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纬 | 撰文

Peter Liu是一位在中文互联网上几乎无迹可寻的历史小人物。 “遇见”他，既是偶然，也是必然。

Peter Liu是谁

在撰写《世界首例高产杂交玉米诞生记》时，我就对康涅狄格州的农业实验站（简称CAES）的历史做过较为深入的研究，对它心怀敬意，却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时间进行内部参观。2025年圣诞节前夕，我终于在朋友的带领下参观了它的每一个角落，还幸运地在那座非对公众开放的图书馆走马观花了一番。

图书馆的书架上挤满了泛黄的书籍，空气里浮着尘埃，每个角落都写满了历史。临近离开时，我的目光落在了一个小小杂物间的小纸箱上。纸箱上“Peter Liu reports from China”几个大字兴奋了我的神经。

Peter Liu是谁？我的第一反应是，他应该是一位华人科学家。考虑到这是一座拥有珍贵资料的老图书馆，许多文件尚未整理归档，我克制住了查看这箱资料的冲动，在心里默默地记住了这个名字。

回到家，我开始搜索Peter Liu。出乎意料的是，他并非科学家，仅仅是在1920-30年代期间担任了美国农业部（简称USDA）来华采集人员的翻译兼导游，并帮助他们寄送了一些经济植物的种子。互联网上关于他的记载极为稀少和零散，在一张合影的标注下，提到了他的另一个名字“Aiten”，而且还打着问号。我尝试以“刘爱天”或者“刘艾登”等等类似发音的中文名字搜索，却一无所获。

好奇心怂恿我再次联系朋友。由于图书馆缺乏系统管理，加上馆门关闭，朋友费了不少周折，才找到了钥匙保管员。大门开启后，我得以独自享用那座拥有百年历史的四层小楼。当我从纸箱中抽出标注着“Peter Liu”的文件夹时，发现里面主要是他与两位植物学家的往来书信，共12封。内容主要涉及植物种子的采集和寄送，时间集中于1929和1931年的下半年，也就是种子收获的季节。

文件首页是Peter的简要介绍，列出了他的出生年月、工作单位、父亲的名字和职位、以及薪酬，还有一个令我异常兴奋的评价，“Peter Liu是一个重要（valuable）的人”。彼时，我感觉离他越来越近，仿佛“Peter是谁”很快就会迎来答案。

我逐句逐字地细读每一页，生怕漏掉的任何一个细节都是通往答案的钥匙。文字在脑海里形成了影像、声响。刹那间，时空被折叠。他们的呼吸、抱怨、所处的动荡世界，以及一次次野外采集，仿佛都在纸页之间复活了。可是，那个问号始终没有消失，似乎还多了几个拷贝：“Peter Liu究竟是谁呢？？？”在这些记录中，他承担的任务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导游和翻译的职责。

回到网络世界后，我循着文件中刘父的线索，在一个自媒体公众号里找到了Peter的名字、确切的出身年份，以及英年早逝等等零星信息。对我而言，这些信息依然十分有限。该公众号为刘家后人运营，我设法联系到了作者。遗憾的是，即便是家族后人，他们对Peter的生平也所知甚少，甚至不知道他和USDA的科学家有过紧密接触。

我不禁思绪万千。历史从来都不是只有帝王将相的舞台，科学亦然。每一次向前的推进，背后都是科学共同体协力完成的结果。这个共同体有天才如爱因斯坦、达尔文、孟德尔和其他耳熟能详的大名鼎鼎的人物，也有数量庞大、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正是后者，默默夯实了基石。没有他们，科学大厦无从屹立。

Peter，正是这些小人物中的一员。于美国农业部的科学家而言，他曾经是值得倚重的临时工，是美国在华开展植物种质资源采集史上不可忽略的一环，但在现实世界里，他早已隐入尘埃。某种意义上，他也是我们大多数普通人的写照。

接下来，请与我一起走近Peter Liu。

关于Peter Liu的简单介绍（CAES馆藏）

他是刘敬斋

1901[1]年，Peter Liu出生于一个教会家庭，原名刘敬斋。其父刘广庆，英文名Frank，在基督教会颇具声望，曾任天津中国基督教会的首任司牧，并于1915年远赴普林斯顿大学深造神学。[2]刘父还曾于1910年代协助过美国农业部植物学家Walter Tennyson Swingle在华开展工作，大约于1922年成为天津维斯理教堂首任华人牧师。

