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新井先生
井贤一（Ken-Ichi ARAI，1942-2018）撰文 | 季茂业
责编｜王一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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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井先生，全名叫新井贤一（Ken-Ichi ARAI，1942-2018），东京人士，他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也是一位致力于创造优质科研环境的社会活动家。从2009到2018十年时间里，于公于私，我受惠于新井先生极多。先生已于2018年在东京仙逝，但他帮助我的点点滴滴，他温暖的笑容，开怀大笑的神情不时会在我的脑海中。很多次想动笔写他的故事，向世人、特别是中文世界的朋友分享他灿烂多彩的生命。但是疫情前我像很多人一样被工作的巨大惯性带动着，被纷繁的杂事所羁绊。新冠疫情使工作和生活突然慢下，反而使我们可以暂停下，回顾我们走过的路，遇到的人。
新井先生是个杰出的日本生化学家，同时也是建立亚太分子生物学范畴国际科学组织的第一人。不同于绝大多数谨慎内敛的日本同胞，先生热情、大度、温和又不失严谨。他更是个身体力行的人文主义者，是个具有宽广视野，博大胸怀的国际主义者。他的科学人文生涯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求学；二，科研；三，科学的人文活动。我和他认识和交往是在他的第三阶段，这也是我直接受益于他的阶段，也是催生本文的动因。为了给读者对他有个更全面、立体的了解，我必须把他前两个阶段粗略交代一下。
图1 考入东京大学前
按现在中国的标准，新井先生是枚妥妥的学霸。1967年他从东京大学医学院（Faculty of Medicine, University of Tokyo）毕业，获医学博士（MD）学位。之后他并没有从医，而是一头扎进实验室，在东大医科学研究所（后来他担任该所所长）读博士。八年后获得东大理科博士（Ph.D.）学位。他在读博的科研成果很是辉煌：他解析了细胞内蛋白合成，即翻译mRNA密码时肽链延长的一个关键步骤（Peptide Elongation）。肽链可以看作是一条条珍珠链，上面的每个氨基酸好比是每颗珍珠。蛋白质合成是根据mRNA上的基因密码把相应的氨基酸逐个链接而成。在连接每个氨基酸时，需要细胞内非常精细的分子机器的参与和有条不紊的协调工作。整个过程非常精细复杂。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分子机器部件称为 “延伸因子Ef-Tu”（Elongation factor Tu）。新井的研究清晰地阐述了Ef-Tu是如何循环往复利用携能量分子（GDP-GTP,可以理解为分子电池）从而使肽链可以一个个的加上氨基酸得以延长 [1]。这是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领域一个极为基本，极为核心，又极为重要的过程。没有蛋白质的合成生命就无以进行。这项工作是在新井恩师上代淑人（Yoshito KAZIRO， 1929-2011，日本著名的生化学家）实验室完成的。新井在1976年因这项出色的研究而荣获日本生物化学协会青年科学家奖（Young Investigator Award）。
读博期间，新井不但科研上大有斩获，个人情感上也有突破。和同实验室的另一学霸，直子（Naoko，和新井在东大同一实验室获博士学位）喜结连理。有亮眼的科研成果，加上恩师的大力推荐，新井在拿到东大的博士学位后夫妻双双于1977年进入美国斯坦福大学，在1959年诺奖得主阿瑟·科恩伯格（Arthur Kornberg）实验室从事为期三年的博士后研究。
