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科之父：外科医生的训练-深度-知识分子

美国外科之父：外科医生的训练

2020/05/04

导读

医院、手术室和病房都应该是实验室，并且是最高层次的实验室。

图片来自researchgate.net

- 编者按 -

在21世纪信息化日益普及的今天，外科医生紧跟世界外科技术的发展，在机器人手术、3D微创手术等技术方面正在融入世界外科学发展的滚滚洪流中，中国部分领域的疾病治疗效果达到或超过国际先进水平。年轻一代的外科医生，正以极大的热情追逐世界外科技术的发展，享受外科技术带来的快乐和职业尊严，但也对外科基本技能、基本技术、治病救人的核心价值逐渐丧失兴趣。

外科的初心是什么？外科的本质是什么？外科医生的训练应该是什么样的？

100多年前，美国外科医生训练之父、约翰霍普金斯医院著名美国外科先驱威廉·斯图尔特·霍尔斯特德（William Stewart Halsted）博士于1904年在著名的耶鲁大学发表了一篇广为传播的著名演讲——《外科医生的训练》。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是如何教诲外科医生的。

撰文 | 威廉·斯图尔特·霍尔斯特德（英国皇家外科医师学会会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外科学教授）

翻译 | 杨勇陈永康宋灿王瀚洋

校对 | 顾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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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出血、感染是一直困扰着外科手术并阻碍其进展的三大问题，在短短的27年（1846-1873年）中得到了较好的解决。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来临，自我1874年从耶鲁大学毕业以来的三十年里，建立在真正科学基础上的外科手术所取得的成就，可能比在这奇妙时代之前的几个世纪都要多。

生理学、病理学和外科学之间有着最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如果没有生理学和病理学的进步，外科学不会有今天的进步。相反，外科学对病理学和生理学的认知也做出巨大贡献。哈维（Harvey）不朽的发现标志着外科手术的新纪元，正如所有的医学学科一样，因为没有血液循环的知识，只敢想象一些最原始的手术。然而，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直到最近才被认为是安布鲁瓦兹·帕雷（Ambroise Pare，1517-1590）所介绍的血管结扎术早已在亚历山大学院中广为人知。杰出的加布里瓦·法罗皮奥（Gabriele Falloppio，1523-1562）写了很多关于用结扎法止血的文章，他与帕雷是同时代的，可惜寿命不长。然而，直到哈维（1628）证明了血液流动的真实过程之前，人们还是不能理解结扎术控制出血的原理，外科医生们都在刻意避免必须控制出血的手术。

在这个时代，我们很难理解，同时身为解剖学家和生理学家的外科医生可以毫无怀疑地接受盖伦的观点长达几个世纪。当时认为从离断动脉中喷出的血液并非来自左心，而是以某种神秘而间接的方式从静脉中流出，在静脉中，血液应该是从右心流出的。一开始哈维并不了解动脉和静脉之间的交通途径，直到1661年马尔皮基（Malpighi）用显微镜观察到毛细血管结构，他的发现才得以完善。

有些出血非常令人困惑，比如当一个伤口突然充满鲜血，而找不到出血点；比如有时只有少量出血，但病人因空气进入静脉而突然死亡! 像赫利奥多罗斯（Heliodorus）和其他人习惯做的那样，用麻布或海绵把伤口迅速包扎起来，或者螺旋结扎大块组织，还有用缝线把伤口的出血边缘紧紧地缝合起来，也有用烧灼器或沸腾的油烧灼出血表面，还有什么比这些更自然的做法呢? 想象一下病人的恐惧和痛苦，外科医生的绝望和匆忙，根本没有适合平静地研究生理学知识的条件。

一直以来，甚至到今天，外科医生在手术中最关心的还是血管的处理。坦白地说，对出血致死的恐惧使许多江湖骗子和能力不足的外科医生不敢再做危险的手术。在控制出血时所采取的谨慎措施可能是敏捷的术者和迟钝的术者的主要区别。被称为法国外科之父的Pare所宣布的五件事情：