在教会学校与家庭环境的双重熏陶下，Peter英文出众，略通西方知识体系。他还精通音律，性情活跃，乐于参与热闹场合。随着国际旅游业在中国逐渐兴起，他又考取了导游证，加入了北京导游协会，长期以导游为业，主要承接来自美国商会（American express）或者六国饭店（Grand Hôtel des Wagons-Lits）的业务。

得益于父亲的社会网络及其自身的聪明才智，1924年8月底，Peter结识了来华采集植物资源的Palemon Howard Dorsett，并在9月1日得到了他的正式聘用。月薪为100墨西哥元（Mex. ），另有日常补贴，但食宿费用需要自己承担。

这也是年逾六十的Dorsett首次来华考察。 作为一名长期引进国外植物种质资源、多次开展国际植物考察的资深生物学家，Dorsett在美国农业界享有盛誉。当他和儿子启程前往东亚时，《纽约时报》曾就此进行专门报道，评论道：“他们将对农业条件及主要作物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还将探明中美两国之间能够通过何种范式实现种子与植物的相互交流。” 字里行间，似乎透露出一种平等交流的期待。回望历史，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农学研究也确实因为外国农学家的到来，在某些领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

《纽约时报》，1924年7月13日

Dorsett的主要任务是收集大豆品种，顺带采集中国常见蔬菜、水果等经济植物资源。Peter带着他们父子走街串巷，观察商贩的经营方式。北京街头琳琅满目的柿子很快引发了Dorsett的浓厚兴趣。

彼时的北京，大街小巷间有零星的柿子树，郊区也有成片的柿子果园。为了深入了解大规模的商业运作，Dorsett父子经常跟着Peter前往果园，记录农民采摘柿子的流程，察看如何露天保存果实的步骤。正是在这一过程中，Dorsett父子首次亲眼目睹了驴和驴之间，骆驼和骆驼之间首尾相接，排成一个长长的队伍，宛如一节节相连的火车车厢，将柿子送往目的地。回到美国不久，Dorsett就出版了《中国北京近郊柿子的栽培和冬季露天保存法》一书。[3]

除了大豆和柿子，Dorsett心里最挂念的还有板栗。美国也有板栗树，高大挺拔、直冲云霄、纹理笔直，它最受欢迎的部分是木材，坚果是劳苦农民和放养牲畜的营养补给。当时它们正遭遇一场大流行，眼看就要走向灭亡。中国不同，板栗树木相对矮小，人们多食其坚果，秋风一起，北方街头处处可见糖炒栗子锅。离北京不远的天津，是当时北方板栗的交易中心，也是Peter居家所在。在那里，几乎可以掌握整个北方板栗流通与分布情况，Peter为此常常带着Dorsett父子奔波于京津两地。

Dorsett在野外如何处理和保存新鲜植物种子，如何打包和寄送回美国等等流程，Peter在长期随行中耳濡目染，逐渐熟稔于心。Dorsett也发现，Peter不仅勤勉好学，而且一点即通，还具有较强的责任心。于是，他索性将Peter培养为一名 “科研助理” 。

不知不觉，他们合作了两年有余。Peter的角色也逐渐从单纯的导游与翻译，成长为不可或缺的科研助手。这一变化清晰地反映在美国1901年至1929年的板栗引进记录中。1924-1927年间，板栗样本的寄送人仍然为Dorsett本人。而自1928起，即Dorsett回到美国之后，相关寄送记录中的署名已经变成了Peter Liu。[4]

Peter Liu手持灯笼柿和野生柿（插图来自《中国北京近郊柿子的栽培和冬季露天保存法》，不过书中并未注明他是Peter Liu。）

Peter和Dorsett 在北京西山（来自USDA）

短暂的一生，长期的“临时工”

在Dorsett的引荐下，Peter能干且值得信赖的声誉在美国农业部传开了。1927年，植物病理学家Rolla Kent Beattie在华采集期间，Peter再次成为了他的重要协助者，承担了科研助理的角色。

1929年6月11日，Beattie留给了Peter的一封信，大意如下：

尊敬的刘先生：

请在周三下午前往天津，调查市场上板栗的来源情况。

请尽可能找到所有在天津从事板栗批发采购的商人，并通过他们查明北方哪些地区向天津市场供应板栗，同时了解各地区到天津的数量。等我抵达后，我们将把这些地点标注在地图上。