图2 新井和日本同事学生在DNAX。上左一为新井夫人直子，留大黑胡子者为新井先生
科研中的新井则是一枚完完全全的 “拼命三郎”。短短的3年时间里，新井极为多产。共发表了14多篇科研论文 [2-15]，而其中的8篇竟然占据了一期JBS [2-9]，创造了一个空前的记录（至今应该尚未被打破）！他因此收到包括哥伦比亚大学大学教授职位的许多offer。但是新井夫妇却走了个小弯路。他们海归日本，回母校东大去做助理教授。
当时日本社会的传统甚深，职业妇女还未被接受。优秀的直子在日本竟然找不到一份体面的研究工作。习惯了加州的随意、开放和自在，新井夫妇回归日本即遭遇了人生的第一个反向文化休克。他们非常不适应日本那种对上司毕恭毕敬，言听计从的文化。于是不久又双双归海加州。这反映了从异文化环境回游母文化后遭遇的再适应困难是一个普遍现象。
因 “祸” 得福，此时1980年代初，阿瑟·科恩伯格同旧金山湾区另外两个生物界牛人 Paul Berg (因DNA重组技术得诺奖）和 Charles Yanofsky 创办了最早的致力于用基因重组技术生产单克隆抗体的研究型生物技术公司DNAX。DNAX草创最大的挑战是寻找担纲的实干家。虽然Kornberg，Paul Berg，Yanofsky三人为创始人，但他们都是兼职，急需正真的操盘手。此时新井正好从东京回游，顺利加入DNAX，担任分子和细胞生物学部主任，实际上是DNAX的核心科学家和真正的挑大梁者。
引用科恩伯格的评价可以更真实、全面地看到当时新井在DNAX的吃重角色：“新井凭借他的才能、他的远见和他的能量成为了 DNAX 的特许最佳研究员…… 但毫无疑问，他是（DNAX的）推动力。他教授免疫学家分子生物学；他自学免疫学，是科学环境中的桥梁元素。”[16]在他实际推进DNAX研究工作期间，他从日本招收了十多个科学家，组建了精干、富有活力的团队，为日本培养了最早的分子生物学及生物产业人才，其中包括后来成为东京都医学研究所所长的正井久雄（Hisao Masai）教授，东京大学教授宮島篤（Atsushi Miyajima）等一干人才。在他的带领下，这个日本科学家团队科研成果斐然，在免疫白细胞介素（Intelukin，IL，特别是IL-3）和细胞因子（Cytokine）受体克隆和细胞内信号传导方面的研究成为当时免疫学研究的最新前沿 [17-20]。
新井在DNAX一干就是十年，期间他的“拼命三郎”劲头更加旺盛，以至于有一句口头禅：“Let’s start immediately！”他的说干就干不是停留在嘴上的，而是实实在在马上就干。通常是在餐厅讨论出想法，不管多晚，也不管周末假日，直接就回实验室动手去干。因为这段经历，他是世界生物产业新技术浪潮初期为数极少的亚裔人士。
时间跨入了90年代，是时候再回归日本了。新井夫妇第二次海归，再此回母校东京大学医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Medical Science of University of Tokyo, IMSUT），回归学术界任教授，并一度担任IMSUT主任。
在加州的十多年，除了科研上硕果累累，生物产业上积累了丰富经验，新井在人文视野和领导力方面也开始成长。Kornberg实验室里紧张又活泼的科研文化，斯坦福宽松、自由平等的学术氛围，深深滋养感化了新井这个出生成长在完全不同文化的日本青年科学家。他深刻意识到日本那种讲究层级，以学术或行政权威马首是瞻的学术文化客观上成为了科学快速发展的障碍，也使本来就孤苦居多的科研探索过程抽剥了本身就难能可贵、稀少的乐趣。新井也不满足亚太各国一盘散沙、各自为政的局面。也就是在加州，新井最早萌发了把宽松国际文化带进日本、乃至全亚太地区，以此为纲搭建一个泛亚太地区科学平台的想法。
图3 美国冷泉港实验室
