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高三网

编译 | 施佳鑫

责编 | 陈晓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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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钱人家的孩子更可能学文科，穷人家的孩子更可能学理工科，这是最近复旦大学胡安宁教授和香港科技大学吴晓刚教授合作完成的一项研究的发现。他们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家庭出身好的学生的文化资本更高，使得他们更倾向于在大学选文科专业。这一研究于2017年12月发表于《英国社会学杂志》。

该研究采用的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主持的“首都大学生成长调查”数据。《知识分子》曾经介绍过吴晓刚教授等人利用该数据完成的另外两项相关研究（阅读）。在那两项研究中，他们发现，家庭条件好的学生在获得自主招生加分，考取重点大学等方面有优势。确实，公众以及社会分层学者往往关注家庭出身对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而较少考察家庭出身对大学专业选择的影响。事实上，后者也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因为不同专业的回报存在着差异，理工科毕业生的工资通常比文科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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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文化资本？

1977年，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了“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的概念。这一概念在同年出版的布迪厄和另一法国社会学家帕斯隆（Jean Claud Passeron）的著作《教育、社会与文化中的再生产》（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中进一步得到阐述。布迪厄在后来的研究中把资本分为四种形式，另外三种为经济资本（经济资源）、社会资本（人脉带来的资源）和象征资本（个人声望、名誉带来的资源）。

那么，何为文化资本？简单的说，它是一种文化的信号，能够将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区分开来。它的存在形式包括对事物的态度、兴趣爱好、知识、物品、证明某种资质的证书等。举个例子，相较于喝珍珠奶茶，喝英式伯爵茶或许是一种有文化的体现。

布迪厄将文化资本分为三类，即具体文化资本（objectified cultural capital）、内含文化资本（embodied cultural capital）和制度文化资本（institutionalized cultural capital）。具体文化资本是具有文化含义的客观存在的物体，例如古董、藏书等。内含文化资本指知识、谈吐、审美、爱好等内含于个人的文化资本。上面提到的喝伯爵茶就是一种内含文化资本。制度文化资本则是指制度上被认可的文化资本，例如学历、职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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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资本和社会不平等

布迪厄和帕斯隆认为，文化资本能够转化为具体的阶级不平等。实证社会学家们往往关心文化资本是否对教育成就有影响。倘若出身于文化资本高的家庭，会使学生在学业成绩上更占优势，那么这种优势会进一步变成学历上的优势，最终加剧社会不平等。然而，实证研究却并不总是支持这一观点。尽管一些美国和巴西的研究发现文化资本能转化为学业成绩上的优势，欧洲和亚洲的研究却发现两者并无关联，甚至一些基于东亚国家的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Yamamoto和Brinton在2010年的研究表明日本学生的文化资本越高，学业表现反而越差。2012年，Byun，Schofer和Kim针对韩国学生的研究得出了同样结论。

胡安宁和吴晓刚认为，东亚社会学校课程设置和考核方式高度一致化使得文化资本对学业成绩的影响有限。不同于美国，在东亚社会，学生的升学几乎完全由标准化的考试成绩所决定，所以好好准备考试才是最重要的。在这种情况下，文化资本能起到的作用很小。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文化资本在社会分层中毫无作用。两位研究者另辟蹊径，想到了研究文化资本在大学生专业选择中的作用。

不同的专业所带来的收入回报不同。新闻媒体常把大学专业按薪酬高低和就业率等指标进行排名，位于榜首的往往是计算机等理工科专业，而文科、艺术类专业则排名靠后。如果文化资本会影响大学专业选择，那么其在社会不平等中起的作用也就不言而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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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资本和专业选择

实际上，布迪厄和帕斯隆在他们的论述中提到过文化资本对专业选择的影响。他们认为，优势家庭出身的学生倾向于选择那些重视文化权利的领域。然而在实证社会科学领域，鲜有研究关注过这两者的关系。

探究拥有不同程度文化资本的学生在专业选择上的差异，在当下的中国显得尤为重要。1999年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7%，这一数字在2011年上升到了27%。如今越来越多的能考上大学，这意味着仅考上大学是不够的，还要选”好“的专业。