1. 切除多余的部分，例如截断手术；

2. 修复发生移位的部分，例如疝；

3. 分离粘连在一起的部分，例如烧伤导致的粘连；

4. 连接分开的部分，例如缝合伤口；

5. 提供原有的缺陷部分，如眼睛、耳朵、鼻子、一颗或多颗牙齿的缺失；用金或银盘填补有缺陷的上腭。

约翰·亨特（John Hunter，1728-1793）对伤口愈合、炎症、动脉结扎的研究是在哈维发表《血液循环的论证》（1628年）100年之后，在马尔皮基发现毛细血管70年后开始进行的，这些伟大研究者的发现使亨特的研究成为可能。亨特是世界上声名显赫的外科医生之一，谈到常见的一类创伤就是流出来的血在伤口上面形成血痂，他说：“这种自然的现象把损伤减少到仅仅是表面的伤口，血液从痂皮继续流到伤口更深的部位，抑制保持着它的生命力，就像表面伤口的基底部天然部分所做的那样，痂下新生皮肤开始形成；如果疮痂发炎了，或者它下面的部分失去了它的结合力，那么就会产生炎症，甚至有时还会化脓。在这里，亨特认识到一个近年来才被充分认识到的事实：血液中有一种自愈的功能；血凝块有其价值，不应该受到干扰；干痂通常是有益的，但有时是有害的。

1914年Halsted与其他医生在霍普金斯大学为病患进行手术，图片来自npr.org

在18世纪末亨特时代之前，毫无疑问，执业外科医生在社会地位和专业地位上与内科医生本身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后者具备当时的所有科学知识，前者只是理发店的学徒。1690年，哥荷马（Abraham Gehema）写道，当时军队指挥着最好的外科医生。当面对一些现实问题的时候，内科医生沉浸在学术的微妙变化和毫无结果的思索中，然而，在那些老外科医生的著作中，常常能发现一些令人振奋的个人观察的记录。尽管这些老外科医生可能很粗鲁，也没什么文化。在德国的大学里，当外科学教授一职最初被设立出来的时候，它被认为是有损于教授这门技艺的医生的尊严的。因此，大约18世纪中叶，哈勒（Albrecht von Haller，1708-77）在哥廷根和伯尔尼教过外科手术，但从未降低自己的身份去做手术。对此，比勒斯（Billroth）评论道：“多年来，伯尔尼的阿尔布雷希特·冯·哈勒一直在做外科手术的演讲，却从未用刀碰过一个人，这在今天对我们来说是难以理解的。”

即使在100多年前的英国，外科医生的工作仍然带有明显的羞耻感。直到1800年，皇家外科学院才获得了它的执照，但那是非常困难的。议会一次又一次地拒绝给解散的 “外科医生集团” 颁发新的执照。据报道，当法案在下议院通过时，瑟洛勋爵（Lord Thurlow）曾在上议院说:“外科手术和屠宰一样没有科学可言。”只有当审查员法庭，一个仍然存在的机构，决定向国王乔治三世（George III）上诉时，宪章才最终获得通过。在伟大的 Hohenstaufen 时期，Frederick II于1231年命令教师们勤奋地钻研解剖知识，直到现在，在国王和统治者开明的干预下，医学已经多次得到帮助并取得进步。

1731年，在巴黎成立的外科学院被认为是外科史上的转折点，是外科学事业真正的起点。法国人把几年前外科医生 La Peyronie 所做的五次解剖演示看作是新时代的开始。Von Bergmann 于1713年在柏林为外科学生建造了一座解剖学剧院，但这并没有产生像巴黎学院那样广泛的影响。临床教学的发展可以直接追溯到 Boerhaave，他是18世纪早期Leyden 大学的教授，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和名望。他的学生把新方法带到奥地利、德国、爱丁堡，他们的后辈是这个国家早期医学院的创始人。在对医学教学发展的影响中，莱登大学历来居于首位。

