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巨人同行:来自中国的“避孕药之父”-深度-知识分子

与巨人同行:来自中国的“避孕药之父”

2019/10/15
导读
在一群“巨人”的光环里,他自己也成为了“巨人”

口服避孕药虽不治病救人,却被誉为影响人类进程的重要发现。福布斯(Forbes)杂志在2007年曾将发明口服避孕药的平卡斯团队中的三人与万维网、DNA双螺旋、芯片设计、磁共振成像、星球大战拍摄技巧、集装箱等的发明者,称为改变世界的15人。在创造这些奇迹的“巨人”中,就有一位来自中国的科学家。


张民觉(图源:onlinelibrary.wiley.com)


撰文 | 智刚(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原副所长)
编辑 | 靳亚男


2019年初,在英国BBC发起《20世纪最伟大人物》评选活动中,屠呦呦因发现抗疟疾药——青蒿素,而与居里夫人、爱因斯坦、 艾伦·图灵入选科学领域。与巨人并肩,屠呦呦是中国的骄傲!

在此之前,世界最为推崇的药物当属青霉素和口服避孕药。

青霉素一直以它有效抵抗多种病原菌,治疗多种疾病,挽救无数人类生命,并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稳居首位。1945年,青霉素的发现被授予诺贝尔奖。

口服避孕药并不治病救人,可自1960年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那天起,口服避孕药就对世界上的宗教信仰、国策政治、社会文化、伦理道德、妇女解放等多个领域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并引发了20世纪末最为重大的经济变革。口服避孕药被誉为影响人类进程的重要发现。福布斯(Forbes)杂志在2007年曾将发明口服避孕药的平卡斯团队中的三人与万维网、DNA双螺旋、芯片设计、磁共振成像、星球大战拍摄技巧、集装箱等的发明者,称之为改变世界的15人。

今天,每年上亿的妇女使用避孕药,是世界上使用最多的药物。

“避孕药之父”和“避孕药之母”

提及口服避孕药,人们几乎没有不为它的发明未获得诺贝尔奖而倍感惋惜,但更令人敬佩的是,被世上分别称之为“口服避孕药之父”的杰拉西和平卡斯团队之间,从没有发生过屡见不鲜的发明权争夺战争,更未出现为名利以命相搏的惨烈局面。

两个团队间存在的唯一分歧是,平卡斯团队向FDA申报避孕丸时,药物基本成分使用的是瑟尔(Searle)公司弗兰克·科尔顿(Frank D Colton)后来合成的异炔诺酮(异炔诺酮norethynodrel,炔诺酮的异构体,口服后经胃酸可转构成炔诺酮),未使用杰拉西团队首先合成的炔诺酮(norethindrone),原因是,平卡斯团队声称在前期实验中,发现炔诺酮略有男性化程度增加迹象的副作用。而杰拉西则认为,是因为平卡斯与瑟尔公司有着长期合作和经济联系的缘故。杰拉西团队初始合成炔诺酮的目的是用于避免孕妇流产。

医药化学合成家,卡尔·杰拉西(Carl Djerassi, 1923-2015)[注解1]在1951年10月15日带领团队成功合成炔诺酮(杰拉西因此被授予多种奖项,包括1973年的美国科技成就最高奖项“国家科学奖”)。但杰拉西从没有以“避孕药之父”自居,多年来均对世人对他的这一称呼表示无奈,甚至反感。在他多部著作和多次受访中,杰拉西一直声称自己只是完成了化学合成第一步,是生物学家格利戈里·平卡斯(Gregory Pincus,1903-1967)和他的团队,完成了动物实验,临床试验、药物审批和上市,并称,如果自己是“避孕药之父”,平卡斯就应该称为“避孕药之母”。 


卡尔·杰拉西(图源:Wikipedia)


平卡斯的团队中,有三人被称为“避孕药之父”:平卡斯,全面协调,对外联系和整体运作;约翰·洛克(John Rock, 1890-1984 )负责药物临床实验和推广;张民觉(Min Chueh Chang,1908-1991)完成动物实验和药物的筛选。


平卡斯团队:平卡斯(左),张民觉(中),洛克(右)(图源:Forbes May 24, 2007)


张民觉来自中国。


1908年10月10号,张民觉(字幼先)出生于中国岚县敦厚乡(今王狮乡)艾蒿沟,1929年太原第一师范肄业考取北京清华大学动物心理系,1933年获清华大学动物心理学学士,毕业后留校任教,1938年通过中英庚子赔款留学考试后前往英国,1941年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1945到美国,在那里一直生活到1991年去世。


青年张民觉(图源:Wikipedia)