胡安宁和吴晓刚认为，中国人对理工科专业的偏爱早已有之。新中国成立后，出于工业化的需要，国家重视理工科专业建设和理工科人才的培养，这能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由于理工科专业在市场中同样能带来更多收益，对理工科的偏爱在上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进入市场化阶段后得到了延续，甚至更为突出。

在两位研究者的研究中，他们只关注具体文化资本和内含文化资本的作用，因为他们的研究对象是大学生，而制度文化资本通常指学历，所以并不适用这一研究。调查中他们询问了受访者在家里是否拥有一系列物质资源，例如书房、报纸、电脑、网络、报纸等，根据这些问题的答案构建了一个衡量具体文化资本的指标。内含文化资本则通过受访者上大学前的一些活动的参与频率来衡量，例如看电影、听音乐会、逛博物馆等。

按照惯例，研究者们把大学专业分成两类，STEM专业（按中文习惯，下称理工科）和人文社科专业，前者包括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和数学（Mathematics）。另外，他们根据父亲受教育程度、是否共产党员、是否全职工作和家庭年收入建立了一个衡量家庭出身的指标。

根据既有理论，家庭出身越好的学生文化资本越高，胡安宁和吴晓刚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文化资本能否进一步影响大学专业选择？他们的数据分析发现，当性别、年龄、是否少数民族、兄弟姐妹数等因素一样的情况下，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得分每增加1分，选择理工科大类的可能性减小10.33%，在家庭出身对选择理工科的影响中，65.97% 能被具体文化资本解释，9.87%能被内涵文化资本解释。另一方面，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得分每增加1分，选择人文社科的可能性增加12.64%。家庭出身对选择人文社科的影响中，63.51%能被具体文化资本解释，7.91%能被内涵文化资本解释。也就是说，家庭出身对专业选择有影响，且这个影响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直接起作用的，而是间接地通过影响文化资本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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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资本如何影响专业选择

文化资本越高，选择人文社科的可能性越大，选择理工科的可能性越小，那么这个作用是直接的吗？研究者们猜想，文化资本可能并不直接影响专业选择。

一个合理的猜想是，文化资本越高的学生高中时文科成绩比较高，这会使得他们倾向于选择人文社科专业。分析发现，具体文化资本越高的学生高考语文和英语成绩越高，对数学成绩则没有影响。内含文化资本越高，语、数、英三科成绩都更低，这可能是因为如果学生投入较多时间在提升内含文化资本的课外活动中，用于学习的时间会相应减少。进一步的分析中，他们发现具体文化资本对专业选择的影响中，只有很小一部分是通过语文成绩作用的，英语成绩则无关。

另一个猜想是，文化资本先影响非认知能力，再进一步影响专业选择。研究者采用了自我效能和自尊两个指标，前者指学生对已有资源条件下完成学业任务的自信程度，后者指对自己价值观、优势和重要性的评价。数据显示，具体文化资本和内含文化资本都能显著提高自我效能和自尊。具体文化资本能减少选择理工科的可能性，这其中自我效能和自尊起了一定作用。内含文化资本也能降低选择理工科的可能性，这其中仅有自我效能起作用。

文化资本如何影响专业选择？这个问题还没有很好的答案。单从这一研究中来看，我们必须承认，认知能力（文科成绩）和非认知能力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参考文献

1.Hu, Anning and Xiaogang Wu. 2017. "Science or Liberal Arts? Family Background, Cultural Capital, and College Major Choice in China"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2.Yamamoto,Y.and Brinton, M. 2010 ‘Cultural Capital in East Asian Educational Systems: The Case of Japan’, Sociology of Education 83(1): 67–83.

3.Byun,S.-y.Schofer, E.and Kim,K.-k.2012 ‘Revisiting the Role of Cultural Capital in East Asian Educational Systems: The Case of South Korea’, Sociology of Education 85(3): 219–39 

制版编辑：黄玉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