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安成邦（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责编 | 叶水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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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是很多国人耳熟能详的句子。类似的诗句有“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这是一种极具写实意味的描写。在春光初临的时节，犁开沉睡了一冬的土地，把一粒粒饱含希望的种子洒进松软的泥土里。当秋风送爽的时候，田地里密密层层地长满了金黄的谷穗。把沉甸甸、毛茸茸的谷穗，掂在手里，丰收的喜悦油然而生。收获的谷子加工以后就成为小米。那么，人类是如何和小米结缘的呢？

小米起源于中国北方

说到小米，很多人脑海中就会浮现出超市里精致包装的黄灿灿的小米粒。其实，小米是粟（Setaria italica，俗称谷子）和黍（Panicum miliaceum，俗称糜子）的籽粒被脱壳加工以后的统称。小米也不只有黄色的，从颜色来说，有白、红、黄、黑、橙、紫等多种，可谓五彩纷呈，只不过黄色的最为常见。粟黍可供食用，也可用作饲料。中医认为小米是滋补佳品，《本草纲目》说粟米“煮粥食，益丹田”。

粟和黍都是禾本科植物，但它们是不同的种。粟的别名狗尾巴粟就形象地勾勒出了它的外貌，基因研究证明，粟和水稻的祖先在距今5000万年前友好分手（1）。黍的祖先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它的外貌倒是和水稻有几分相像。除了籽粒可供食用，黍秆在旧时的农村主要用来扎笤帚，硬梆梆的帚把是母亲教训不听话的熊孩子的最好武器。

粟和黍的驯化时间长达数千年（2），气候变化很可能是这一革命性事件的关键推手。大致距今1万5千年前，地球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冰期结束了，气候逐步回暖。来自广袤的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和煦的夏季风，逐步向中国北方更远的地方推进，为这些地区带来了丰沛的雨水（3）。“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趋向暖湿的气候带来了繁茂的植被。在和畅的夏季风的吹拂下，粟黍的祖先在北方的土地上拔节、开花、结籽。在漫山遍野的色彩中，野生粟黍黄澄澄的籽粒吸引着采集食物的先民。因为吸引，先民和粟黍欣然相爱，最终结缘，催生了中国北方最早的粟黍农业。

粟和黍的驯化是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时候发生的（2）。距今1万年以来，季风持续增强，最终形成了距今7.8-5.3千年的降水最为丰沛的时期，当时中国北方的降水可能比现在多30%（3）。适宜的气候，为原始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平台。距今8-7千年，中国北方许多地点陆续出现了粟黍农业，比如甘肃的大地湾、河北的慈山、河南的裴李岗等等。现在全球已知的直接用种子测定了年代的最早的粟黍，是在我国内蒙东部的敖汉旗发现的，其年代是距今7600多年（4）。

我国古代农人收割粟黍的情形

进入仰韶文化时期（大致为距今7-5千年），丰沛的降水、温暖的气候，使得粟黍农业迅速遍及了中国北方，西起渭河之滨，东至辽东大地，北抵大漠之南，南临扬子江畔。如同仰韶文化的彩陶一样，粟黍农业此时在历史的长河中尽情地绽放着光彩。

然而，“好景难常占，过眼韶华如箭”。距今5.3千年以后，中国北方的降水逐步减少；特别是距今3千年前，全新世大暖期结束了，北方的降水也显著减少了（3），粟黍农业的考验就到了。幸运的是，经过仰韶文化时期的蓬勃发展，此时的粟黍农业已经相对成熟了，不仅农业的集约化程度大大提高，耒耜、蚌镰等生产工具都已经具备了。这就像一棵小树，一阵微风就能让它枝摇叶晃；当它长成参天巨树的时候，狂风骤雨也不能让它弯腰。