张民觉是中国早期海外留学,并获得突出成就的代表之一。他除了被称为“避孕药之父”外,他还被称为“试管婴儿之父”和生殖生物学领域的“巨人”。他去世时,《纽约时报》当即发出讣告,后多家报刊杂志出版纪念他的专辑,多人为他撰写传记,这在中国留学生中并不多见。有人描述他如同一个超级垒球明星,创造了他那个时代多个精彩的本垒打。发现“精子获能机理”,完成“体外受精”研究,参与开发“口服避孕药”是他流芳于世,最为辉煌的三个大满贯。

张民觉几乎获得生殖生物研究领域内的全部最高奖项,其中有:
1954年 艾伯特·拉斯克奖(Albert Lasker Award)
1961年 美国生育学会奥托勋章(Ortho Medal)
1970年 生殖研究学会卡尔·哈特曼奖(Carl G. Hartman Award)
1971年 英国生育研究会马歇尔奖(Marshall Award)
1975年 美国科学与艺术科学院弗朗西斯·阿莫里奖(Francis AmoryPrize)
1980年 国际胚胎移植学会先锋奖(PioneerAward)
1987年 美国计划生育联合会科学研究奖(WIPPMANAward)
1987年 第五届国际体外授精及胚胎移植大会杰出研究奖(The Award for Distinguished  Research)
 

师承巨匠

张民觉在回忆录中多次写道:他的成功不是由于天分,而是自己勤奋、坚毅和永在的好奇心。生活就是一种机遇,自己非常幸运,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遇到了正确的人,在他人生的每个阶段,有那么多的好人、贵人相助相伴,是他们成就了自己。

张民觉大学毕业后留校,教授动物心理学和动物神经系统、神经细胞的研究。系主任孙国华关注他的成长,把他介绍给北京协和医院的闻亦传(闻一多的堂兄)老师,学习组织解剖学和实验,1936年他在美国《解剖学记录》(The in Anatomical Record)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一种用于神经细胞和纤维束固定和染色的福尔摩尔硫蛋白法”(A Formol-Thionin  Method for the Fixationand Staining of Nerve Cells and Fiber Tract)。这对张民觉通过留学考试,并顺利被爱丁堡大学接收,起了关键性作用。

1982年,张民觉在上海受访,依然怀抱十分感恩之心,回忆40多年前,他的那篇在闻亦传先生指导下完成的英文论文,当文章署名时,他把导师的名字放在前面,却受到闻先生严肃的批评,先生把他自己的名字去掉。闻先生的精神和学风,是他的道德“巨人”,深刻影响了他的一生。

1964年,张民觉的学生柳町·隆造[注解2]观察到自然交配或人工授精时,精子穿过未受精卵透明带与卵融合的整个过程,张民觉对这一新发现异常兴奋。柳町把最后的论文稿交给导师审查时,张民觉做了修改,要求柳町再重复一次实验,也将自己的名字划掉,让柳町一人发表论文,28年前在北京的那一幕重演。柳町在他的回忆文章中写道,老师教会了我如何做老师。道德的世代传承,国际传承。

1938年10月,张民觉在爱丁堡大学攻读畜牧专业,学习动物生殖,由于天气和生活环境的不适应,一年后,转到世界受精研究中心、剑桥大学世界农业研究会、生殖生理和生化部阿瑟·沃尔顿(Arthur Walton)的实验室。这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的转折,他本来就对生殖生物学就感兴趣,在这里,他还接受了约翰. 哈蒙德爵士(Sir John Hammond,1889-1964)[注解3]和马歇尔(F.H. A. Marshall, 1878-1949) [注解4]两位“巨匠”的直接指导。

张民觉的研究课题涉及睾丸冷却和各种激素对家兔家畜呼吸、新陈代谢和精子存活的影响。张民觉发现,13℃或更低的温度下,动物精子的膜结构和功能会解体,从而破坏精子的受精能力(精子“冷休克”), 逐渐降温较之速冻法冷藏精子的活力高。他在1940 年就发表了《低温驯化反应对绵羊精子活动和存活的影响》文章,这一结果受到国际同行的瞩目。

张民觉学习认真,踏实刻苦,受到了良好的实验技术训练,他以自己精子取样和冷冻保存的特殊技能,参与了剑桥大学农场首次人工授精培育出小牛。1941年,张民觉获得剑桥大学动物育种博士学位。

在剑桥,张民觉不但为自己的将来打下了坚实的研究和实验基础,而且承袭导师哈蒙德教授“让学生在水中自己学会游泳”的方法,培养自己的学生。当他成为教授时,也是放手让学生独立思考和培养他们的动手能力,学生们的文章多是自己设计,在没有助手的情况下完成。从张民觉的实验室,培养出了许多国际生殖生物界的领袖人物。