18世纪末，外科手术与综合内科的关系在德国远不如英国和法国令人满意。外科医生演示手术病例常常在内科老师的指导下完成。1810年，当Reil作为医学教授从黑尔Halle被召至柏林时，他自然希望这种惯例关系能得以保留，使得 Wilhelm v. Humboldt 的年轻门生 Carl Ferdinand Graefe 也能在他的指导下工作。但根据君主的命令，Graefe 和外科手术的独立性得以确立。Graefe 被任命为一名军医，他在战争中表现出色，深受国王器重，因此国家很快就建立了一家独立的外科诊所，并将其托付给他。由于国家财政的严格要求，这家诊所的第一批设备非常简陋。在医院成立的前九年里，这家拥有十张病床的医院有五次不得不寻找新的场所，但在1818年，它就坐落在现在柏林大学外科诊所的旧址上。杰出的同时代人 Philipp Walther 对格莱费的诊所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于1834年参观了这家诊所：“格莱费在柏林的诊所是一个非凡的、壮观的诊所，以无畏的和极具天赋的方式运行着；无论是在法国、英国、意大利北部还是荷兰，我们都找不到这样一家诊所。它的特点是纯粹属于德国的。”

1876年，当我第一次走进纽约贝尔维尤医院的病房时，美国现代外科的曙光才刚刚开始。在那个时候，人们可能会对它（外科学）的一些特性感兴趣。乙醚的发现还没有古老到可以抹去 “快速，安全，愉快” 这一古老的外科手术规则的所有痕迹，但是快速的手术方法逐渐被更安全的方法所取代。全身麻醉使保守性手术成为可能，尤其在关节切除和骨膜下骨切除术中表现良好。眼底镜的发明是一项具有不可估量重要性的发明，它导致了专业眼科医生的产生，而且这一发明很快被证明是对普通外科手术一个巨大的恩赐，它使得多种窥镜得以采用，用于检查至今未被探索的区域。

这些不流血的组织分离方法都无法取代手术刀，因此外科医生开始对设计更好的方法来防止失血产生兴趣。1873年，在柏林举行的德国外科医生大会上，von Esmarch 向世人展示了他的人工止血方法。但是，自从亨特的时代以来，在基本的外科原理方面还没有取得真正重大和必要的进展，Pasteur的重大工作开辟了远景，在一段时间里，只有 Lister 的眼睛才能发现其中的奥秘。我们很难意识到，自从 Lister 和 Pasteur 对外科作出在重要性上仅次于 Harvey 的贡献，40年已经过去了。1867年，Lister 第一次公布了他用石炭酸治疗伤口的实验结果，其结果令人难以置信。Lister 的伟大功绩在于他清楚地认识到Pasteur的发现在揭示伤口感染的根本原因和采取预防、对抗这种感染的措施方面的重要性。无论在抗菌和无菌手术过程的细节方面做出何种改变，这种价值都将保留。

然而，直到1875年，Lister 的观点才在德国获得了实质性的立足点。为什么德国是第一个采用抗菌手术的国家？为什么几乎每一所德国大学的每一位外科医生几乎在同一时间、在Lister的观点被清楚展示出来的时候，都热切地拥护呢？我认为，这些问题的答案主要在于德国外科医生的科学和实践训练的特点，我希望在本文的其余部分中特别谈到外科医生的训练问题。我要说的与其说是本科课程中单纯的外科教学，不如说是对那些渴望适应外科职业的人的培训要求。