我太太和我将乘坐周四或者周五早上的火车过来。

敬上，

R. Kent Beattie

首席病理学家

1929年6月11日，Beattie写给Peter的信（CAES藏）

1929年9月30日，Peter回信Beattie 夫妇。信中表明，尽管当时他正在忙于导游业务，但仍然乐意为Beattie承担任何工作。回信前，他已经与法华寺方面取得联系，同时对相关费用作出了详细估算。（CAES管藏）

Peter抵达天津后，找到主要商贩，详细记录了他们持有的板栗品种和地区来源。任务完成后，Beattie非常满意，也意识到Peter完全能够独立完成植物资源的采集工作，而且积极主动、充满热情。

1929年9月18日，当Beattie身处日本下关市时，直接跨洋给Peter分派了新任务，信中写道： “请尽快安排从法华寺一带收集板栗的相关事宜。时间紧迫，但我知道你若力所能及必定会协助完成。现随信附上一份完整说明。”

Peter当时正在为一家英国国际旅游公司的导游工作忙得不可开交，但是当他收到信后，立马联系了法华寺相关责任人，要求他们保留农业部需要的品种。Peter大致估算了一下完成这份工作所需费用，包括购买板栗、薪酬、差旅、打包、电报等等，以便Beattie可以统筹相关经费，并顺利寄到美国驻北京相关部门。

Peter的收购过程十分顺利，也赶在了邮轮起航前将货物装上船，却未曾料到在海关环节遭遇阻碍。他抱怨道： “当箱子装上船时，一个海关人员走来询问箱子是谁的，要寄往何处。” 海关官员的刁难就此开始。他手握大斧，身旁跟着几名中国随从，当场打开了两箱板栗，口头表示可以放行，但仍要求取得海关专员的批文。

眼看天色已晚，Peter只好打道回府。次日清晨，他急忙赶往海关专员府邸，恰逢专员正要出门，便匆忙上前说明原委，却被对方重新推回海关办公室。皮球就这样被来回踢来踢去，连美国领事也束手无策。Peter不得不放弃原定船运公司，改用一家日本船运公司，才将板栗顺利寄出。

这一次，Peter向Beattie寄送了30市斤虎爪栗，30市斤白鹭栗，和120市斤寒露（Hanlu）栗，总共180市斤。由于Beattie在东亚期间的主要任务就是采集板栗资源，这一点板栗不足以满足实验需求，农业部批准了他雇佣Peter两个月的要求。

这样Peter可以将板栗的调查范围更广，北至东三省，南抵杭州。他不仅要采集板栗种子，还需要采集嫁接所用的枝条。对于Peter来说，采集板栗最轻松的地点大概就是南京。在那，他只需去金陵大学。该校由美国教会创办，也是中国近代农业教育和科研的领先机构，有负责培育板栗的员工，也有美国农业部的合作人员。他们可以帮助Peter收集附近板栗的种质资源。

总体而言，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这份工作对Peter而言并不轻松。而且，南北差异不仅体现在地势与语言隔阂方面，也反映在百姓的生活习惯和行事风格之中。百姓之间极有可能因一言不合，就触发肢体冲突。为了安全起见，Peter向Beattie申请再为他雇佣一个帮手。美国农业部也同意了他的请求。Peter新的帮手Yen曾经是Dorsett在中国时的佣人。

1931年，美国经济陷入萧条，资金难以及时到位，中国局势也处于风雨飘摇中。此时，Beattie和Dorsett均已返回美国。当年8月，当Dorsett询问Peter是否还能抽身协助农业部，亲自到北京、天津和杭州等地调研并收购板栗和其它植物的种质资源时，他在言语间流露出了几分担忧，认为Peter可能会拒绝请求。Dorsett便在信末教他如何在电报中措辞，回绝。原文如下：“Ryerson，Agricultural, Washington, LIU UNABLE SUPPLY CHESTNUTS”。 

出于多年的交情和信任，Peter没有回绝，仍然接下了这份差事。1931年11月8日，日本人在天津制造了武装暴乱，全城随即戒严，阻断道路。身在北京的他不得不放弃天津之行，改在当地完成相关品种的收购任务，随后南下。他沿途打探各地板栗的收成情况，力求收集到更多优质资源与新品种，而非草草完成1250磅的既定指标。