由于战争,张民觉滞留在英国,在此期间他继续研究公羊精子的代谢、运动和受精能力,发表了多篇文章,其中包括《在阴囊睾丸上应用冰分解附睾精子》的著名文章。

缘遇平卡斯

1944年,他计划在回国前能去美国进修一年,便联系了三位美国科学家,很快就得到美国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克拉克大学 (Clark University) 格雷戈里·平卡斯教授[注解5]的答复,同意为他提供一年的奖学金。

1945年春,张民觉来到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Worcester,Massachustts),但他到达目的地不是克拉克大学,而是位于伍斯特不远的什鲁斯伯里(Shrewsbury)小镇的几栋破旧的建筑群——由平卡斯和哈德逊·霍格兰(Hudson Hoagland,1899-1982)博士[注解6]共同创办的非盈利私人研究中心“伍斯特实验生物学基金会”(The Worcester Foundation for Experimental Biology ,WFEB )的所在地[注解7]


20世纪50年代WFEB指示牌(图源:Wikipedia)


就是在这个如此不起眼的小地方(12英亩),命运之神再次降临,这里成为张民觉三级跳远(清华,剑桥,伍斯特)的最后一跃。在一群“巨人”的光环里,他自己也成为了“巨人”,成为了改变世界、改变人类历史的重要一员。

张民觉非常幸运此时来到WFEB,他获得每年$2000的生活补助金。虽然提供免费住宿在基督教青年会(YMCA),由于每天搭公交车上下班浪费时间,他后来索性在实验室的墙角搭了一张床,用酒精灯热饭菜,每天24小时和眼前冰箱内的动物精子、卵子相伴。

同仁们描述张民觉是一个高个子,皮肤黝黑,上了油的粗黑头发整齐后梳得光而平滑。张民觉温和谦虚,机智幽默,总是笑的露出那颗长歪的门牙。有人认为,他英俊潇洒,和当时好莱坞的中国明星有得一比。

平卡斯当时已是闻名的哺乳动物繁殖领域专家,具有国际开创性的著作《哺乳动物的卵》,他高大强健,严肃而仁慈,年轻人都把他看作这里的家长 。他虽然平时话语不多,但自我感觉良好,自诩伟大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他极富远见卓识,更自信无比,对生活的热枕难以抑制。他还是个极其浪漫的爵士音乐家,乐观的风格,激励和感染着周围每一个人。

在1930年去英国剑桥学习时,平卡斯也师从过哈蒙德和马歇尔。后随著名遗传学家理查德·戈德施密特(Richard Goldschmidt,1878-1958)一起去了德国柏林的凯撒·威廉生物研究所(Kaiser Wilhelm Society)。早期在哈佛,平卡斯研究老鼠对热和光的反应,后来在英国剑桥和柏林应用哺乳动物的卵子做实验,成为自己终生的研究方向。

平卡斯当时正在研究各种激素对卵子的发育和受精的影响,与张民觉的背景相吻合。和平卡斯在一起,张民觉视野大开,激情饱满,虽然生活简单,实验条件简陋,但张民觉却如鱼得水,加上他对实验研究的狂热和专注,独自完成了许多经典的实验,得到许多重要的发现。

平卡斯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中国小师弟,非常欣赏张民觉的科学思维方式和娴熟的实验技巧,和张民觉建立了亦师亦友的牢固合作关系。平卡斯曾戏谑两人的关系:张民觉是“精子男”,自己为“卵子男”。

对于WFEB的传奇,大家认为是起源于对科学的坚韧执著、狂热酷爱、并把自己奉献给科学的张民觉和善于组织,大胆想象,豁达自信的平卡斯的相遇和结合。

能做自己喜欢的事,于是张民觉留在了WFEN。在这里,他创造了人生中最为辉煌的三个大满贯。

  • 第一个大满贯——发现“精子获能机理”


如同泉涌,张民觉在WFEB的头几年里,连续发表了几十篇文章,包括几篇堪称里程碑的文章。尤其是1951年,他实验发现,公兔精子在母兔排卵前进入输卵管的才具备受精能力,排卵后进入输卵管的精子不能使卵子受精,从而证明兔精子必须经历雌性生殖道的生理变化,才能获得穿透卵子的能力,

这一成就,使他在国际生殖生理学界名声大噪。同一时间,澳大利亚的科林·拉塞尔·奥斯汀(Colin Russell Austin)也在老鼠体内发现相同现象,并证明精子进入输卵管的最佳时间为排卵前4-6小时,学术界把这种现象称之“精子获能”,又称为张-奥斯丁理论(Chang-Austin Theory)。

“精子获能”的发现,使体外受精成为可能。为此,张民觉于1954年荣获“拉斯克奖”。

 精子获能的发现,使张民觉完成了他的第一个大满贯!