30年前，当我常常一天七小时坐在长凳上听医学讲座时，一些老师的性格和生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相信他们代表了医学上最先进的一切。但是在位于黑尔的沃克曼诊所（Clinic of Volkmann）的一天，对我来说是一个启示。在那里的一个清晨，我听到一个年轻的助理在诊所做关于上皮瘤的即兴演讲，我很惊讶。在家乡那里，全部关于肿瘤主题的讲座，在一个小时内，都在 “肿瘤讲座” 中被讨论。参加每年在柏林Eastertide 举行的德国外科医生大会，我听到了关于髋关节结核的讨论。仅一名外科医生就报告了600个病例，或多或少，其中一些他观察了将近20年甚至更长，并且大多数病例他都亲自随访。他的观察方法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他的知识鼓舞人心；他的精辟论述使我激动不已。两周后，一个巧合使我在美国参加了一个非常高级的“外科学会”的会议，地点在我们的一个大城市。相同的主题，“髋关节疾病” 外科的考虑情况，只有一位外科医生有过28个病例的经验，而对于这些病例的后续病史，他所知甚少。这种对比不仅体现在对主题的知识、表达和兴趣上，还体现在听众身上。德国外科医师协会（Deutsche Gesellschaft fur Chirurgie）承认它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位著名外科医生都有合作关系，每次大会上的大厅都座无虚席。而美国“外科学会”的成员被限制在20人以内，并且平均出勤率低于这个数目。

虽然现在美国有几所（5、6所）中等规模的医学院，与大学有联系，但是我们的外科医生的教育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我们目前的方法无论如何都不足以训练他们。在这里，我可以举出一些在约翰·霍普金斯医院里发生的变化。在那里，工作人员的组织计划与我们国家其他地方所获得的不同。目前，在该院担任家庭外科手术的实习医生的平均任期是6— 8年助理，为该职位做准备，2年为正式的住院外科医生。再加上医学院的四年和大学的3、4年级，在一些大学里，这些时间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用来学习医学入门的各个学科，未来的外科住院医生不得不进行12年或14年艰苦努力的学习工作，非常艰苦的学习工作，以获得这个成就，而在这个国家，目前只有极少数人能获得。

到目前为止，大约有三四个受过这种训练的人取得了成功。这种训练是如此令人信服，以致于我们学校和其他学校最优秀的毕业生都渴望有机会接受考验，以确定他们是否适合担任这一职务；我从今年提出的申请中得知，具有理想素质的人愿意在外科为工作人员服务十年，以获得外科住院医生的经验并接受相关培训。对于一个已经成为住院外科医生的实习生需要为我们服务的年数，我们从来没有进行规定。有人会反对说，当学徒的时间太长了，年轻的外科医生会感到乏味，在他还没有完成他的艰苦的服务期限之前，他的热情就会消失。这些职位不适合那些很快就厌倦了专业学习的人。事实上，随着年龄、知识和责任的增长，这些年轻助理的热情和勤奋似乎也在增长。在一家提供积极、妥善服务的医院里，一名外科医生在一定时期内必定能获得很多的东西，十分迅速地成长起来。不应减少对那些希望成为教师的人进行外科培训的时间，但考虑学习外科的年轻人应在年轻时尽可能早地学习与专业研究有关的基础学科知识。

德国一所著名大学诊所里，不仅仅是第一助理，所有外科工作人员都享有几乎最理想的手术学习和研究设施。临床资料的数量是巨大的。手术的工作在早上很早就开始了，常常到下午很晚才结束。门诊部门由外科住院总医师（the chief surgeon）管理，由他的助理医师实施; 由此，患者不再会转诊至某些诊所或其他机构，并被视而不见。手术中获得的病理资料在专门的外科实验室中精心整理，必要时保存在博物馆中，这应该是大学外科的一个重要特点。许多设施和鼓励给予每一个工作人员以便进行研究工作。

