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师生的五种关系-深度-知识分子

诺奖师生的五种关系

2019/10/07
导读
引路人、合作者、继承人、质疑者、陌生人。


编者按

       2016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授予在细胞自噬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日本科学家大隅良典。大隅良典于1974-1977年在美国洛克菲勒大学做博士后,师从诺奖得主杰拉尔德·埃德尔曼(Gerald Edelman)。事实上,埃德尔曼的导师亨利·孔克尔(Henry Kunkel)也是一位十分出色的生物学家,曾获得拉斯克奖、盖尔德纳奖等重要奖项,就差个诺贝尔奖了。由此可见师生传承对诺贝尔奖得主来说可能有重要作用,但这是诺奖得主之间唯一的师生关系吗?本文通过对诺贝尔奖得主师生关系的探讨,从而揭示出那些重要但却未被引起重视的内容。


撰文 | 刘益海(南京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责编 | 叶水送、邓志英


  


很多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存在师生关系,而且其中的关系网络还比较复杂,这是一个有趣且重要的现象。不得不承认,科学界的师生关系的确对导师和学生在科研上具有重要影响。与科赫一样扣响诺贝尔奖之门的有他的四位学生,分别是贝林、坎尔利希、艾克曼和菲比格。霍普金斯不仅是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圣捷尔吉、钱恩、赫斯、克布霍斯、桑格等一批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是他的学生。摩尔根因为在遗传学上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的学生也是群英辈出,沃森、杜尔贝科、巴尔的摩均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1]。然而,由于导师与学生在人际关系、教育关系、心理关系、道德关系上的互动的不同,形成的师生关系也是不尽相同。本文通过对1929年〜2009年80年间20对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师生关系的梳理,总结出5种有代表性的师生关系。


一、引路人——读书全靠自用功,先生不过引路人


左:霍普金斯(Sir Frederick Gowland Hopkins),右:桑格(Frederick Sanger)


霍普金斯,英国生物化学家,192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曾担任剑桥大学首位生物化学教授,并创立了生物化学系。桑格,英国生物化学家,在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留校继续从事生物化学研究工作,他潜心研究牛胰岛素的氨基酸序列,最终因确定胰岛素的分子结构而获得1958年诺贝尔化学奖,难能可贵的是,由于对生物实验技术的精通,他又因设计出一种测定DNA核苷酸序列的方法——桑格测序法而再次问鼎诺贝尔化学奖。


对于桑格来说,霍普金斯教给他的生物化学知识以及实验技术固然重要,但对他的意义远非如此。桑格在自传中提到,一到剑桥,他就变得极端兴奋,对生物化学充满兴趣,主要是由于受到Ernest Badmin和其他生物化学系年轻而富有热情的成员的感染,而生物化学系为霍普金斯所创,正是霍普金斯给生物化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激发了这群年轻人积极投身于生物化学的兴趣。在自传中,桑格强调“对我来说,这儿才是一条路,使我真正理解生命物质,发现针对医学问题一个更科学的理论。”在潜心研究胰岛素结构时,他也说过“在蛋白质化学领域,这真是一个特别激动人心的时刻。”[2]此外,霍普金斯在创建生物化学系之后,成为英国皇家学会的主席,主要致力于政治事务,很少有时间过问科学研究。但他认为“在此期间,我对我的同时代的人有很大的影响”[3]


导师的示范作用和个性魅力对唤起年轻人献身科学的热情具有催化作用。导师不仅可以用法定权利影响学生,其非权利性影响力也是不可忽略的。非权利性影响力,包括导师的职业伦理、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和个体气质等方面,这种影响力因导师自身的知识、能力和品性而存在,不会随其职务、地位的改变而改变[4]。导师给学生不仅是知识的补充,视野的开阔,更会给学生一种思想与精神的感染。从施教者的角度讲,思想的高度决定了施教的高度,因为只有思想才能点燃思想,以生气唤醒生气,以激情感动激情,以理想鼓舞理想,以生命创造生命[5]。导师希望在学生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而且是一个更高大的影子。


二、合作者——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右:伊丽莎白·布莱克本(Elizabeth Blackburn)、卡罗尔·格雷德(Carol Greider)