  • 第二个大满贯——参与开发“口服避孕药”


喘息未定,一个轰动世界、改变人类,类似天方夜谭的伟大事件不期而至。

1950年冬天的一个深夜,平卡斯如约来见家喻户晓、被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女性”的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Higgins Sanger,1879 - 1966)女士[注解8]


桑格(图源:Wikipedia)


当桑格约见47岁的平卡斯时已是71岁的老妇,为争取女性权力,性自由,桑格与天主教会相争了几十年,在尝试各种方法和途径后,开始寻求与节育有关的科学研究,并为科学家们提供资助。她也曾试图到苏联寻找一个简便科学的节育方法,均无答案。此时她已是风烛残年,她把平卡斯作为了自己最后一丝希望的寄托。从平卡斯口中,她也第一次得到,研发一个简便低价的避孕药,“有可能做到”的正面答复。

一场革命性大变革计划正式启动。

与桑格会面后,平卡斯首先告诉张民觉:桑格需要一个避孕药丸。张民觉成为第三个知道这一伟大计划的人。

经查阅文献和缜密讨论,平卡斯和张民觉共同聚焦在1937年《美国生理学杂志》上的论文——《黄体素与黄体酮对兔子排卵的影响》,文章的实验证明,注射黄体酮可以抑制兔子的排卵。

使用黄体酮实验的方案最后确定,平卡斯向由桑格主导的美国计划生育委员会申请$3100实验基金,$1000是张民觉的生活补助,$1200购买兔子,$600饲料,$300日用开销。实际上,最后他们只得到$2000。

试验开始,张民觉清楚的记下那一刻:1951年4月21日。

张民觉使用不同浓度的黄体酮,采用溶液滴眼,植入阴道,皮下注射等方法,观测到可以有效防止兔子的排卵。由于小鼠的排卵生理更接近人类,他们在小鼠身上也得到相同的试验结果。

黄体酮是否对人有相同效果,平卡斯想到了在全国享有盛誉,不孕不育专家,体外受精和精子冷冻先驱,波士顿的妇产科医生约翰·洛克[注解9]

平卡斯就避孕药的临床试验与洛克商讨,恰好洛克当时也正在用黄体酮做不孕不育的研究。对避孕药方案,洛克不但给与积极支持,还把此前用黄体酮和雌激素做实验的数据都拿出来,使平卡斯更兴奋的是,他看到黄体酮不但有功效,而且安全。在洛克的波士顿诊所,口服避孕药进行了第一次人体试验,效果非常理想,并证实停止服用药物数月后,服用者可再怀孕。

有了动物和人体实验结果,平卡斯以治疗生育的名义(当时州法律不允许避孕),向计划生育委员会申请两年的研究经费,每年$3600。平卡斯知道如果他还在哈佛,在克拉克大学,这种与实际目的不同的申报是行不通的。平卡斯认为,科学家就应该大胆激进。

1953年中期,WFEB引来了两个贵客。桑格与她的朋友和长期合作伙伴、著名的女权运动领袖,美国最富有的女人之一凯瑟琳·麦考密克(Katharine Dexter McCormick,1875- 1967)[注解10]


凯瑟琳(图源:Wikipedia)


得到平卡斯的进展报告后,桑格邀请凯瑟琳访问WFEB,她们开始对WFEB简陋的办公室、廉价的动物房和拥挤的实验室产生的不良印象,被平卡斯激情演讲和伙伴们精神状态冲的一干二净,当场凯瑟琳就答应支持和赞助平卡斯的避孕药研究。

试验用的黄体酮来自于动物和植物的提取物,量少且价格昂贵,必须找到低廉的替代物。张民觉马不停蹄地用几千只大鼠、小鼠和豚鼠试验了来自多家制药公司提供的近200种化合物。每一只实验动物,张民觉都是亲自手术和观察,不知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至1956年,他鉴定出三种有前途的化合物,分别来自芝加哥瑟尔公司的异炔诺酮,墨西哥辛泰克斯(Syntex)公司的炔诺酮和辉瑞(Pfizer)公司的乙诺酮。这些化合物的效果都比天然黄体酮强很多倍。而身为天主教徒的辉瑞老板知道实验目的后,中断了原料的提供。

在洛克医生指导下的临床试验,最终确定使用异炔诺酮作为口服避孕药的基本成分。经过在波多黎各大规模人体试验,完成所需要的各种实验数据,最终做成了一种复合配方口服药丸:异炔诺酮-炔雌醇(雌激素)甲醚片,取名恩诺维德(Enovid)。由于受到保守势力特别是天主教会的反对,加上美国当时三十个州立法禁止生育控制和存在的道德争议,他们向FDA申请恩诺维德的适应症是治疗“月经紊乱”类妇科疾病,药品标签的警示是:“该药物会停止排卵。”

