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李萱

2018年世界杯，折戟小组赛的卫冕冠军德国队在赛后掀起了更大的血雨腥风: 代表德国国家队出场92次、为德国队四年前捧回大力神杯立下汗马功劳的土耳其裔名将厄齐尔因与（在德国不受待见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合影，受到德国足协、足坛名宿和身边队友的猛攻——德国足坛传奇人物马特乌斯与（同样在德国不受待见的）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面，却并未收到类似的指责。

被“双重标准”审判的厄齐尔愤而公开退出了效力将近十年的国家队以示抗议。然而德国公众对于这位生长于德国、一度被视为种族融合成功典范的前国脚却拒绝表示同情：在德国《时代》报的相关调查中，绝大部分作答者表示对于国家队失去了这位世界级巨星“并不惋惜”。

2018年世界杯，比利时球员卢卡库受到的待遇要好得多，在一路挺进四强的球队里大放异彩，独中四元, 获得铜靴奖。然而，在卢卡库为媒体亲笔撰写的一篇自述中，这位刚果长大的明星也不无讽刺地表示，当战绩好时，他被称为“比利时球员”，成绩差时，他则变成了“刚果裔比利时球员”。

足球场上下或明或暗的种族歧视，只是族群冲突的冰山一角。从无伤大雅的甜咸粽子/豆腐脑/月饼之争，到历史上从未停止的战争和种族屠杀，对于“异己者”的厌恶和仇恨一直是人类难以摆脱的伤痕。不同群体的融合，是否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 

族群偏见的先天基础

“非我族类，虽远必诛”的想法，并非是成年人类的专利。

对于 “我们”和“他们”的区分，一定程度上是动物“智力”的表现。在千姿百态的自然中间，认识到一只香蕉和另一只香蕉虽然大小和颜色略有不同，但都可以成为果腹佳品；两只皮毛斑纹不同的猎豹，一样是具有杀伤力的捕食者——这样强调总结不同个体“本质特点”（essence）并根据其进行分类的思维模式，是我们的灵长类先祖在漫长的生存和演化过程中发展出的重要认知能力之一。“分类”能够帮助我们把同一类别的个体组合起来，可以极大地节省脑力，并让我们在不同情境下举一反三，灵活应变[2]。

“分类”的思维模式也存在于对于物种之内不同社会群体成员的社会认知之中[3]。在社交层面上，最基本的分类方式之一便是区分“自己人”（in-group）和“圈外人”（out-group）。在饥寒交迫、你死我活的远古时代，“圈外人”带来的往往是疾病和竞争。因此，不同于对自然世界的认识，人们对于社会成员的分类常常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更具体地说，对“自己人”的偏爱，和对“圈外人”的防备、恐惧乃至厌恶[6]。

对于“自己人”和“圈外人”的分类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标准。1954年，社会心理学家Muzafer Sherif曾招募了一群身心健康、家庭背景各方面都十分相似、此前素不相识的11-12岁白人男孩们来到位于俄亥俄州的罗伯斯岩洞参与一项夏令营活动。夏令营伊始，这些孩子被随机分成了两个小队，两队各自分开进行团队活动，彼此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1954年，罗伯斯岩洞夏令营中的小男孩（图源：美国心理学档案史/阿克伦大学）

在夏令营的第二阶段，研究者将两个分队带到了一起，并组织了体育比赛等一系列竞争性的活动。这些活动激发了孩子们的劲头，然而参与活动热情很快演变为了两队间言语威胁谩骂，并进一步发展到了燃烧对方队旗、偷窃财物和肢体冲突的地步。

孩子们的竞争和暴力本并不是新鲜事，但令人震惊的是，这些男孩和他们嗤之以鼻的对手仅仅认识了几天；这些男孩，和他们的“自己人”也才认识了几周而已——这些看似死生契阔的恨与爱，根本是随机分配的结果[7]。

而“排斥异己”的倾向，在人生更早的时候便已具备。

美国和加拿大的研究者们曾探索了9-14个月大的婴儿对于”和自己类似的”及”和自己不同的”两类人分别具有什么态度。实验开始时，研究者给婴儿呈现了两种小吃，让婴儿选择自己更喜欢的。然后，研究者请出了实验的主角——一只玩具小兔。根据实验设计，一部分的婴儿看见的是一只口味和自己相同的玩具小兔，另一部分的婴儿则发现，小兔 “选择”的零食和他们自己相反。