上世纪50年代，沃森、克里克发现双螺旋后不久，以分子生物学为最前沿的世界生命科学进入了迅猛发展的阶段。如果双螺旋是当代生命科学的奠基石的话，那么由克里克建立的生物学的中心法则，即遗传信息由DNA传到RNA再到蛋白质，则可以称为当代生命科学的基座。之后遗传密码子的纷纷解析直到全部完成标志着分子生物学完成了其奠基阶段（英文称Classical period）。生命科学的发展是把奠基阶段建立的最核心的原理运用到解答更广泛、更具体的科学问题中。比如生物的生长发育；神经系统的学习和记忆、动物行为的分子机理；癌症及其他各种疾病的遗传学机理及新治疗手段的寻找；免疫系统、细胞信号的传导又把分子生物学上升引导进入细胞分子学范畴。科学的迅猛发展必然带来技术的创新和革命。不久，核酸剪切酶的发现，可任意扩增DNA分子数量的PCR技术的发明，为人工克隆和生物技术的出场创造了最基本的条件。
在这一历史大背景之下，大西洋两岸生命科学的发展一派欣欣向荣，你追我赶的景象。科学交流互动的需求也空前高涨。历史发展的洪流促进了国际性科学交流，互动到了空前繁荣，活跃又极为平常的状态。不但学术单位间的频繁互动，也有公认确立的跨国平台向各国学者提供更为规范、专业、常态化的切磋和交流服务。这类机构先出现在美国。典型的范例就是位于纽约长岛的冷泉港实验室（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 CSHL）。当时冷泉港实验室由1962年诺奖得主、DNA双螺旋发现者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领导，在生命科学界广受赞誉，影响力很大。
图4 位于德国海德堡郊外的EMBO/EMBL
科学研究的本质是人类对自然的思辨和认识不断更新、不断提高的过程。因此学术思想的频繁交流、辩析和论证同科学的实验、测试是达成科学进展不可替代、不可绕行的必由之途。思辨和检测，构成了科学活动的双腿，或软件和硬件，不断交替，相互影响，共同推动科学的进步。
冷泉港实验室实际上创建了一个独特的科研生态系统，我姑且称它为冷泉港模式（CSHL模式）。在这个模式系统里，频繁的学术信息交流、新思维新概念的碰撞可以就地理之便与边上的实验室里发生的研究时常互动，相互影响。在交流平台上产生的新思路、新方向可以马上运用到实验中去。反之，实验中的新发现、遇到的难题可以在交流平台上同最好的同行进行及时的展示和讨论。这个“交流-实验”模式极大地促使了科学以最快的速度向前推进。到2014年为止，在冷泉港平台上直接或间接出现的诺奖得主多达90多位。因此被誉为 “分子生物学的摇篮，生命科学的圣地”。
左：图5 EMBO启动会议；右：图6 EMBO首届主席John Kendrew
作为科学的发源地，欧洲科学界对 “交流-实验” 模式有极为深刻的理解。他们不甘落后于北美同行，1960年代起，在欧洲和英国科学家（沃森也曾有参与）多次酝酿，讨论和推动下，最终在1965年由西德大众公司出资250万马克，海德堡市无偿提供郊外一片土地，参照冷泉港模式在当时的西德建立了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European Molecular Biology Organization，简称EMBO）[21]，为欧洲科学家首先提供类似于冷泉港的学术交流平台。沃森在剑桥的博士后导师John Kendrew为EMBO首届主席 [21]。在EMBO成功运营的5年后，一个全欧公共实验室EMBL（European Molecular Biology Laboratory）也在EMBO边上成功建立。从此学术碰撞和科学研究两条主链互为依托，相辅相成。EMBO/EMBL在冷泉港模式后成为了国际科学界另一个 “交流-实验” 系统。应当指出的是，这些平台的建立并非只是表面的人气聚集，相对应的科学进展明显加速。在EMBO/EMBL创建后的五十多年时间里，从这个全欧的平台上成长走出的杰出科学家层出不穷，其中不乏院士和诺奖得主。这个平台的建立也确保了欧洲在生命科学范畴和北美平分秋色、不相上下的战略地位。