1957年6月10日,FDA批准恩诺维德作为“不育和月经不调”类药物出售。

此后,平卡斯利用一切场合,包括各种学术会议,更是利用他国际劳伦琴荷尔蒙大会(Laurentian Hormone Congress)主席的身份,大肆宣传恩诺维德的避孕功能,公开声称恩诺维德“几乎百分之百”避孕,鼓励医生们为需求者开处方,科学工作者们使用它做实验。

访谈、杂志,各种报道一拥而上,恩诺维德使当年美国无数的女性出现“月经紊乱”,要医生开“那种药丸”(“The pill”,平卡斯早期为药物取的名字,以突显其另类和唯一性)。

桑格、凯瑟琳除了资金的顶力支持,也都加入了宣传队伍,并对来自宗教和社会上的各种进攻给与反击。作为医药界拥有最完美声誉的洛克医生,则成为它的代言人,共同推动避孕药的审批。

1960年5月9日,FDA 以新药批准恩诺维德作为避孕药销售,世界首个避孕药诞生。这是生殖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口服避孕药从设想到成功上市不到10年时间,一群勇敢而叛逆的社会异类,以他们各自的奇特经历和才能,创造出一个人间奇迹。绝美的佳话!神奇的团队!没有桑格夫人对爱情自由和计划生育女权的终生抗争;没有凯瑟琳维护妇女利益,慷概资金的支持;没有平卡斯的自信才华和鼓动宣传;没有洛克可敬的职业形象,减轻公众的道德恐惧;没有张民觉的严谨认真和耐心执着,“那个药丸”就不会出现!

他们缺一不可!

和一群“巨人”同行,张民觉得到他的第二个大满贯!

  • 第三个大满贯——完成“体外受精”研究


张民觉在避孕药实验研究实际上只有5年左右的时间(1951-1956),在此期间并没有搁置他哺乳动物配子和受精的基础生物学研究,一直在寻找如何获得受精卵的方法。

1954年,他成功利用从子宫中回收的射精精子对兔卵进行了体外受精,尤其是1959年将黑色兔子的体外受精卵移植到白兔子体内,结果产生了一窝黑兔子。这是动物体外受精后,移植动物体内正常发育的又一个标志性里程碑。


2010年,英国剑桥大学的生理学家·罗伯特·爱德华兹爵士(Sir Robert Geoffrey Edwards,1925-2013)因“体外受精技术“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爱德华兹爵士在妇科医生帕特里克·斯特普托(Patrick Steptoe,1913-1988)的合作下,利用体外受精的方法,1978年7月25日,成功诞生了世界第一个试管婴儿路易斯·布朗(Louise Brown)。

爱德华兹爵士的人类体外受精的成功,是根基在前人的基础和应用开创性研究上。被世界公认的几个里程碑是,1934年的平卡斯和恩兹曼(Enzmann EV)提出的人类卵母细胞体外的正常发育;1948年;米里亚姆·门肯(Miriam F. Menkin)和约翰·洛克尝试体外受精对人卵母细胞的影响;而最为关键的是1951年,张民觉和奥斯丁的精子获能,确立了体外受精的可能;以及1959年,张民觉第一个通过试管受精,并在哺乳动物(兔子)体中正常发育。这也是世人把试管婴儿布朗称为“张民觉女儿”的原因。

张民觉完成了他的第三个大满贯!

传奇的一生

张民觉终生研究精子获能过程中的化学和结构变化,发表了350多篇文章。张民觉的实验室闻名世界,先后有来自世界的几百名的学生和学者来此进修和学习。许多重要的发现不断从他的实验室涌出,包括:精子数量与精子有效受精卵之间的关系;精子成熟的标志;精子在精浆或血清中的失活;失活精子放置子宫或输卵管中的重新获能;回收金黄仓鼠体内附睾尾端的精子在体外的获能;尤其是大鼠、小鼠和中国仓鼠的体外成功受精等。

张民觉是个工作狂,极具耐心并坚持不懈,很多实验都是亲自完成。早期,他大部分的时间吃住在实验室,就是后来做了教授和几十名学生在身边,他也是沉醉在试验台前。外出讲学,出国参加会议每次回来都是先去实验室。张民觉每周工作7天,有时晚上也去工作。他太太回忆道,一次因助手不愿在周末上班,只好让她来,结果弄死了实验兔子,虽然没有受到责备,但从此就再也不找她帮忙。

在张民觉的全部论著中,其中竟然有112篇论文他是唯一的作者, 如此高产,又都发表在一流顶尖杂志,一段时期还曾引起编辑和同行的质疑和争论。

张民觉是个公认的东方“孔夫子”,正直慷概,心地善良,他严于律己,行为规范,对学生循循善诱,慈祥和蔼,爱护有加,从没见过他发脾气。张民觉尊敬每一个面对他的人,闪烁的眼睛和准备好的微笑是他友好的特征。他是一个不论任何场合都能吸引人的社交家,能够让业内业外的人都能对他的科研最新成果入迷。

