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瘟疫、《圣经》和鸟嘴人 ｜ 左图右史
最近一次威尼斯狂欢节，几个带着鸟嘴面具身披黑色罩袍的人，站在圣马可广场前，时间是2020年2月25日。
撰文 ｜ 刘钝（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庚子大疫，新冠病毒重创人类社会。一开始世人还以为只是某座城市出了问题，对疫情的严重性和采取必要的管控措施不以为然，甚至嘲讽和攻击，然而不久就尝到苦果。对于头图的这几位鸟嘴人，我愿意往好处揣度，他们是在以游戏的方式提醒世人，不要幸灾乐祸，不要掉以轻心，人类历史上瘟疫大流行的荼毒殷鉴不远。
鸟嘴面具与罩袍是17-18世纪瘟疫医生的象征，也可以说是后来各种防毒装束的前身。下图为英意德等国合拍的电影《卡桑德拉大桥》中的防化兵，他们的防毒面具，与过去的瘟疫医生的形象有几分相似。
这个叫做Covid-19的病毒尚未大规模蔓延的时候，一位署名丹尼尔的作者推出了一篇美文，透过世界名画介绍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八次大瘟疫，融知识、艺术和历史于一体，图文并茂，堪称应时应景的佳作。美中不足的是，该文称法国画家尼古拉斯·普桑（Nicolas Poussin，1594-1665）的《阿什杜德的瘟疫》，“真实描述了公元2世纪中叶，古罗马安东尼大帝执政时期，突然爆发的 ‘安东尼瘟疫’”，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
所谓 “安东尼瘟疫”，爆发于公元165年前后，相当于中国的东汉末年。当时罗马大将卡西乌斯（Gaius Avidius Cassius，c.130－175）率领的东征军队，在叙利亚与安息帝国作战，攻陷并焚毁了塞琉西亚和泰西封这两座城市，但因受到疫情的影响只好撤军。撤退回来的士兵把病菌带回意大利半岛，不久瘟疫就席卷整个帝国，连高卢、日耳曼地区和其他海外行省都没能幸免，整个疫情肆虐时间长达七八年。
下图是根据19世纪法国画家德劳内（Jules-Élie Delaunay,1828-1891）原作制作的版画。
由于疫情发生在罗马帝国的第16位皇帝马库斯·奥里略·安东尼（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121-180）在位期间，后人就将这次传染病大流行称为 “安东尼瘟疫”。根据当时人的记载，高峰时罗马城每天有2000人死于瘟疫。因为缺乏可靠的统计资料，专家们对死于这场瘟疫的人口总数颇有争议，一般认为在350万至500万之间。
在古代西方被称为 “医圣” 的盖伦（Galenus,129-c.200），经历了这一劫难并留下宝贵的观察与诊治记录，因此也有人将这场流行病称为 “盖伦瘟疫” 或 “罗马瘟疫”。除了盖伦，当时其他一些人，如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Cassius Dio，150－235）也记录了这场灾难。至于此次疫病的性质，后世学者有不同的推测，根据盖伦对病状的描述，很可能是天花或麻疹。
有人认为疫情造成的人口下降，是罗马帝国走向衰亡的原因。其实安东尼治下的帝国仍处于盛期，他是所谓五贤帝中的最后一位，因信奉斯多葛哲学而被人被称为 “哲学家皇帝”，他在位时还曾派遣使节来到东汉的都城洛阳。按照英国著名史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的说法，五贤帝时代是历史上人类最为繁荣的时代，“幅员辽阔的罗马帝国受到绝对权力的统治，其指导方针是德行和智慧”，“这些君主勤劳国事，功成名就是他们最大的报酬，乐于见到治下人民过着幸福的生活”。