粟黍与祈雨

翻开各种典籍，有关粟黍的描述无不和艰苦的环境有关，“耐旱”、“早熟”、“耐贫瘠”、“多种植于坡地”等等不一而足，生生把粟黍描绘成了在困境中自我奋斗、最终逆袭成功的典型。《孟子》中就说“五谷不生，唯黍生之”，意思是某地条件太艰苦，其它庄稼都长不了，只有黍可以健康成长。其实，粟黍当然在水土优越的地方能长得更好，只是它们的适应性更广，就像朴实的中国农民，既可以华服盛馔，也可以布衣素食。在人类社会中，讲理的总是让着不讲理的。在农业中也一样，小麦、玉米等外来作物比粟黍需要更多的水分和营养，“高田种小麦，终久不成穗”。随着农业的多样化，肥力充足、灌溉便利的良田逐步被小麦、玉米等“挑剔”的农作物占据；而吃苦耐劳、随遇而安的粟黍越来越被推向贫瘠的边角坡地，最终坐实了它们抗旱耐贫的名头，让大家忘记了他们也可以享受更好的待遇。

中国北方的气候环境特征加剧了粟黍面临的窘境。千百年来人类的垦殖已经把中国北方的原始植被破坏殆尽，童山濯濯，水旱频仍：大雨洪灾、无雨旱灾。加上季风气候的影响，冬春干旱，夏秋多雨。“春雨贵如油”写尽了农人对春播时节雨水的期盼。祈雨自古就是农耕社会的大事。据说甲骨文中就有商代祈雨的记载。《吕氏春秋》中记载了有名的“桑林祷雨”的故事。大意是说商汤推翻了夏桀的残暴统治，建立了商朝，但天不作美，久旱不雨，导致田地绝收，连续五年都是如此。商汤深感事态严重，就沐浴更衣，亲自到桑林之山向神灵祷告，并下“罪己诏”：“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意思是如果我一人有罪，不要殃及百姓；如果百姓有罪，也由我一力承担。结果民心大悦，天降甘霖。

在我国最早的文学典籍《诗经》里面，祈雨的描写也有很多。例如《诗经•甫田》“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这里提到的“稷”，一般认为就是粟。可以想象祈雨时鼓乐齐鸣、众人恭迎田神的情景，目的是祈祷普降甘霖，保佑粟黍丰收。《诗经•云汉》甚至写到了周宣王求神祈雨时的情景，“旱既大甚，蕴隆虫虫”，意为旱情肆虐，暑气蒸腾。为了求雨，他们祈年祭祀，甚至见神就拜，“上下奠瘗，靡神不宗”，真是“兢兢业业，如霆如雷”。对五谷丰登的渴望，对风云无常的敬畏，伴随着一年年春种秋收的轮回，深深地刻在我们的文化记忆里。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所以祈雨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上自君王，下至黎民，都有参与。康熙皇帝就曾经说“京师初夏，每少雨泽，朕临御五十七年，约有五十年祈雨”（《清圣祖实录》）。如果祈雨不灵，旱情持续，君王甚至要下“罪己诏”。最有意思的是，早期的君王在下罪己诏的时候，都向商汤学习，“万方有罪，责在朕躬”。例如汉顺帝因为京师大旱，下诏自责，“政失厥和，阴阳隔并，冬鲜宿雪，春无澍雨”（《后汉书》）。大意是同学我施政不当，使得阴阳失调，冬无瑞雪，春无喜雨。到了封建社会后期，皇帝的罪己诏往往把责任推给下级官僚。例如，明神宗万历皇帝的罪己诏：“天旱，虽由朕不德，亦天下有司贪婪……今后宜慎选有司”（《明史》）。意思是虽然我德行不彰，但天下官员恣肆贪婪，才是招致大旱的缘由啊，以后要谨慎挑选官员。然而，风云变幻，粟黍在中国北方农业中的地位也是屡有沉浮。