在各种会议上,和他交谈,甚至争辩,总是令人愉快,他温和谦虚,但也从不掩饰自身成就的自豪感。大家都亲切称呼他“Chang”,这个称呼被全世界的生殖生理学家所熟知、爱戴和尊敬。在生殖科学领域,张民觉被视为他那个时代的“巨人”之一。

1948年5月,张民觉与波士顿出生的华裔、耶鲁大学研究生陈川宇(伊莎贝尔·金,Isabelle C. Chin)结婚[注解11],他们有三个孩子。在家里,他是一个相敬如宾,恩爱有加的丈夫,又是一个慈祥关护,严格守律的父亲,他从不溺爱孩子,要求孩子们保持中华民族的美德,   要做到东西方文化的兼顾。

张民觉有着自己的家国情怀。从1972年访华,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后,他多次访问中国,为家乡捐款,建立“民觉小学”和“张民觉奖学金”。他还参加多地学术交流,受聘为名誉教授,邀请大陆学者到他的实验室工作学习。

1982年退休后,张民觉依然频繁参加各种会议,几乎每天还都去他的办公室,还在发表论文。

1990年,退休后第8年,81岁的张民觉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他的当选,让很多人都感到吃惊和不解,很多人认为他早就应该是院士了,他的每一个大满贯都是诺奖级的成果。为何院士姗姗来迟?这是一个难解之谜。

叶落归根

1991年6月7日,继平卡斯和洛克后[注解12],《纽约时报》以相同的特刊,相同的版面位置,相同的语气,相同的生平介绍,刊登了三个“避孕药之父”的最后一位,张民觉去世的讣告。


平卡斯、洛克和张民觉各自签名的照片(图源:Wikipedia)

 
去世后,张民觉和他终生视为恩人,钦佩和尊敬的良师益友平卡斯一样,葬在什鲁斯伯里的山景公墓(Mountain View Cemetery)内,张民觉的墓碑面对平卡斯,数米相望。

在美国、在世界,只要提及平卡斯和避孕药,必然会提及张民觉,他们形影相随,在这里他们永远相伴。平卡斯的墓碑上写着“一个伟大而仁慈的人”“他的信念和精神造就了伍斯特基金会”,张民觉的墓碑上写的是:“科学家”“避孕药和体外受精之父”。


左:张民觉之墓;中:山景公墓;右:平卡斯之墓


张民觉弥留之际,嘱咐将其研究资料全部捐赠给上海计划生育研究中心与山西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按照他的遗嘱,部分骨灰被埋在他挚爱的WFEB院内,由太太和儿子栽下的银杏树(源于中国,张民觉生前最喜欢它巨大的生命和繁殖力)下。1994年,一部分骨灰带回他出生的艾蒿沟,葬在自己孩童时期喜爱玩耍的小山坡松林之中,魂归故里。2009年,第一任妻子李民淑去世后与他合葬。为纪念他,岚县城内开辟了”民觉广场”,树立了他的雕像。


左:张民觉家乡墓碑(图源:戴中刚摄影);右:张民觉在岚县广场的雕像(图源:百度照片)


张民觉后被选入美国科学名人堂。

自从张民觉去世后,相处20年的同事,索鲁·佩德森(Thoru Pederson)教授对WFEB院内的那两颗银杏树充满无限感情,他认为张民觉的DNA、RNA和蛋白质中的碳、氢和磷融入了它们,促进了它们的成长。每次走出实验室,他都会来到树前说到,“Chang,你好!”,冥冥之中,总能听到张民觉说到:“你为什么那么早就离开实验室啦?

什鲁斯伯里镇上的居民从中心建立开始,就为此骄傲,初期居民个人的筹资一度还成为中心的主要经费来源。至今镇上每年都会在避孕药诞生日举行庆祝集会。他们为WFEB,为平卡斯和张民觉骄傲,他们自豪的告诉人们:这里是现代医学史上最具变革性发源地之一,这里不仅仅是什鲁斯伯里、波士顿、马萨诸塞州,更是美国和全世界的传奇之地。

WFEB在1997年被马萨诸塞州大学医学院合并,更名为伍斯特生物医学研究基金会(The Worcester Foundation for Biomedical Research, WFMR),原来的中心二层大楼(现为霍格兰-平卡斯楼)已改为学术会议中心;最大的一栋建筑,命名为张民觉楼,现一半被精神科和小儿科使用,一半用为库房;张民觉曾经住宿过的小楼,已被爬满的树藤包裹,人去楼空。

环顾四周,如此平静和简陋,很难让人相信这里会有如此荡气回肠的故事,会产生如此改变世界和人类的伟大发明。有人把它的存在称为一个即兴之作,是一个来自不同角色、特异群体个性碰撞的天合之作。它是奇迹中的奇迹!