200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被授予给3位美国科学家,伊丽莎白·布莱克本、卡罗尔·格雷德和杰克·诺斯塔克,他们在发现“端粒和端粒酶是如何保护染色体”这一机理上贡献突出。令人感兴趣的不仅是同时出现两位女科学家,而且这一对女科学家竟是师生关系。布莱克本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建立自己的实验室,她在之前找到的染色体末端测序实验的绝佳材料——四膜虫,发现了两端特异性重复序列,也就是端粒。由此,布莱克本假设细胞内存在特异的酶催化端粒末端添加反应,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用实验来证明酶的存在,一个研究生的加人使这个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这个人就是格雷德[6]。她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本科毕业后,加入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布莱克本的实验室。格雷德通过生物化学的实验方法证实细胞内确实存在一种只对端粒序列有活性的酶,为此,她们又设计了一个关键性的实验,即把人工合成的酵母端寡聚核苷酸序列导入到四膜虫细胞提取物中,结果得到的仍是四膜虫的端粒重复序列[7],从而进一步证明了该酶的特异性。


布莱克本师从著名化学家桑格,拥有必需的化学知识和DNA测序的技能,格雷德有丰富的生物化学知识并掌握DNA克隆技术,正是由于师徒两人有自己的特长,才会形成合作的基础。在完成各自实验的基础上形成一定的理论与猜想,然后相互交流并进行实验验证,她们在合作中不断互补,不断推进研究,最后共同捧起了奖杯。


医学是一门经验性很强的科学,医学生在进行研究时,如果能多多借助前辈的理论与经验,加强与导师的合作交流,就能少走许多弯路,更快地走向成功。师生关系不是“导师主体”、“学生主体或者“双主体的关系,而是平等的对话关系。导师在师生关系中的地位是“平等中的首席”,“其作用没有被抛弃,而是得以重新构建,从外在于学生情景转向与情景共存,是内在于情景的领导者,而不是外在的专制者。”[8]另外,合作是双向性的,不是单向性的依靠,这就要求导师不是一味地带着学生,不要让学生对自己产生依赖性,而是与学生一起合作、探讨、改进,最终完成项目。总之,先确保他们具备独立研究的能力之后,才可以画龙点睛,才能起到整体大于部分之后的效果。


三、继承人——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


左:卢里亚(Salvador Luria),右:沃森(James Dewey Watson)


卢里亚,意大利著名微生物学家,因发现病毒的复制机制和遗传结构获得诺贝尔奖。在他任教于印第安纳大学期间,一个研究生加人了他的门下。这个小伙子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沃森,因发现DNA双螺旋结构而获奖,从而开启了分子生物学时代。沃森成为卢里亚的学生后,立刻选学卢里亚开设的有关病毒学的课程,他从导师那里学到了大量有关病毒的知识。由于沃森对化学不感兴趣,所以,为了使沃森学到研究基因所必需的化学知识,卢里亚将沃森送到哥本哈根他的好友卡尔恪的实验室,并为他申请了一份奖学金[9]。之后在卢里亚的帮助与推荐下,沃森又来到剑桥实验室,正是在这里,他遇到了最强合作伙伴克里克,经历无数次的失败与改进,他们最终确立了DNA分子的双螺旋结构。


卢里亚并没有对沃森的创举有直接的贡献,而是提供科研上的帮助,间接地引导他去探索。沃森的研究可以说是卢里亚的继承,只不过是更具深人性、突破性。卢里亚发现病毒的复制结构将微生物学带到了亚细胞水平,而沃森直接进人了生物分子水平,为基因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医疗工作者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医学,与时俱进,在接受前人的理论时,更要担负起传承的任务。当然这个传承不是静止的,被动地接受,而是前进的,主动地获取。传承不仅仅是起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还有发展、创新的过程。导师的成果可以作为研究的便利,但不是全部,只是一个站脚的台阶。站在这个台阶上学生才能更好地去研究问题,集中精力去深人解决更困难、更核心的挑战,将理论推向更高的高度。可见,导师应该重点培养学生看待问题的角度和研究问题的方法,使他们能够传承修正自己的思想理论,去发展开拓,甚至做一个集大成者。


四、质疑者——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左:科赫(Robert Koch),右:艾克曼(Christiaan Eijkman)


克里斯蒂安·艾克曼因发现可以抗神经炎的维生素B于1929年获得诺贝尔奖。他早年留学德国,投奔科赫门下攻读细菌学。此时,因为首次提出每种病都由一定的病原菌感染的理论,科赫已成为著名的细菌学家。在学习期间,艾克曼学习大量微生物的知识,并主动参与结核杆菌的研究,这为日后在维生素B的发现上奠定了重要基础。由于偶然的机会,艾克曼赴东印度群岛研究“脚气病”。当时科赫细菌致病理论占统治地位,加之从“脚气病”患者血液中分离出一种所谓病原体的病菌,其他科研人员都认为脚气病是由细菌引起的。而艾克曼对这种解释持怀疑态度,在经过反复实验后,他发现病因是当地食物中缺乏某种微量物质,也就是后来被发现的维生素B。