从安东尼亡故到西罗马帝国灭亡有将近300年的时间，其中还出现过一些有作为的君主，还有改革、中兴以及基督教正统化等重大事件。吉本以 “安东尼时代” 为前三章展开其皇皇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囫囵吞枣读其书者遂将帝国的衰落归始于这场瘟疫。
还有一个传言称奥里略·安东尼本人就是死于这场瘟疫的，其实染疾身亡的是他的弟弟路奇乌斯·维鲁斯（Lucius Verus，130-169）。前述丹尼尔的文章提到 “先是维鲁斯大帝于公元 169 年染病身亡，紧接着其继承人安东尼大帝在公元180年，也因传染而难逃厄运”，就是不谙史实引起的误解。
公元161年罗马元老院推选安东尼为皇帝，但他执意要与弟弟维鲁斯共享帝尊，于是罗马帝国首度出现多帝共治的局面。不过实际掌握帝国大权的是哥哥安东尼——套用今日某些官场说法，兄弟俩同为 “正国级”，安东尼的头衔后面还要加上括号注明 “主持全面工作”。公元169年，维鲁斯率军从多瑙河流域返回罗马途中死去，当时说是食物中毒，学者们相信是死于瘟疫；而安东尼辞世的180年，疫情已经结束了。
“阿什杜德的瘟疫” 之说源自《圣经》。阿什杜德（Ashdod）是濒临地中海的一座城镇，中文《圣经》译作亚实突，古代曾为犹太人的仇敌非利士人的居住地，现在是以色列第六大城和第一大海港。根据《旧约·撒母耳记》，非利士人将以色列人珍藏神示十诫与其他神器的约柜掳到阿什杜德，震怒之下的耶和华摧毁了非利士人的达贡（大衮）神庙，又降下瘟疫来惩罚他们，全城悲号，哀鸿遍野。
“耶和华的手重重地加在亚实突人身上，败坏他们，使他们生脓疮。亚实突和亚实突的四境都是如此。” 惊恐万分的非利士人，只好将约柜奉还，并用五只金老鼠和五个金疙瘩作为赔罪贡品。因为非利士人的五个部族分别居住在五个市镇，金疙瘩代表肿瘤，老鼠暗示瘟疫传播的媒介——当然这是后人的解释，《撒母耳记》的作者是否知道这一点值得怀疑。
普桑是古典主义画派大师，他的《阿什杜德的瘟疫》（The Plague at Ashdod）生动描绘了非利士人遭受惩罚的情景，此画又名《达贡神庙中的约柜奇迹》（The Miracle of the Ark in the Temple of Dagon），与上文说的 “安东尼瘟疫” 毫无关系。画面左侧可见达贡神庙，折断的廊柱和残缺的石像表明它已遭到破坏，前端则露出赭红色的约柜。一位身着白袍的人应该是当地的祭司，正向一群惊慌失措的非利士人讲述着可怕的经过。
下图是另一幅类似题材的作品，出自佛拉芒画家彼得·范海伦（Peter van Halen,1612-1687），名为《阿什杜德城非利士人的瘟疫》（The Plague of the Philistines at Ashdod），完成时间是1661年。范海伦多半见过普桑的画，对比之下可以发现两幅画的构图几乎雷同：左侧是达贡神庙与被非利士人抢来的约柜，右侧是一个带柱廊的建筑，同样有两个人抬着一具尸体；最相似的是画面前端的中心人物：掩鼻俯身的男子，死去的母亲和趴在她胸前的婴儿。
《圣经》中还有一段更出名的文字涉及瘟疫，见于《旧约·出埃及记》。传说耶和华为了惩罚法老对以色列人的迫害，在埃及降下十大灾祸（希伯来文עשר המכות），即水变血之灾、蛙灾、虱灾、蝇灾、畜疫之灾、疮灾、雹灾、蝗灾、黑暗之灾、长子及头生牲畜必死之灾；其中疮灾和畜疫之灾都是瘟疫，虱灾、蝇灾也有一定关系。下图出自一本中世纪晚期的彩绘本《圣经》，一对生满脓疮的男女正在经受煎熬，在他们旁边向天祷告的是以色列人的领袖摩西。
佚名《十灾之六：疮灾》（1411）| 图源：瑞士托根堡（Toggenburg）彩绘《圣经》
下图是法国著名版画家多雷（Gustave Doré, 1832-1883）的作品，描绘畜疫在埃及沙漠中流行的惨状。