粟黍地位的变迁

粟黍自从被先民驯化以来，其地位几经变迁。在小麦等农作物传入以前，黍和粟依次当家。例如，在黄土高原西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中，黍比粟多；而到了距今5500年前后，粟取代黍成为最主要的农作物（5）。其原因是黍比粟更能吃苦耐劳，所以在农业的草创阶段，黍担当开路先锋，等农业比较成熟了，粟后来居上，成为中国北方的主要作物。还有一个原因是粟的口味比黍要略胜一筹，口味独特、品质上乘的小米几乎都是“粟家”出身。

粟在中国北方独占鳌头长达数千年。在走向文明的前夜，考古发现的中国北方的最常见的作物就是粟，其次是黍，稻、麦之类的只是“偶尔露峥嵘”。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秦汉时期。比如中原腹心地带的伊洛地区，考古所见的商代的作物中，粟占主体，黍也很常见，小麦零星出现（6）。从两汉到魏晋时期，政府大力推广种麦，比如晋元帝曾经下诏徐扬两州种麦，诏曰：“投秋下种，至夏而熟…于以周济，所益甚大”（《晋书》）。这是把麦子做为青黄不接时的“备胎”，但粒食的小麦口味不佳，“麦饭”成为粗陋饮食的代名词。随着官府的大力倡导和面食习惯的逐步普及，麦子的重要性稳步上升（参见拙作《小麦与面条的邂逅》）。但在中国北方，唐宋以前的粮食作物始终以粟高居首位。

粟是如此重要，以致国家的战略储备粮主要都是粟。在灾荒战乱的年月，粟成为稳定社会的法宝。我们都知道空城计是小说家之言。但在历史上确实发生过类似的故事。公元495年，北魏名将拓跋英率军进攻汉中，南齐军队因为指挥失当，连战连败，被包围在南郑城里。守军内无余粮，外无援兵，被魏军围攻了数十天，士卒十分惊恐，形势岌岌可危。守将庾域见情况不妙，心生一计，把数十座空空如也的仓库贴上封条，然后告诉将士说，咱们军粮充足，这里面都是粟米，足够大家吃两年了，诸位只管放心守城。守军听到这个好消息，军心大定。恰好此时魏国皇帝下旨班师，魏军撤走了，南郑得以保全（《魏书》）。

因为粟黍和芸芸众生的生活息息相关，它们的一切都牵动着先民的喜怒哀乐。春雨沥沥，禾苗茁壮，农人高兴地歌咏：“芃芃黍苗，阴雨膏之。”心有烦忧，也借着粟黍来抒发：“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在唐代以前，粟黍遍及中国北方的原野。“孔子称黍为五谷之长，荀卿亦云食先黍稷”（《隋书》），形象地说明了那个时代的人对于粟黍的珍爱。因为广泛培植，粟黍的种类极其丰富，据说《齐民要术》中记载了黍的品种有20多种，粟的种类超过100种（7），真是蔚为大观。

到了唐宋以后，小麦后来居上，成为中国北方作物中的显贵，但粟黍因其耐旱稳产，在干旱偏远之地仍然广有种植，和小麦一起成为北方的主要作物。例如，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寒，登基以后常常以农为念，有一年山西万泉县大旱，他下诏救灾，“给粟麦一万二千七百三十九石” （《明太祖实录》）。即使到近代社会，这一状况没有太大改变，以甘肃为例，上世纪30年代，甘肃平均年产小麦4.1亿斤，糜谷合计16亿斤，将近是小麦的4倍（8），小米仍然是当地百姓赖以果腹的最主要的口粮。只是到了今日的中国，随着现代农业技术的推广，小麦、玉米、水稻、马铃薯等作物的播种面积越来越大，粟黍完全沦为了“小杂粮”，小米被精心打扮，盛放在花花绿绿的包装里，成为健康生活的点缀。

