人将更容易地成为受害目标。

令人惊讶的是，权力威胁理论在实证研究中获得了更多的支持。

该项研究显示：与非管理者相比，女性管理人员遭受骚扰行为的可能性高出138％，她们报告的骚扰率高出73％，而且她们将自己的行为主观定义为性骚扰的可能性几乎是非管理者的3.5倍。虽然男性也报告了骚扰，但“监管权力”这一自变量仅仅提高了女性遭受骚扰的可能性。

研究者还发现，除了“是否拥有管理权力”，职场性别构成也是影响性骚扰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男性比例较高的行业中，女性更容易受到骚扰。数据显示，在男性主导的公司，女性管理者受性骚扰比例是58%，而女性为主的公司则是42%，这一差异是显著的。

从绝大多数媒体来看，几乎从未报道过遭受同性之间的性骚扰，提及性骚扰便默认为是男人针对女人。但现实情况是，性骚扰不仅存在与异性之间，同性之间的性骚扰数量也非常之多。正如研究者调查显示，样本中男性对男性的性骚扰数量仅次于男人对女人。

研究者发现，性别表达与受到骚扰的可能性有关。那些认为自己更具有男性气质的女性和认为自己更具女性气质的男性更容易受到骚扰。

正如潘绥铭和黄盈盈的研究指出的，同性之间的性骚扰为什么直到今天也没有被纳入社会的视野，无论在舆论中还是在学术上。这恐怕不得不归结为：那种“性骚扰只能是男人针对女人”的说法，在社会的强力宣扬之下，已经从话语介入发展为一种意识霸权，造成了人们的管中窥豹。[2]

在随后的研究中，三位研究者探讨了性骚扰对女性早期职业生涯的影响。结果发现性骚扰增加了女性的经济压力，但对男性却没有类似的影响。[3]

调查数据显示，遭受骚扰的群体中，80％的女性在两年内改变了工作。同一时期，没有受到骚扰的女性中，只有大约一半的人换了工作。在考虑到其他因素（例如孩子的出生）可能会导致工作变化。研究者发现，除了换一家公司外，转变工作性质和减少的工作时间也是普遍现象。受到工作骚扰的女性在两年后的财务压力明显增加。

性骚扰同其他负面生活事件，如严重的灾害或疾病、监禁或攻击所造成的压力一样，持久、深刻。且大约35％的消极影响可归因于受到骚扰之后发生的工作变化。

面对骚扰，受害者往往选择逃避而不是反抗。就像一位受访对象所解释的那样，“我没有足够的精力和力量去改变这种工作环境，离职可能是保护自己的最好途径。”

对于那些没有直接遭受伤害的人来说，结局如何呢？

这种性别歧视的组织文化也会造成职业排斥或停滞，最终她们也选择了离开。

为了进一步考察权力、性别与性骚扰之间的联系，研究者对33名YDS受访者（14名男性和19名女性）进行了定性访谈。

访谈发现，职场中的性别歧视和排斥是将性骚扰与权力联系起来的关键机制。男性往往使用性骚扰和歧视的手段削弱女性管理者的权威地位，这也是为什么在男性占主导地位的行业或职业中，性骚扰现象更频繁地发生。

正如社会学者、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助理教授钱岳所指出的，性骚扰很多时候，是男性想要证明自己比女性有更大的权力，是他们证明自己男性气质的一种方式。“仅仅依赖于女性站出来反抗是不够的，也需要其他男性在看到性骚扰的时候及时制止，让进行性骚扰的男性知道，他的男性同胞是很排斥和鄙夷这样的行为的，他在男性中地位只是变得更低而已。换句话说，男性也要参与进来，重新定义男性气质。”钱岳说道。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尽管美国的法律和社会组织对性骚扰现象做出了及时的、一系列回应，但现实中，许多人对骚扰者和受害者的形象认识仍止步不前——默认了“男老板与女职员”这一典型的骚扰场景。但正如上述研究所揭示的，性骚扰的复杂性远不止于此。打破这种刻板印象是帮助社会完善性骚扰政策和相关保护的关键步骤。有效的媒体传播必须超越男性上司、女性下属的角色扮演，更好地反映性骚扰事件的多样性。有效的申诉程序也必须保障举报人的利益，使受害者能够在不损害自身利益的情况下挺身而出。

参考文献：

1. Heather McLaughlin, Christopher Uggen, Amy Blackstone (2012). Sexual Harassment, Workplace Authority, and the Paradox of Powe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https://doi.org/10.1177/0003122412451728

2. 黄盈盈, & 潘绥铭. (2013). 21世纪中国性骚扰:话语介入与主体建构之悖. 探索与争鸣.

3. Heather McLaughlin, Christopher Uggen, Amy Blackstone (2017). The Economic and Career Effects of Sexual Harassment on Working Women. Gender&Society.

https://doi.org/10.1177/0891243217704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