我曾多次走访EMBO/EMBL，以及该系统位于英国剑桥的EBI（European Bioinformatics Institute），即欧洲生物信息研究院。和美国冷泉港实验室相比，EMBO/EMBL的建筑都是新建的，显得高堂敞亮，窗明几净，更富现代化气息。除此之外，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来自欧洲各国的年轻学生学者亲密融洽，同室实验、同堂学习、同馆切磋。之前的敌国在科学殿堂里成为了同学伙伴、同行。作为来自地缘政治复杂的亚洲地区的人士，我内心很羡慕这种情形的。我想新井先生应该也有同感。
图7 EMBO/EMBL国际科学会议间隙
出于文化和历史的原因，亚洲各国通常重视硬件的投入而忽视围绕交流切磋的文化软件、整体科研生态系统的建立。
新井先生是亚太科学界最早从战略高度意识到这个短板的科学家。他认识到在资金充足、人才充裕的前提下，科学活动的跨国交流，即国际性的学术互动是科学以最高水平、最快速度发展的最关键的保证。国际化也是科学顶级人才培养、成长的必由之路。这些认识在大西洋两岸的科学界已有近百年的实施和实证的历史。而亚太地区科学界处于各自为政的阶段，更缺乏建制性机构来协调、服务本地区常规性学术交流活动。在这深刻又清醒的认识基础上，新井先生开始不遗余力地推进整合亚太地区科学家团体、建立一个亚太科学交流机制，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从1960年代开始，战后日本在经济上的成功为世界所瞩目，生命科学活动上和欧美交往也日益增多。1981年沃森、科恩伯格等科学家趁在东京举行国际生物化学大会之际呼吁建立亚太版的EMBO，即亚洲分子生物学组织AMBO（Asia Molecular Biology Organization）。新井先生也在呼吁者之列。当时的设想是在AMBO下面，亚太各国可以抛开政治，宗教，种族的分歧，在一起探索科学。
在新井的理想中，AMBO将为亚太各国组织科学研讨会议，举行培训课程等活动。在机构的协调下，亚太各国的科学发展可以补平洼地，及时分享新进展，推进新技术，从而极大提高亚太地区生命科学教育、研究和产业水平，以至于可以和欧美分庭抗礼。他的长远目标是在AMBO的基础上再建立一个泛亚太实验室—— “国际生命科学研究所”（IMBL），最终建立亚太版的AMBO/IMBL系统，在生命科学范畴形成全球体系的欧亚美三足鼎立的局面。值得指出的是，当时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但是中科院上海生化研究所参与了东京的那次会议，生化所所长王应睐也响应了这一倡议，并在倡议书上签名（参见上图）。新井参与了最早的倡议筹办活动。他热血沸腾，踌躇满志。
热闹过后总是复归平静。没有政府的支持，没有财团的鼎力相助，“各扫门前雪”依然是常态。建立AMBO即便不是不可能，也是极困难的事。虽然很多科学同仁承认，这是一个惠及各国，惠及各层级科研人员，会愿意共同参与建设的梦想。但是必须认识到在亚太地区这个地缘政治高度复杂的环境里，虽然事在人为，有梦最美，但这个梦想多多少少带着某种操之过早、不切实际的色彩。这一点，我认为新井是心知肚明的，因此他表现出了高度的务实性。他深刻认识到AMBO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分阶段去实现。作为一个中间步骤，先建立一个科学家联盟。在联盟下面开展第一步工作，即举办东亚地区的科学会议系列。
幸运的是，新井这个想法并不孤单，除了他日本同事外，韩国首尔大学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研究所所长Jeongbin Yim教授也怀有同样的梦想。Yim教授从MIT毕业后回到韩国面临和新井相似的挑战。他同样感受到回归后重适应，学术氛围迥异于欧美同行的苦楚。因此1993年他们第一次相遇后，共同的理想很快促使他们携手先举办双校即东京大学和首尔大学的一个学术交流项目。这个双校核心很快扩展到了包括中科院上海生化所、京都大学感染研究部、韩国成均馆大学、三星生物医学研究中心和台湾大学生化和分子生物学研究所七校联盟。