左:WFEB初期中心办公室兼实验室;中:张民觉楼门厅;右:张民觉楼


在创造这些奇迹的“巨人”中,就有来自中国的张民觉。


明年将迎来避孕药诞辰60周年,全世界将再次和眠于地下的“巨人”们,和张民觉共同欢庆。

感谢马萨诸塞州大学医学院图书馆 Kristine M Sjostedt 女士提供的帮助!
文中照片除标明来源外,均由作者拍摄。

注解
[注解1] 卡尔·杰拉西,化学家、小说家、剧作家、斯坦福大学荣誉化学教授,早期在化学领域共发表过1200篇学术论文,出版学术专著七部,获得过美国化学界最高奖——普里斯特利奖,是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奖和美国国家技术奖的第一人。退休后转向文学创作,先后出版五部小说、三部剧本、一部回忆录和一部自传。

[注解2] 柳町·隆造(Ryuzo Yanagimachi,1928-)日裔美国科学家,夏威夷大学解剖学和生殖生物学系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他是辅助受精技术的先驱,是直接将精子注射到卵子中体外受精(胞质内精子注射,ICSI)的发明者,他是克隆领域的先驱,1997年成功克隆了小鼠(檀香山技术)。柳町1960-1964年在张民觉实验室博士后学习,和他的导师一样,也几乎获得生殖领域所有大奖,2014年获美国生殖生物学家和技术专家协会终身成就奖。

[注解3] 哈蒙德,现代动物生理学之父,兽医,英国畜牧界大师。20世纪20年代早期就开始胚胎存活研究,他是动物人工授精的先驱,剑桥动物研究站的创始人,剑桥大学动物繁殖生理学学院院长。1947年出版第一本人工授精的综合性著作《牛的人工授精》。1933年的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获过多项国际大奖。

[注解4] 马歇尔是著名生理学家,在生物繁殖生理学和内分泌学有多项开创性研究。1903年,他第一个发现绵羊的生殖周期;随后又发现雪貂和狗的发情周期。1905年发现卵巢是内分泌器官。他还研究光和气候等外部因素对动物和鸟类生殖,求偶的影响。1920年的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注解5] 平卡斯出生在新泽西州的一个犹太家庭(传说其智商210),1924年康奈尔大学农业学士,哈佛大学硕士和博士。1927年到1930年到英国剑桥大学进修学习生殖生理和遗传学,1930年回到哈佛担任生理学讲师,两年后为助理教授。平卡斯早期研究激素生物学,黄体酮对受精卵植入的影响,雌激素对交配兔子排卵的影响和尝试体外受精。1936年,他声称采用化学、物理等手段能使未受精的兔子卵在试管中生长和分裂,从而产生有母亲但没有父亲的兔子,引起社会上极大轰动,哈佛发行百年庆典小册子,把平卡斯的孤雌兔认为是该校三百年来杰出的科学成就之一。媒体疯狂报道,也使人们联想产生无父婴儿的可能性,引起宗教组织的强烈反对,尽管平卡斯本人坚决否认任何为此目的进行试验的意图,但迫于压力,哈佛大学终止了与他的合同(传说还找爱因斯坦帮忙也无果)。当年同级博士学习的好朋友,已是克拉克大学生物系主任的霍格兰深知平卡斯的才华,并被他的解雇而愤怒,指出:“学术政治,反犹太主义,嫉妒……是平卡斯停职的主要原因”,立刻以“客座教授”的身份邀请平卡斯到克拉克大学。

[注解6] 哈德逊·霍格兰是美国著名的精神病学、神经内分泌和生物心理学专家,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MIT)化学工程硕士,哈佛大学实验心理学博士。1927年获得了博士学位,1931年成为克拉克大学的生理学教授。1934年就被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并在1961年至1964年担任该院院长。