“十灾” 后来成为基督教（以及犹太和穆斯林）文化中的一个特别词汇，专指来自上天的惩罚。英文中的plague就含有 “天灾” “天谴” 的意思，后来则特指 “瘟疫” 或 “鼠疫”。人类历史上遭受的最残酷 “天谴” 是14世纪中期席卷整个欧洲的 “黑死病”，据统计共有2500万人丧命于斯，约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普桑虽是法国人，一生却有超过一半时间在意大利度过。1629年至1631年意大利爆发了一场可怕的鼠疫，维罗纳、米兰、威尼斯等城遭到重创，这就是 “米兰大瘟疫”。下图是当时的一幅蚀刻版画，描绘大疫期间米兰圣巴比拉广场的景像：广场中央的石柱前有一位神父在祈祷，八辆装满尸体的马车鱼贯地穿越广场驶向城外的墓地，人们在教堂门前又发现一具新的尸体，远方可见士兵在驱赶或押送人群。
普桑当时住在罗马，接受一位西西里商人的订单绘制了《阿什杜德的瘟疫》。研究者发现，画家对鼠疫灾难的描绘相当准确，这恐怕得益于他能够就地获得有关疫情的最新资讯。下图是法国版画家皮卡特（Étienne Picart,1632-1721）根据普桑油画制作的铜版，注意它与原作是镜像对称的。
瘟疫带来的恐怖，在画面前端的几个人物身上得到集中表现：正中间的女子上身裸露，青灰色的皮肤（对照前面普桑的原作）显示她已丧命多时；她身边的幼童也已死去，另一边的婴儿还想吸食母亲的乳汁。俯身向下的男子企图抱走孩子，这一造型非常关键，需要多费点笔墨来讨论。
在基督教的造型艺术中，圣母和圣婴通常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画面中的男子要把嗷嗷待哺的婴儿从母亲胸前拉开，表面看来是一桩残忍的举动；但是细观他那前屈的身姿和伸向孩子的右手，观众不难读出大慈大悲的情怀。这一充满张力的形象无疑是此画的最大看点。
另一方面，现代防疫专家会对他的行为举止给予很高评价，把饥饿的婴儿从其死去母亲的乳房上拉开，这样或许能使孩子免遭带有病毒的乳汁感染。他那捂着口鼻的左手更透露了画家对在地疫情的了解与有关知识：死者与垂死病人身体发出的恶臭使人难以容忍，或者当时已经有人意识到病毒会通过呼吸传染。
这个人物的两边也各有一名男子，左侧（原作则为右侧）的那位同样用手捂着口鼻，右侧（原作为左侧）的那位惊恐地望着跌落在地的大衮神庙柱础，他们身边都有死者和濒临死亡的人，有人肤色也已发青。神庙对面的台阶上，可见两个人抬着一具尸体。远端建筑旁的广场和街巷里，也可看到躺着或死去的人。细看画面中间的空地，几只老鼠正在爬窜，另一只肥大的老鼠趴在画面前端神庙的浮雕前。
普桑画的是《圣经》中的非利士人，反映的却是17世纪意大利人经历的瘟疫以及时人领悟到的有关知识。
1665-1666年的伦敦大瘟疫，在科学史上经常被人提起，这是因为受到疫情影响的剑桥大学被迫关门，刚读完本科的牛顿回到家乡伍尔索普，避疫期间完成了微积分、光的解析以及万有引力定律三大贡献。牛顿在乡下老家的日常饮食起居是怎样的，似乎没有多少可靠的信息；可以猜想，假如他待在距离伦敦不远的剑桥学院里，啃着希腊数学大师的经典（他的导师巴罗可是剑桥大学的希腊文教授），享受着三一学院优等毕业生的安逸生活，1666年多半就不会是科学史上的 “奇迹年”。
现在知道，伦敦大瘟疫是类似中世纪晚期流行的黑死病那样的淋巴腺鼠疫，虽然没有后者流行的时间长，仍然导致近10万人丧生。疫情高峰期，伦敦地区每周死亡人数达到7000多，估计死亡总数超过当时伦敦人口的五分之一。下左图是英国19世纪画家托珀姆（Frank Topham,1808-1877）的作品，画风带着那个时代推崇的英国新古典主义的风格，悲惨的疫情竟然也染上唯美色彩。与此形成对照，右边的那幅版画则显得更加真实和恐怖。