实验的主要内容是一场精彩的布偶戏：在布偶戏中，主角小兔频频遭遇挫折。此时，有的布偶小伙伴对小兔伸出了援手，有的布偶小伙伴则对小兔落井下石。布偶戏结束之后，研究者再次让婴儿们做出选择：你更喜欢帮助小兔的布偶，还是喜欢伤害小兔的布偶呢？

研究者们发现，那些发现小兔择零食口味和自己相同的婴儿，马上会将小兔盖章认定为“自己人”。这些婴儿会对小兔表示出极大的同情——他们明显更喜欢那些帮助小兔的布偶，而非那些伤害小兔的布偶。而那些看到小兔口味与自己不同的婴儿，则心狠手辣起来：他们对那些伤害小兔的布偶表示了更大的喜爱—— “敌人”的 “敌人”，就是我的朋友。

要成为一个人的“敌人”，仅仅需要和ta选择一种不同的零食而已[1]。

甜粽子 vs 咸粽子（图片来自网络）

来自婴儿的研究已经表明，“我们”与“他人”二元对立的思维，在“人之初”便深深铭刻在我们的基因之中。然而，十字军东征、日军屠杀、纳粹灭犹、卢旺达种族清洗……这些人类社会的黑历史，是否都全部应当让人类的“天性”来背锅? 为什么人类社会中的“迁入者”——例如作为第三代移民的厄齐尔——在经年累月的交往中，依然无法获得族群成员的信任？

族群偏见的后天过程

尽管看似无辜的婴儿的确具有对他人形成偏见的潜力，巩固和加深这些偏见的，还有许多复杂认知和社交过程。

语言作为人类思考与交流最重要的工具之一，便时常可以在无意之间成为塑造和传递族群偏见的帮凶。美国和加拿大的学者曾考察了英语中的“泛指性表述”对于人们对社会群组态度的影响。例如，英文中可以使用a、the等不定冠词或用复数名词指代整个属类。“The Chinese eat rice.” “A gentleman doesn't kiss and tell.” 中文虽然与英文具有较大差异，但也有一些类似说法，例如: “一所好大学面对性骚扰案件时，应当带着自我检查的勇气启动专业的调查流程，而不是一味封禁举报人”。

研究请成人和儿童被试阅读了一本绘本，绘本中描述了一种并不存在的人类族群（被称为“Zarpie”）。这一研究使用的绘本在描述这些“人类”的方式上有若干版本：它们或使用泛指性语言（“Zarpie们害怕瓢虫！！”），或使用特指性语言（“这个Zarpie害怕瓢虫！”），或完全不指代Zarpie群体（“这人害怕瓢虫！”）。几天之后，研究者通过问卷调查了参与者对Zarpie这一群体的印象。结果发现，那些阅读了使用泛指性语言绘本（“Zarpie们害怕瓢虫！！”）的参与者，对Zarpie们抱有更刻板的印象。

虚构的人类族群Zarpie（图源：参考资料[5]）

不仅如此，接触到使用泛指性语言绘本的家长，在对孩子描述这一族群的时候，也更有可能使用刻板化的语言——换句话说，短短几分钟的阅读在家长心中形成的刻板印象，就可以通过家长的语言传给下一代[5]。

令人尤为揪心的是，可以通过人群中的一眼或几分钟的阅读形成的偏见，消除起来却万分艰难。与人们的直觉不同，简单的跨族群接触对于扭转偏见几乎无能为力。在前文提及的罗伯斯岩洞实验中，研究者在两个夏令营分队的冲突之后考虑了各种方法，消解男孩们对彼此的敌意。结果令人沮丧：无论是对男孩们解释对方的各种优点，或者是安排就餐、看电影等共同活动，两个小分队之间依然恶意满满[7]。

这一结果，对于关注跨文化交流的学者来说并不奇怪。相关理论指出，与“圈外人”的沟通，往往包含着众多障碍。即便不考虑到不同群体已经积累的“世仇”或是关于特定群体的刻板印象，不同族群的人们交往时往往已经带着对于矛盾冲突的预期和焦虑——例如，回忆一下自己第一次和歪果仁说话，即时对于对话充满了积极的期待，是不是心里依然有些担心双方能否相互理解？这些焦虑，一方面放大了族群之间已有的语言和文化距离——焦虑的时候，更难以有效、准确地处理新信息——例如通过对方的表情发现ta是否听懂了你的意思并及时调整沟通方式以改善效果，另一方面则让人们对于他人的言行举止更容易做出负面的解释——例如，将对方原本相对模糊的回应解读为“ta可能对这段对话不感兴趣”[4]。