此时的Peter行事也愈发果断，比如，遇到常常联系的柿子商贩突然漫天要价，明显有欺客之嫌疑时，他会果断中止交易，并认定这类商贩不值得继续往来。这一细节，也从侧面映照出他为人正直、不肯苟且的一面。

每次完成任务后，他都会依照Dorsett的要求撰写详尽报告，记录品种的地理分布、中英文名称、产量与价格等信息。若发现新品种，还会主动拍照附后。正是在这样反复奔走与实践中，他对选种标准、装箱方法，以及如何在漫长海运中最大限度确保样品不受损伤等关键细节，了然于胸。因此，经由他寄送的样品，在跨洋运输中几乎未遭受明显损失。

然而，跨洋通信迟滞，经费往往需要先行垫付，事后方能报销与领取薪酬，加上Peter的经济状况并不宽裕，一旦资金周转困难，他就不得不向友人借款。尽管如此，Peter仍始终认真完成Dorsett的嘱托。美国农业部相关人员也早已熟悉Peter，如果Dorsett不在华盛顿时，便由其他人与Peter对接。

这是一份没有头衔的工作，需要舟车劳顿，与形形色色的人周旋，又逢中国内忧外患。然而，Peter始终尽心尽责，他的应变与办事能力，使得这项工作得以在动荡岁月中持续推进。年复一年，他为美国农业部至少效力至1941年。彼时，他的生命也已悄然逼近终点。为了生计，Peter举家西迁，准备以经商为业。常年走南闯北的他却在一次为自家置办货物的途中遭遇劫匪，自此一病不起。

Peter留下的遗产

在Peter短短约40年的一生中，有17年以美国农业部在华 “临时工” 的身份，辗转奔波于中国南北。那么，为何美国当时那么大费周章地收集植物资源，尤其是中国板栗？

这与Dorsett中国之行的具体目标有关，也与美洲板栗在全球物种交换史中的特殊地位息息相关。毫不夸张地说，美洲板栗是全球物种交换史中一个悲剧的缩影。

自哥伦布踏上新大陆之后，外来动植物随着人类的迁移逐渐入侵了北美。北美原有的生态系统在人类持续的开垦与扩张中逐渐瓦解，美国东部农田逐渐显露出土壤贫瘠和害虫频发的问题。进入19世纪后，随着交通运输的不断发展，农产品市场迅速扩大，农业不再仅仅是地方生计，而逐渐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与此同时，正处于开发阶段的中西部地区，亟需大量适应当地气候和土壤的新型经济植物填充。本土无法提供，只能放眼海外。这就推动了美国政府对海外植物资源的持续关注。拥有几千年精耕细作历史的中国，就是他们的焦点之一。

美国农业部有一位农学家，他对中国文化尤为着迷，不仅能够阅读和使用中文，还取了一个中文名字，施永高（Shih Yung-kao）。施永高正是与刘父有交集的W. T. Swingle。他善于从中国古籍中汲取经济植物栽培的灵感，曾为美国国会图书馆大量购藏中国古籍，使之成为除中日两国以外规模最大的中国古籍收藏机构，藏书多达十万余册。此外，他还主持并推动了翻译工作，将大量涉及经济植物的中文古籍译为英文。这些努力为美国在华开展植物采集和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1898年，Swingle协助好友David Fairchild组建了 “种子与植物引进处” 。1905年，他们首次派遣了荷兰移民Frank Nicholas Meyer 前往中国进行植物调研。Meyer曾经四度远赴中国，引进了大概两千多种植物，包括大豆、板栗、梨、桃和类等等经济植物及部分野生品种。他为美国人留下了知名的Meyer Lemon（北京柠檬），一种当时被中国人认为仅具有观赏型价值的植物。不幸的是，Meyer于1918年丧命于长江，年仅42岁，死因成谜。

Meyer几乎枪不离身，头发凌乱，一副荒野求生的模样。然而，Dorsett总是西装革履，鼻梁上架着金边眼镜，身形瘦弱，温和谦让，言行举止间透着典型学者的气质。Dorsett一生两度踏上中国土地，主要任务是采集大豆种质资源。然而，命运对他不够宽厚。妻子和两个女儿早年离世，1927年，他唯一的儿子返美不久后也因病离世。翌年，Dorsett再度启程东方时，陪伴在身边的只有儿媳。他们一同与大豆专家William Joseph Morse一道踏上的是，后来被称为 “Dorsett-Morse东方农业考察” 的行程，影响深远。