由于对疫情的原因缺乏了解，民间充满谣言并出现一些奇怪的现象：例如有人归罪于犹太人，于是有些地方出现排犹倾向；有人说女巫化身为猫在捉弄人类，对猫的无情扑杀导致老鼠更快繁殖；有人说全民喷云吐雾可以抵御疫病，于是鼓励市民无论男女老幼都吸食烟草。伦敦市政当局与周边乡镇也采取了一些还算靠谱的应对措施，包括紧急聘用瘟疫医生，有组织地搬运和处理尸体，在街头点燃大火并焚烧具有强烈刺激气味的药草等等。
下图出自当代装帧画师格里尔（Rita Norah Greer,1942-?），他的作品很受历史学家的青睐，最有名的是胡克（Robert Hooke,1635-1703）画像——顺便说，胡克经历了伦敦大瘟疫，并且在疫情臻于高峰时才外出避难半年。格里尔的《1665年大瘟疫》（The Great Plague 1665），重现了当时伦敦街头的恐怖景象：日落不久，一辆收集死尸的马车缓缓驶过街头前往墓地，人们打着火把点燃烟火，有人还戴着口罩；画面前端的一位黑衣妇女抱着死去的婴儿哭泣，一位貌似贵族的红衣人用手帕捂着口鼻，在他们中间的那位穿着鸟头服装的人就是瘟疫医生。
瘟疫医生是黑死病大流行时的产物，有些市镇当局或市民团体雇佣医生来治疗黑死病患者。除了较丰厚的酬金外，“瘟疫医生” 的头衔也是一种荣誉。有些著名的医生，如瑞士人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1493-1541）、法国人帕雷（Ambroise Paré,c.1510-1590）、爱尔兰人格拉卡努斯（Nellanus Glacanus,c.1563-1653）就都当过瘟疫医生。17世纪以前的瘟疫医生都穿着厚重布料缝制的防护服，但是没有统一的样式。
查尔斯·德洛姆（Charles de Lorme,1584-1678）是17世纪的法国名医，曾为意大利美第奇家族服务并担任法王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的御医。1619年前后，德洛姆推出了一种专为瘟疫医生设计的鸟嘴装束。这一行业标配最早出现在巴黎，随后传到整个欧洲。17、18世纪欧洲的医学书中经常会出现鸟嘴人的图像。正因为此，瘟疫医生也被称为 “鸟嘴医生”（Dr.Beak）。
下图是一幅彩色铜版画，画中人是1656年前后罗马的一名瘟疫医生，人物两侧写着带有谐噱性的八音节对偶韵句，德文与拉丁文混搭书写，这是当时的一种时尚，上方的横标中则可见德文的 “鸟嘴医生”（Doctor Schnabel）。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套服装还是具有一定防疫作用的：长袍由多层厚实的布料制成，外面涂着蜡，可以避免跳蚤吸附或患者体液的沾染；头具的眼睛部位装着透明的玻璃，可以隔绝患者与尸体的组织液、血液或飞沫；鸟喙状的凸起内部填有樟脑、丁香、鸦片酊、玫瑰花瓣等能够散发芳香气味的药物，以减缓尸体与病人坏死组织发出的恶臭；尖尖的鸟嘴以及医生手中的木杖，都足以使病人与医生保持起码的距离；还有一种说法称木杖是用来鞭打病人的，因为当时人们相信瘟疫是上天的惩罚，病人通过鞭笞才能获得救赎。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有理由把德洛姆医生设计的鸟嘴人装束，视为现代防毒和抗疫装备的先驱。下面是一些有趣的图像，作为周末的消遣与读者们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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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版编辑 | 卢卡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