艾克曼从导师那里学到有关细菌的知识,但没有迷信于导师的病原体致病理论,而是发散思维,创新地提出人体内有维持生命正常运转所必需的微量物质,缺乏它会导致疾病。一个是公认的细菌学家,一个是营养学的先驱,两个大师在各自的研究领域撑起了一片天。艾克曼师从科赫,向权威学习微生物理论知识,但在遇到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的现象时,又敢于质疑权威,向权威挑战,通过自己的实验观察去解决问题,不仅丰富了微生物学理论,同时也开辟了营养学这门新学科。


医疗工作者不仅要有终生学习的能力,更要有终生怀疑的能力。医学是不断发展的学科,既然是新兴的知识,必然会有所争议,这就要求师生都要用批判性的思维看待问题。导师不要固步自封,而是以一个开放的心态接受新事物,以一个宽广的胸怀包容学生的异议。学生更是要敢于质疑权威、挑战权威,这样才会有为寻求真理而做的漫漫求索,才会有原先理论的发展与完善。


五、陌生人——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萨兹(Albert Schatz)右:瓦克斯曼(Selman A. Waksman)。来源:Rutgers University Libraries


1952年,美国罗格斯大学的微生物教授瓦克斯曼因发现链霉素而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相比之下,他的学生萨兹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荣誉与尊重。在链霉素发现过程中,萨兹冒着生命危险,呕心沥血地研究数百种微生物抗体的抗菌能力。黄天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萨兹发现了链霉素的抑菌效果。他将这一重大发现告诉导师,导师也很兴奋,随后,这项研究成果于1944年刊登在《实验生物学和医学学会会刊》上,作者是萨兹和瓦克斯曼[10]。链霉素的发现同时带来了巨大的商机,萨兹在离开罗格斯大学前,在瓦克斯曼的建议下同意将链霉素的专利权转让给校方。而瓦克斯曼却背信弃义,利用链霉素捞取经济利润。萨兹听说这件事后,一怒之下将导师告上了法庭,两人之间也由师徒情深到反目成仇。最终的结局是瓦克斯曼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被称为抗生素之父,而其学生萨兹的科研贡献不仅被官方抹杀,而且本人被学术界指责为忘恩负义而拒之门外,最终郁郁而终。


导师固然在学术上令人佩服,但在道德素养上却令人大跌眼镜。在他看来,萨兹的指控简直是莫名奇妙,自始至终瓦克斯曼都认为自己才是发现链霉素的主要

贡献者,因为萨兹的工作早就在计划之中[11]。用学生做自己研究的牺牲品,并且亵渎学生的研究成果,难怪师生会形同路人。


医学正走向集体化,在许多情况下,重大项目往往是由一群科研人员共同完成的,所以师徒关系不仅是学术上的同志关系,也是承担经济利益/风险的伙伴关系,在实际情况中,往往会存在偏差,具体到学生与导师的研究上,这种偏差缘于以下两方面原因:第一,科研团队生产出的科研成果是一种联合产品,因此,科研人员对这种联合产品的边际贡献实际上很难准确考核与精确度量;第二,科研资源的配置是自上而下的[12]。所以,导师要把握住自己的度,对这种偏差进行合理的调节。师生关系也是生活中重要的人际关系,导师应该尊重学生,与学生坦诚相待。


综上所述,因双方性格、思想和精神的不同可以发展出各种师生关系,继而对导师和学生产生不同的影响,有喜剧也有悲剧。到底什么才是教育的真谛呢?导师对学生要有爱,可以是传授学生知识,也可以是身体力行做好表率,还可以是为学生提供研究上的帮助,支持鼓励学生,但千万不能是只爱功名。学生对导师要有敬,可以是协助导师研究,也可以是修正导师的不足,帮助导师更完善,还可以是献身科学、传承导师的价值观念,但千万不能只是敬利益。尤其是诺贝尔奖级的师生,更是一个要为人师表,通过自己的行动感化学生;另一个要饮水思源,去传承、开拓、创新。师生都要谨记教育的实质——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千教万教,教人为真。