粟黍的用途

粟在古代主要有两个用途，一是供食用，二是充当硬通货。前者很好理解，后者似乎有些稀奇。其实也不尽然，旧时的甘肃农村盖房娶亲等事情都讲究黄道吉日，自然就有卜算吉日的手艺人，农民每次给他们的报酬就是5斤或者10斤小米。饶有意味的是，《诗经》中已经有了类似的记载：“握粟出卜，自何能穀？”意思是拿着小米去算卦，看何时能路路顺畅。这真是源远流长的习俗。

在民间，粟往往可以替代金钱。比如《隋书·李士谦传》记载，（李士谦）“出粟数千石，以贷乡人”。把谷子借给乡亲，但流年不利，庄稼歉收，借债的人无法归还。李士谦就把借债的人都召集起来，招待大家好吃好喝，然后把借据一火焚之，并安慰大家说债务已清、无需挂怀。其高风亮节，至今读来让人感佩。

在国家层面，粟也充当着响当当的角色，是重要的战略资源。汉代有一个听上去杀气腾腾的官职“搜粟都尉”，就与此有关。古代战争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夺取或者烧毁对方的粮仓。在汉军和匈奴的战争中，汉军击败匈奴以后，会烧其“积粟而还”（《史记》）。南北朝时期，北魏在肥城击败齐军，一次性缴获粟米三十万斛（《魏书》）。骑兵是草原民族掠夺中原的急先锋，中原王朝要与他们疆场撕杀，就需要饲养战马。但中原地带无法放牧，战马要吃掉大量的粮食（豆子和粟米），成为国家的沉重负担。汉武帝以后国家饲养的马匹就大大减少了。“马食粟”却成为一个象征富贵的词语流传了下来。

粟还曾是朝廷赋税的主要内容，自从有田赋以来，直到明代实行“一条鞭法”以前，北方农民向政府纳税主要交的就是粟，“计亩出粟, 以赋公上”（《辽史》）。唐代规定只有不出产粟的地方，才会被准许交纳麦子或其它作物，小麦等被贴上了一个现在看来是不雅的标签：“杂种”（7）。金取代北宋占据北方以后，同样夏秋两税都要农民交纳粟米，只有当地产麦不产粟，才准许农民交纳小麦（《金史》）。

古代官员的俸禄也曾经以粟来支付。在汉代以前，官员的俸禄直接发给粟米，拿回家就可以做饭，倒也简单方便。自汉至唐，公务员的工资中粟米、田地、钱财各占一部分。比如在汉代，“石”可以用来表示官员职位的大小，汉代的郡太守是二千石的大官，意思是郡太守每年可以拿到两千石的粟米。自唐代以后，基本上改成发钱了，但也常常会发给粟米或者其它实物。

作为食粮，粟米可蒸饭亦可煮粥。“八尺滕床，二升粟饭”，宋代李曾伯的词颇有些任你红尘滚滚，我自清风朗月的潇洒。“釜中粟少作糜薄，白碗盛来映肤色”则是明代落魄文人徐祯卿官小职微、禄薄薪低的自嘲。但也反映出即使在宋明时期，粟做为口粮仍然很普遍。

和粟相比，黍在历史时期没有那么显赫，但它也是个多面手。首先，用黍来做饭是最常见的，以至于古人的诗文中常常以“黍饭”、“鸡黍”来指代食物。“柴门寂寂黍饭馨，山家烟火春雨晴”。静谧的山村斜阳夕照，雨后的天空炊烟袅袅，扑鼻的饭香远远飘来，召唤着旅途中的游子速速归家。这样的画面往往会引动读者的乡愁。“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则是另外一种呼朋唤友、共乐丰年的情景。

在粒食的时代，或蒸或煮，黍就可以做成饭或者粥。但纯粹的以黍米煮粥似乎比较少见，多以黍作为肉羹的配料，谓之黍臛。喜欢西餐的人都知道，有些欧洲国家的风俗是正餐前必有一道开胃的汤。岂不知黍臛在古代中国就曾经担任过这一角色。《太平御览》注有“今宴饮大会，皆先黍臛。”正式的宴会之前，先来点黍臛开胃！京剧《击鼓骂曹》中的祢衡，恃才傲物，曾经在一次宴会上，黍臛才刚刚端上来，他就抓过来饱食一顿，全不顾别人的眼色。所以后人就以弄黍来指称文人的傲慢放纵。傲慢的是狂放不羁的文人，黍在田野里深深地弯着腰，养育了祖祖辈辈的国人。在面食的时代，《舌尖上的中国》中提到的陕北名吃黄馍馍就是黍子面制成的美食。