尽管在某所大学的大型诊所里当了8到12年的助理医生能奠定声誉基础，但当一位德国外科医生被邀请填补教授职位时，他的工作才真正开始。现在他渴望证明自己配得上这个新职位，他有激励他人取得成就的动力，他用新的标准来衡量自己，他内心有一种想要出人头地的欲望，正如播下的一粒种子，这粒种子将会孕育出一种足以媲美最伟大的大学、甚至可能整个柏林的辉煌。在德国，这个职位的声望是我们在美国的临床医生无法真正理解的。在每一所大学里，外科教授职位有不巧的传统——都由著名的外科医生担任，他们的名字因对科学、对大学、对国家、对研究员的贡献而被珍视和尊敬。

在我的学生时代，在莱比锡有Thiersch；在黑尔有福克曼（Volkmann）；在波恩有布施（Busch）；在图宾根有维克多布伦斯（Victor Bruns）; Nussbauni；在斯特拉斯堡有利克（Liicke）；他们都赫赫有名。把自己的名字镌刻在这些人的下面，继承他们的技能、知识、热情、荣誉和责任感，难道不值得吗?德国的外科教授通常是一个有很大影响和权力的人。他的社会关系、责任、对外科手术和相关科学的知识，以及对艺术、音乐、文学和世界事务的了解，造就了这样一种人，他的国家会为之骄傲。

最近，我询问一位有名的外科医生，一所重点大学给他提供了一个职位，他为什么会拒绝。他回答说他的临床工作量很大，同时报酬也很丰厚，他没有时间也没有意愿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进行一百场学术演讲。年轻人自然会十分高兴与渴望能得到一个教授的职位，这能够给他们过上好的生活提供保障，同时也能让他们显得出类拔萃，但对于已经十分出名的年长的医生，他们的收入已经得到了保障，便没有意愿从事需要被规定的教学任务，更何况他们并没有受过有关教学方法的训练，而通过教学获得的报酬与他们的劳动也不成比例。甚至对于那些已经有多年手术经历的医生，日常的工作有时也会变得令人厌倦，以至于他们试图在产生足够的直接或间接的回报前便放弃。

我们外科医生教育系统的弊端几乎存在于从最低级别到最高级别每一个层级的医生中。我只想拿对于最优秀的人，那些渴望在外科领域有更高职业生涯成就的人的训练举例。当他们毕业后便成为了医院的实习生，但他们在医院中的时间仅仅有一年半，偶尔是两年，只比德国要求每个医学学位申请人的医疗服务期限稍长一点，平均来说，也不像东京大学要求每个医学毕业生的医疗服务期限那么长。实习医生不仅仅会受到经验缺乏的困扰，也会受到经历过多的困扰。在短短的实习服务期内所承担的任务对于他来说十分沉重，他便习惯了在缺乏准备的情况下进行操作，虽然获得了对处理紧急事件十分有用的自信与自满，但这往往使他看不到自己的不足之处，从而对他事业的发展产生羁绊。一名外科医生应该从他的助手那里获得最大的激励与支持，毕竟他每天应该会花很多时间和助手在一起，但这仅仅在他们获得足够的发展机会时才有可能。

但是，尽管实习医生在短短的实习期内吃尽苦头，医院与外科医生则有更多的难处。每一所重要的医院都应该至少有一名外科医生，他们不仅能够处理任何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进行任何一项外科手术，而且能够识别所有普通病理组织病变的大体外观。然而，当实习医生离开医院时，他们并没有什么经验。最终，他可能会进入某家医院做主治医师，之后会去带教其他医生去做他自己之前从没有学过的手术，或者在手术台旁针对自己可能并不熟悉的，或是干脆听都没听过，见都没见过的情况发表看法。

我们需要一个不仅仅能培养外科医生，更能培养高层次外科专家的体系，并且我们一定能拥有它。这些优秀的外科医生能够激励我们国家的第一批年轻人为提高外科学水平与标准奉献自己的能量与生命。对于本国的每一名外科教师来说，改革的必要性一定是显而易见的。改革必须是从医院与大学两方面进行的。我们很自然地期望我们新设立的机构不受传统的束缚，提供充足的资金来进行这样的改革。医学院校拥有一家附属的医院，即使并不是绝对必要，也是非常可取的。建立一个如我所提出那样的医院工作人员组织是必要的，它可以为那些准备在医学和外科方面从事更高层次职位的人提供长期和彻底的必要培训机会，并在主任和助理之间建立密切和相互促进的关系。