他们先后在日本、朝鲜半岛和中国收集了大约6000份植物样品，仅大豆品种便达2000个。美国大豆自此迅速崛起。这个变化很快传到了中国，1948年，中国的《西方日报》曾以《美国大豆，夺取我市场》为题发出警示，流露出对国际农产品竞争格局骤变的忧虑。

除了大豆，研究中国板栗也是美国农业部的一个重要项目。美洲板栗树曾经极为繁茂，几乎贯穿美国东部森林，南至佐治亚，北至缅因州。美洲板栗木材以耐腐和纹理笔直著称，可以说从摇篮到棺材，美国人的生活处处都离不开它。然而，在这个被称为移民大熔炉的国家，美国人长期沉迷于从世界各地引进奇花异草，或为纾解思乡之苦，或为追逐异国情调。早在18世纪，欧洲板栗树便被引入。19世纪末，日本板栗树亦随之而来。

美洲板栗树林（来自USDA）

1930年代，康州残存的枯萎美洲板栗树（CAES馆藏）

跨越海洋的植物交流在丰富物种的同时，也为致命板栗疫病的传播买下了伏笔。1904年的一个夏天，纽约布朗克斯动物园的护林员首次发现园内的美洲板栗树出现异常病症，常规用药无法遏制。盛夏里的板栗树本该绿叶浓郁，却如枯藤老树般凋零。随后确认，它们是感染了一种不知名的真菌。对于这种致命疫病，当时主要存在两种推测：其一，病原可能来自其它树种，比如橡树和山毛榉；其二，可能随欧洲板栗一同传入。然而，在这些树种上都没有发现同样的真菌。[7]

疾病蔓延极为迅速。1908年5月21日，《纽约时报》以 《板栗树面临毁灭》为题发出警告，称过去的两年间，纽约及其周边地区，已经造成了上千万美元的损失。彼时，北至马塞诸塞州，南至特拉华州，都发现了病例。1911年，美国农业部忧虑重重，指出： “如果找不到根本的治疗方法，美洲板栗树将很快灭绝。” 

1913年， Fairchild将部分病害样本寄往中国，由Meyer协助调查。数周后，Meyer在北京皇家狩猎场找到了同类病害标本。后来，他们在日本也发现了。不同的是，中国板栗和日本板栗对这种疾病均表现出明显抗性。他们由此推断出病源源自东方，但在其原生环境中却从未引发毁灭性的灾难。

面对美洲板栗濒临灭绝的局面，美国农业部开始酝酿前往中国进行系统性考察，希望借助中国板栗挽救美洲板栗。即便无法实现全面复兴，也期望将部分生命力顽强的中国板栗引入北美，使其能够在贫瘠或恶劣的环境中扎根生长，重建板栗林。

天不遂人愿，世界大战爆发了，他们的计划被迫搁置。直到1925年，Dorsett在中国时，才集中收集到了板栗的种质资源。“板栗专家”Beattie则迟至1927年7月才前往东方，并于1930年11月返回。

美国农业部最初寄望于中国板栗挽救美洲板栗，甚至尝试了多种杂交技术。虽然曾经取得过一些令人充满希望的成果，但最终仍以失败告终。

俄亥俄州的中国板栗树（Castanea mollissima）（图片来自：俄亥俄州的自然资源部）[8]

作为美国农业部在中国的临时工，Peter 或许对以上背景并不完全了解。但通过Peter及相关人员的不懈努力，中国板栗仍在美国的一些地方落地生根，成为历史的无声见证。

Peter不像达尔文或爱因斯坦那样光芒四射，也远不如Dorsett或Beattie那么璀璨，更像一个夹在历史缝隙中的人。除了英文世界那几页零散的档案里，曾被记作一位颇具价值的人物，他的名字几乎无人提起。然而，在美国的中国板栗树、大豆田，或者柿子树知道，他们的来时路，一名叫做Peter Liu的中国人在此间的奔走。

致谢：感谢美国康涅狄格州农业实验站的Hany Dweck博士带领我参观了整个实验站，让我有机会“遇见”Peter Li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