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疫情是“第二波”?其实只是“余震”-深度-知识分子

北京疫情是“第二波”?其实只是“余震”

2020/06/17
导读
如何维持“可防可控”的“新常态”,这可能是北京疫情给我们的启示。


北京疫情是病毒流行的“第二波”?(图源:人民网)


撰文 | 王建新(药学专家)

责编 | 李珊珊、 叶水送


就在我们认为通过全方位的检测和监制,已经把新冠病毒回潮的可能性控制在最低水平时,北京的一次突发事件让全国人民的神经再一次紧绷起来。有人甚至认为,这将可能是“武汉暴发”的重演。


难到我们真的会被重新打回到几个月之前的局面吗?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这是不是就是我们最近一段时期来讨论的病毒流行的的“第二波”?严格来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二波”应该是在第一次大流行结束后的一种季节性的反复。世界卫生组织(WHO)最近在提到北京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病例回潮”时指出,从世界目前的情况来看,我门还仅仅处于大流行的“第一波”。因此,这次的局部暴发其实是上一次的“余震”。


今年年初,我们采取了史上最严格的封锁政策,在很短时间内切断了病毒传播的途径。这仅仅延缓了病毒的传播,降低了“第一波”对于社会和经济的冲击。但并没有达到完全“歼灭”病毒的目的,在国内如此,在国际上更是如此。因此,随着中国和世界各地逐步开禁,病毒重新流入社会是很难避免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很多人都非常惊慌呢?


这是因为这次的暴发让我们看到一种过去没有完全意识到,也因此很可能没有做好防御的“传播途径”。这就是除了“人流”之外,还有“物流”, 包括食品甚至各种工业产品,也可能成为病毒的载体。无论这里有没有“阴谋”, 除非我们断绝和世界的一切联系,回到“闭关锁国”的时代,这方面的“漏洞”可以说是防不胜防。因此很多人的惊慌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也正因如此,让我们在下一次真正大流行之前,发现了一个漏洞,打了一场阻击战。 


总体来讲,这次意外小规模暴发之后,北京和周围地区的反应和措施是及时而有效的。上次突发事件后建立的一系列的措施和手段在这次北京的疫情中都发挥了作用。从疫情上报、流行病学调查到普遍检测和患者处置,应该说做得都是可圈可点的。


医护人员采集受试者的咽拭子(图源:新华社)


这次局部暴发后,在不到72小时内,借助全民健康系统进行的流行病学研究很快就锁定了“新发地”。这样的“中国速度”可以说是历史性,也为今后控制局部暴发树立了一个标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的局部暴发是对我们过去一段时间以来“练兵”的一次检阅,也可以说是在准备下一波可能的流行之前的一次难得的“兵演”,作用不能说不大。


目前,病毒的溯源工作尚未结束,在媒体采访中,有专家指出,目前的一些病毒分型方面的信息提示,这次暴发相关的病毒很可能来自国外。有消息称,(这次的)新病毒可能更有传染性和致病性,如果是这样,那也不奇怪。不久前,美国纽约大学的研究人员就发现,目前在欧美流行的病毒株带有和中国流行病毒株不同的变异。中国流行的新冠病毒株在第614位氨基酸位置上是天冬氨酸(614D),而欧美主要流行的病毒株在这个位置上是甘氨酸(614G)。中美在流行病毒株方面的差异非常大。在中国,614G的病毒株仅仅占不到1%。而这个病毒在欧美的流行率高达20% - 90%。由于这个氨基酸位于新冠病毒的S蛋白上并且参与了和人体细胞表面受体ACE2的结合,因此从计算机模拟结果看,这一差异很可能让欧美新冠病毒株具有更高的的传染性。因此,我们怀疑,这次流入中国的有可能是带有614G的病毒株,传播力更强,这值得我们警惕。



似曾相识的场景,“警钟”再次敲响。


至于614G的新冠病毒毒株是如何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此前,很多人怀疑是来自进口的三文鱼,导致了很多三文鱼被过早销毁了。事实上,此后各地的核酸检测已经给三文鱼“平反”了。但即便如此,我们仍需认识到,在三文鱼或其他海鲜从养殖到处理的全过程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有可能导致人为的污染。为何此次疫情指向了海鲜市场?这是因为海鲜产品一路冷链保存,为病毒长距离传播提供有利条件。另外,很多海鲜市场也是著名的脏乱,即使通过检查抽样,也很难发现。


这样一个“似曾相识”的场景,也再次给大家敲了警钟:即使是一些看似无害的饮食习惯,在疫情暴发期间都可能成为病毒流行的“助攻”。因此很多城市,包括我的家乡南通市,都发出通知不能食用生三文鱼。


其实不仅仅是三文鱼,在鱼米之乡中难免有其他很多类似的饮食爱好都需要改变。这里一个很难让人接受的事实就是,个人的喜好一旦成为普遍的行为,就会催生规模化的生产、运输和分配。而这里的每一环节都埋有可能导致群体事件的“地雷”。这方面,我们只要想一想多次导致全球流行的禽流感或猪流感就可以明白这个道理。因此以世界“吃货”自傲的朋友们要千万三思。


世界上并不是每一种动植物都是我们的口中物,因此在更高层度上改变一些饮食文化,提高饮食文明,不仅应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而且是一个“迫在眉睫”的任务。


除了“输入性”的问题外,我们需要审视的自身问题还有更多。很多民众在经历了大流行第一波,重新恢复正常工作和生活后,忽视了继续保持高度警惕和防御的重要性。忘记了切断病毒传播的几个基本必要措施,包括外出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避免人群拥挤地方等等。可以做一个假设,如果“新发地”管理人员在疫情过后,能够坚持做好基本的防范措施,现在的情况也许不会这样严重,疫情也很难进一步影响到全国各地。


目前,各地政府在获悉北京发生的情况后,重启了全套的社会隔离和保护措施。和上次不一样的是,这次各地在实行社区隔离监控时,并没有完全终止正常的社会和经济活动。而这就是我们应该达到,可以达到的“可防可控”的“新常态”。


华山感染科主任张文宏等人已经多次提出,在发生可能的“第二波”之前,小规模局部性的暴发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既不能忽视可能的危险,也不能因此感到恐惧。和半年前相比,我们不但已经有了对付新冠病毒的丰富经验,同时在设备、仪器和诊断试剂等方面,也早就是“鸟枪换炮了”。




注:作者王建新为药学专家,专注于肿瘤免疫治疗。本文首发在“医药经济报”上,作者授权转发。




制版编辑 | 王乐佳

参与讨论
0 条评论
评论
暂无评论内容
《赛先生》微信公众号创刊于2014年7月,创始人为饶毅、鲁白、谢宇三位学者,成为国内首个由知名科学家创办并担任主编的科学传播新媒体平台,共同致力于让科学文化在中国本土扎根。
订阅Newsletter

我们会定期将电子期刊发送到您的邮箱

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