过去两年在该系任教的教授“要么没有工资，要么工资很少，几乎总是低于大学校长的工资，且几乎难以供维持生计。”“很明显，”巴克继续说，“如果那些教授临床学科的人不得不以私人执业为生，他们将被迫调整自己的活动，以免干扰自己的执业。”此外，他还说，“我想看看，如果这些有能力的人通过大学培养后任命负责管理大学附属医院，并获得足够的报酬，让他们完全放弃私人执业，把全部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这些医院的教学和调查中，结果会如何。”时间只允许我对这一主张作最简短的考虑，我完全赞同这一主张，我对此认真思考了很长一段时间，也许二十年或更久。尽管如此，我认为，禁止大学里外科教授收取费用是非常恰当的，这可能会遭到某些人的反对。

1. 要成为一名令人印象深刻的外科教师，收集大量的重要病例，成为有影响力的外科医生，并透彻地了解这个专业，外科医生就必须要每天不停的手术。外科医生的大部分时间必须花在手术室里;随着时间的推移，普通外科医生每年要做的各种手术越来越多。

2. 有了固定的工资，外科医生就可以献身于他所选择的工作。如果他倾向研究方向，他就会忽视他的临床实践工作；如果他是一个天生善于做手术的人，限制他如此轻易地接受费用就会让他觉得懊恼。

总之，医院、手术室和病房都应该是实验室，并且是最高层次的实验室，我们从经验中知道，在这种理念盛行的地方，不仅有利于高等教育和医学科学的事业，而且最好地促进了病人的福利。这需要医学和外科的教师来实现。外科医生和内科医生应该有好的配备，并且应该进行研究工作；他们所处的职位应使他们能够向助手和助理提出大量的研究建议；他们不仅要有自己的成果，而且要不断地激励他人。

虽然我在此文中的主要目的是要提请大家注意现有医学教育的某些缺陷，特别是在这个国家对外科医生提供高级培训的机会方面，但我不认为我在贬低美国外科的伟大成就。勇气、独创性、灵巧、机智是我们国人的显著特征，如果许多认真、忠诚的教师和从业人员的努力没有对外科科学和外科艺术做出能使美国外科在整个文明世界享有盛名的贡献，那将是令人诧异的。Nathan Smith 和 Janathan Knight 的名字不仅会被这所大学所铭记，而且会被外科历史铭记。虽然现在还不是提及美国外科医生对他们的艺术和科学做出的贡献的时候，但我应该为我的同胞们伸张正义，我想要强调至少一项重大贡献的重要性，我相信，这项贡献比以往任何成就都更能给美国外科带来荣耀。我们既不能高估现代阑尾炎研究的价值，也不能认为它在过去十二或十四年间在整个腹部外科领域取得的巨大进步方面占有很大份额。多年来，大陆的外科医生们无法完全理解和接受他们在这个新国家的同事们的教导，这有力地证明了这项划时代工作的先进性。我们的一些外科医生是我见过的最好的;我相信，美国的外科手术不会比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差，而且有许多手术美国外科医生做的最好。

作为耶鲁忠实的一员，我为近年来耶鲁大学医学系的日益繁荣感到高兴。尤其令人欣慰的是，耶鲁大学对医学系的发展以及对高等医学教育事业的发展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耶鲁医学院将在医学教育和研究的前进中保持突出的地位，并成为这所伟大大学的主要亮点之一，同时将受到崇高的理想、巨大的成就和崇高的声誉的激励。

制版编辑 | 皮皮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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