著名的萨缪尔森获奖时说过一句话,“我可以告诉你们怎么样才能得到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金,诀窍之一就是要有名师的指点。”无论什么样的学生,都先要高度重视挑选导师这一环节,不但要看导师的实力水平,更要看导师的道德素质。一个醉心于科学研究,不汲汲于名利的导师才是学生的选择,否则,会出现第五种师生关系中的结局。从导师来讲,导师也要准确挑选真正热爱科学,求真务实,具备良好道德的学生。科研活动中时时要尊重学生的成果,这样才会得到学生的真心爱戴。一旦选好导师,导师就要发挥主导作用。领路人关键是“领”,适合于对科学奠基的先驱型导师和悟性高以至一点就通的自觉型学生,就好比是国民经济中的私营企业。“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导师应注重自身诚信道德的修养,以高尚的科研情操影响学生,以求实的诚信态度感染学生,主动建立相互信任的友好关系[13]。合作者关键是“合”,适合于热爱集思广益的发展型导师和任劳任怨的实干型学生,就好比是国民经济中的合资企业。如果导师研究的是一项复杂的课题,由于自己的精力有限,很难全面地深入下去,就需要从相关领域的学生中寻找合作者。继承者关键是“承”,适合于对学科贡献极大的支柱型导师与百折不饶的探索型学生,类似于国民经济中的跨国企业。尽管导师在自己的领域是一个公认的掌门人,然而接触的越多也越能找出自己的不足之处,越能清晰地感觉到如何前进发展,这就需要找一个弟子,将自己的经验传授与他,让他去挑起大担。质疑者关键是“疑”,适合于只手遮天的终结型导师和极富天赋的创新型学生,就好比是国民经济中的垄断企业。对于脑筋在某一方面极灵的学生,导师不要强行把他们拉入到自己轨道,而是因势利导,给他们提供一些“另外”的帮助,让他们在自己的舞台大展身手。


根据导师与学生的特点灵活地选择最合适的师生类型,这其实就是师生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对科学、社会都将是意义深远的。涉足于21世纪最具挑战性的学科——生命科学,生命科学虽然发展很快,硕果累累,但由于学科的复杂性,生命个体的差异性,生命科学依旧是一个充满未知谜团的领域。这就需要临床医学生不要仅满足于成为运用成果的临床型医生,而是成为敢于提出质疑,积极探索,主动创新,勇攀高峰的研究型医生,他们本身的努力毫无疑问是重要的,而作为新型的导师也应该是任重道远。


(指导导师:南京医科大学刘虹)


本文原载《医学与哲学》杂志2016年1月,原题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师生关系分析》,《知识分子》获授权刊载,配图为编者所加。


参考文献

[1] 刘虹.诺贝尔医学奖传奇[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2:36.

[2] Nobel Media AB. Frederick Sanger-Biographical[EB/OL]. [2015-11-25]. http://www. nobelprize. org/nobel_prizes/cheraistry/laureates/ 1980/sanger-bio.html.

[3] Nobel Media AB. Sir Frederick Hopkins-Biographical[EB/OL]. [2015-11-25]. http://www. nobelprize. org/nobel_prizes/medicine/laureates/ 1929/hopkins-bio. html.

[4] 楼成礼,孟现志.研究生导师非权力性影响力刍议[J]中国高教研究,2004(10):51-52.

[5] 彭佳景.自觉当好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J].湖南教育,2011(3) :1.

[6] 郭晓强,米裕.端粒女王:布莱克伯恩教授[J].生物学通报,2007, 42(6):60-61,

[7] 杨超,邸伟,张飞雄.伊丽莎白•布莱克本与端粒和端粒酶研究[J].遗传,2010,32(1):1-3.

[8] 陆有铨.躁动的百年:20世纪的教育历程[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173.

[9] 杨运春.弟子不必不如师:沃森和卢里亚的故事[J].中学生物教学,2004(Z2) :100-101.

[10] 朱俊明.科学史上的“冤案”[J].教师博览,2006(2) :52 — 54.

[11] 赵承渊.1952:师徒之间的纠缠[N].东方早报,2013 -11-09 (A05).

[12] 马健.科研组织的委托代理分析:现状及其问题[J].科学管理研究,2005,23(3):49-52.

[13] 邓一红.研究生科研诚信与科研道德问题探析[J].出国与就业:就业版 ,2011(10):105 -106.




参与讨论
0 条评论
评论
暂无评论内容
知识分子是由饶毅、鲁白、谢宇三位学者创办的移动新媒体平台,致力于关注科学、人文、思想。
订阅Newsletter

我们会定期将电子期刊发送到您的邮箱

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