（图源：RedShoeMovement.com）

偏见与全球化

演化给予我们的生存逻辑，适应的是远古时期小型村落社会。而今天的世界，流动与融合已经成为默认常态。经济、贸易、科技、文化的合作让文化敏感性和跨文化交际能力成为了职场上的硬通货；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走出国门——不仅仅走向传统的发达国家，也藉由各种政策的扶持，开始探索传统上并非热门留学目的的国家——比如中国、墨西哥、印度等[8]。

这样的流动本该是人类社会的宝贵机遇。然而，全球化的浪潮和各国文化的交融让许多人感到困惑，甚至备受威胁：美国大选中的“建墙”狂言，在过去两年内每天贡献新鲜狗血的英国脱欧，都让人有一种奇异的时光倒流感。

讽刺的是，遭遇偏见的经历本身并不让人对族群偏见免疫。经历了百年屈辱的中国人，近年终于在比自己更弱势的人身上找到了“扬眉吐气”的机会：央视春晚通过“涂黑脸”、扮猴子等方式对非洲人民的呈现，让网友们大跌眼镜——信息如此发达的8012，原来还有人对于其他族群如此无知无情。国内的各大论坛上，也时常可以看到 “大汉”继承人们满口“蛮夷”的种族歧视话语。

然而不管某些人喜欢不喜欢，我们已经回不到那个看似田园牧歌、实则战事纷飞的“单一族群”时代，也不应该再回去了。

在罗伯斯岩洞实验中，研究者们屡试屡败之后终于找到了让男孩们重启对话的方法——给他们设置一些必须合作才能达成的重要目标，例如需要两队队员共同解决的喝水短缺问题，或是陷入泥沼、需要全员参与才能推动的卡车。在被迫相互依存、实现共同目标的过程中，两队的冲突逐渐得到了消解。当今的人类社会固然有国家和民族之间不断加剧的竞争，却也涌现出越来越多亟待达成的共同目标：大到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小”到拯救卡在岩洞中的泰国男孩，都需要人们暂时放下对于其他族群本能的警惕、敌意和焦虑，真正投入到倾听彼此、解决共有问题中去。

救援泰国岩洞男孩的国际团队

说回足球。

2018年的世界杯，最耀眼的明星之一莫过于法国队19岁的前锋姆巴佩。这位拥有喀麦隆和阿尔及利亚血统、生长于法国的小伙子一早就显出了足球方面的天赋——作为法国U19青年队在2016年夺冠的最大功臣，他在本届世界杯中以四粒进球（包括一粒决赛进球）为法国队带来了世界足球的至高荣誉，并荣获 “最佳年轻球员奖”。绿茵场和整个世界，在这个奔跑起来像风一样的大男孩面前，都才刚刚展开。

《冰与火之歌》中的“龙母”在与铁王座继承人雅拉结盟时曾经说：“我们的父辈……在身后留下的世界，比他们接手的那个更加糟糕。我们不能重蹈覆辙。我们要让我们继承的世界在我们手中变得更好。”我们的祖辈成长于世界大战的炮火之中；我们的父辈生活在东西冷战的铁幕之下；而八零、九零后，则一面享受着贸易、信息、文化全球化带来的丰富与便利，一面目睹着世界各地的民族主义火苗一次次顽固地反窜。

祝姆巴佩们好运。

姆巴佩

参考资料

[1] Hamlin, J. K., Mahajan, N., Liberman, Z., & Wynn, K. (2013). Not like me= bad: Infants prefer those who harm dissimilar other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4(4), 589-594.

[2] Haslam, N., Rothschild, L., & Ernst, D. (2000). Essentialist beliefs about social categori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9(1), 113-127.

[3] Liberman, Z., Woodward, A. L., & Kinzler, K. D. (2017). The origins of social categorization.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1(7), 556-568.

[4] Matsumoto, D., & Juang, L. (2013). Culture and psychology, Wadsworth: Cengage Learning.

[5] Rhodes, M., Leslie, S. J., & Tworek, C. M. (2012). Cultural transmission of social essentialism.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9(34), 13526-13531.

[6] Schaller, M., & Neuberg, S. L. (2008). Intergroup prejudices and intergroup conflicts. In C. Crawford & D. Krebs (Eds.), Foundations of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pp. 401-414). New York, NY, : Taylor & Francis Group/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7] Sherif, M. (1958). Superordinate goals in the reduction of intergroup conflic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3(4), 349-356.

[8] University of Oxford International Strategy Office. (2015). International trends in higher education 2015.

文章头图及封面图片来源：youtube

本文经授权转发自微信公众号「新原理研究所」（ID：newprincip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