[注解7] 1944年,由于和校长意见不同发生矛盾,霍格兰带着平卡斯离开了大学,共同建立了WFEB基金会。他们在郊区的什鲁斯伯里枫树大道(Maple Avenue)购买了土地,筹备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生物实验研究中心,主要研究激素与疾病之间的关系、癌症、心脏病和精神分裂症。霍格兰以他的影响、组织天分和领导才能,负责对外联系,资金筹集,平卡斯负责中心的研究发展。虽然基地简陋,条件艰苦,早期霍格兰自己剪草,平卡斯亲手整理实验室,清理动物房,但建成后的10多年中,中心的科研和人文氛围吸引了上百名多来自世界各地跃跃欲试的年轻人,他们在这里尽情发挥才能,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注解8] 桑格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天主教家庭,年轻时见证了自己的母亲18次怀孕, 生育11个孩子,49岁早年去世的遭遇,在后来的护士工作中,她又看到频繁分娩、流产和自我堕胎妇女的悲惨境地,使她发奋,倾其一生推动妇女节育、受教育和选举权运动,1914年,在她创办的《叛逆妇女》杂志上,首次提出了"避孕"一词,她一生被捕过8次,但从未停止过诉求。桑格一生,几乎大部分时间是单枪匹马为维护妇女的权益做斗争,她自筹成立美国计划生育委员会,创立全美节制生育联盟(American Birth Control League), 美国节育临床药监局,美国节育委员会。1925年举办计划生育年会,担任国际计划联合会唯一的主席。顶风冒险在全国开办首家,全世界几十家妇女节育诊所(30年代,她曾二次访问中国、也在上海建立了一家计划生育诊所)。桑格在美国,在世界是一个受到人们的尊敬的传奇式人物。1966年86岁去世。马丁、路德、金悼念她 “无视嘲讽和凌辱,直至她坚信的真理被揭示给大众”。一生与其作对的天主教徒周刊《圣母颂》评说她的“目标是让世界上所有的孩子一出生就有被哺育、照顾、教育、被爱的机会……,不论我们对她有何种成见,但我们很少有人能够如此坚毅,能有如此的目标”。桑格获得了多项荣誉。多次提名诺贝尔和平奖,美国多处历史地标以桑格的名字命名,1981年,被选入国家妇女名人堂。

[注解9] 约翰·洛克毕业于哈佛医学院,长期担任哈佛大学妇科名誉教授,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1948年,完成史上首列人类卵子体外受精而闻名于世(限于体外实验)。20世纪30年代,他成立马萨诸塞州第一家免费提供避孕知识的周期避孕诊所,这是当时天主教会唯一有条件地视为道德可行的节育措施。在妇女避孕上,他长期与天主教抗争。1931年,他是上书波士顿州政府,解除避孕禁令的15个著名医生中唯一的天主教徒。

[注解10] 麦考密克1904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MIT)生物学学士,是第二个从该学院毕业的女性。同年放弃考医学院计划,嫁给了巨富,国际机械收割机发明者兼公司创始人,赛勒斯·麦考密克( Cyrus McCormick)的小儿子,家族继承人, 斯坦利·罗伯特·麦考密克(Stanley Robert McCormick)。半年后发现丈夫患有精神分裂症,久治不愈,1947年斯坦利去世,凯瑟琳继承了财产。凯瑟琳1909年就积极加入妇女选举权运动,美国女性选民联盟的第一任副主席。资助出版《妇女杂志》。1927年的第一次国际节育、世界人口大会就是在她的城堡里召开。她为妇女争权维权运动捐赠了大笔钱,是有名的大慈善家。凯瑟琳在校期间,MIT对女性的歧视给她留下痛苦的烙印,为此她资助MIT 建造了两栋女生宿舍楼,(现称为斯坦利、麦考米克楼,Stanley McCormick Hall, MIT),使女性报考MIT的人数大增。1967年去世,享年92岁。去世后遗嘱,向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提供$500万资助女医学生,$500万给美国计划生育联合会,$100万给WFEB。1998年,麦考密克入选国家妇女名人堂。

[注解11] 张民觉的第一任妻子李民淑,是岚县同乡,1922年,十五岁嫁给张民觉(娃娃亲)。1935接去北京,1937年女儿张燕林出生,七七事变,张民觉将妻女送回山西老家后,随西南联合大学内迁,后去英国留学,再去美国,直到1972年(34年后) 张民觉首次回国访问他们才得以重逢。李民淑终生未再嫁。

[注解12] 1967年,《纽约时报》8月22日报道,: “避孕药的三个父亲”之一,格雷戈里·平卡斯因一种罕见的血液病去世。平卡斯生前获得过许多奖项,包括1960年的拉斯克世界人口计划生育奖(奥利弗·伯德奖, Oliver BirdPrize),  1962年的朱利叶斯·A·科赫奖( Julius A. Koch Award)和1967年的美国医学协会科学成就奖(American MedicalAssociation's Scientific Achievement Award)。1944创建国际劳伦琴荷尔蒙大会(Laurentian Hormone Congress)时担任会议主席,并一直到去世。1965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恩诺维德被批准用于避孕时,洛克已经70岁。他发起了一场争取梵蒂冈批准避孕药的 “单人运动”,他坚信自己的教会应该可以接受避孕这种节育方式,他出版了《时代已经来临:一位天主教医生关于结束节育斗争的建议》一书,并刊登在《时代》杂志和《新闻周刊》上,接受NBC的采访,在多家主流媒体亮相,试图以自己的信誉,说服天主教会的领袖和教徒。1968年,教皇通谕《人的生命》,明确指出天主教反对荷尔蒙和所有其他人工避孕手段。洛克非常失望。1973年退休,1984年,94岁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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