黍还有一个功用就是酿酒，以致有的地方直接把黍米叫做酒米。以黍酿酒，始于何时，尚无定论。诗经中已经有周宣王赐给功臣黑黍酿造的美酒的句子（秬鬯一卣）。北魏时期的《齐民要术》中记载了以黍酿酒的方法，时至今日，尚有酒厂声称自己的酿酒工艺始自该书的记载（9）。唐宋以后的诗人多有相关的佳句，洋溢着简单明快的欢乐。例如“衰年催酿黍，细雨更移橙”（杜甫）、“贫家有喜事，黍酒带醅浑”（陆游），表明以黍为酿在唐宋时期非常普遍。

有农村生活经历的人大都有用小米喂鸡的记忆。小鸡喜食黍米。抓一小撮金黄的小米洒在地上，看刚出壳的小鸡歪歪扭扭、叽叽喳喳地围上来，用它们嫩黄的小嘴一下下地啄食，是分外愉悦之事。古人也有此兴致，“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李白）。传说还有诸葛亮喂鸡求学的故事。凡此种种，共同铸就了民族的文化心理。

粟黍不仅养育了黄土地上的文明，而且传播到世界各地，成为全人类的财富。早在水稻传播到琉球、日本、南洋群岛等地以前，粟黍农业已经扩张到这些地区（10）。在距今4000多年前，粟黍传播到中亚等地，催生了繁盛一时的丝绸之路；至迟在距今3500年前后，粟黍已经传播到东欧等地（11）。据说欧洲罗马时代的老普利尼(Pliny the Elder)在他的《博物史》中记述了用小米、蔬菜、奶酪一起煮粥和用小米面粉做面包的方法（12），小米奇特的海外经历是它历史上的新的一页。

参考文献

1. Zhang G, Liu X, Quan Z, et al. Genome sequence of foxtail millet (Setaria italica) provides insights into grass evolution and biofuel potentia. Nature Biotechnology, 2012, 30(6):549-554.

2. Yang X, Wan Z, Perry L, et al. Early millet use in northern China.[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2, 109(10):3726-30.

3. Chen F, Xu Q, Chen J, et al. East Asian summer monsoon precipitation variability since the last deglaciation[J]. Scientific Reports, 2015, 5.

4.  粟黍“故乡”在中国. 光明日报, 2016, 1, 12

5.  安成邦, 吉笃学, 陈发虎,等. 甘肃中部史前农业发展的源流:以甘肃秦安和礼县为例[J]. 科学通报, 2010(14):1381-1386.

6.  Lee G A, Crawford G W, Liu L, et al. Plants and people from the Early Neolithic to Shang periods in North China.[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07, 104(3):1087-92.

7.   王利华. 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8.   刘光华. 甘肃通史[M].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9.

9.   王贵玉. 话说北方黍米老黄酒[J]. 酿酒, 2007, 34(4):10-12.

10.  游修龄. 黍粟的起源及传播问题[J]. 中国农史, 1993(3):1-13.

11.   Motuzaite-Matuzeviciute G, Staff R A, Hunt H V, et al. The early chronology of broomcorn millet (Panicum miliaceum) in Europe[J]. Antiquity, 2013, 87(338):1073-1085.

12.   Laffranchi Z，Huertas AD，Jiménez Brobeil SA, et al. Stable C &N isotopes in 2100 Year-B.P. human bone collagen indicate rare dietary dominance of C4 plants in NE-Italy. Scientific Reports, 2016,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