以这七校作为启动核心，1997年新井在实现建立AMBO的事业上跨出了实质的一步，建立了亚太分子生物学网络组织即A-IMBN（Asia-Pacific International Molecular Biology Network）会议系统。新井先生夫妇为A-IMBN慷慨解囊，捐赠了10万美元作为运营启动经费。经过20多年的发展，A-IMBN的成员已经涵盖了20多个亚太地区的经济体，并且每年在各个成员境内举行学术年会。
特别要指出的是，A-IMBN给广大东南亚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尼、马来西亚、越南和泰国，投送了生命科学前沿的研究动向信息，示范了科学讨论的机制和过程。这些对年轻学生的成长尤其重要，因为不但开阔了他们的眼界，更重要的是展示了科学思辨，科学探索的过程。另外，在整个A-IMBN创建的过程中，不光只有新井和Yim教授，在他们周围有大批志同道合的各国科学家共同携手努力。在日本有一大批新井的学生和同事，正井久雄、宫岛敦、中村义一、新井直子，中国大陆有刘德培，中国香港有
叶玉茹院士、Jerry Wang，韩国有Jeongbin Yim、Sungyoung Kim、Chi-Bom Chae，新加坡有洪万进，以色列有Benjamin Geiger、EMBO行政主管Frank Gannon等等。A-IMBN的顾问团队也是世界顶级科学家云集 [22]。
新井明白要建成AMBO，除了要动员科学界，同样重要的是资金。在这方面，新井在加州DNAX的经历发挥了作用。新井和他工业界的朋友（TNP合作伙伴公司23）在日本、韩国在A-IMBN旗下创建了投资基金，也创办了多家生物技术公司（比如SBI生物产业株式会社）。这些商业活动的主要动机和目标除了追求商业上的成功，更关键的是将来可以有自主的资金来扎实推进AMBO的建立和运营。A-IMBN除了在亚太各国和地区定期举办年会，还尝试开办过教育培训班及出版专业刊物。2004年，A-IMBN被亚太经合组织，即APEC官方认可为本地区国际性科学组织。这些多元化的活动和成就可以说为亚太地区搭建科学公共平台做出了可贵的尝试和努力，为后续者开拓了一条道路。回顾新井1990年代第二次海归，到2018年这18年的时间，他挑战了不可能，他是成功的！
2006年起，我成功说服沃森及其他美国冷泉港实验室高层在苏州建立了冷泉港亚洲。当时我并不知道新井的努力和A-IMBN的存在，但很快知道并认识了新井先生及其他的同仁。冷泉港亚洲和A-IMBN拥有完全重合的理念，具有共同的目标，是平行但向着同一目的地行进的两辆火车。都想在亚太地区营造一个比肩美大西洋两岸的科学交流培训国际性综合性平台，这样两条平行火车就必然会相遇，最后殊途同归。2010年冷泉港在苏州启动那一刻，新井和Yim教授受我之邀作为重要嘉宾不但参加了活动，还为我们启动剪彩（见图）。从那时起，我和新井先生和Yim教授作为同仁交往就日益频繁了。
冷泉港亚洲虽然位于苏州，但服务范围却遍及全亚太地区。我们的服务范围不仅着眼于中国的科学团体，也是把整个亚太国家和地区各科学团体视为一整体，并为他们打造一个共同的学术家园，因此冷泉港亚洲的国际性是与生俱来的。在这片广大的地域，中日两国在科学研究领域也是最活跃、体量最大的两个国家。要成功启动冷泉港亚洲，光有中国科学家的认可和参与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我们吸引不到日本科学家团体，那么最基本的国际性就无从谈起，其他的一切都将成为一纸空谈。因此在冷泉港亚洲启动后，我个人花了极大的努力，去结交日本科学家，让日本同行意识到我们的存在。在这个最早的过程中，新井给予我及冷泉港亚洲数不胜数的无私的帮助。从这些点点滴滴之中，我对新井高贵的品格、独特的魅力、宏大的气度认识一步步加深。
冷泉港亚洲刚启动时，我们在日本科学界的反应平平，来自日本的参与度差强人意。为此，我一有机会就去日本作各种推介工作。但是，日本是个非常内敛的社会，外界进入非常不容易，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和不懈的努力。这时有新井先生这样一位在日本科学界德高望重的前辈相助，可以说是我们的无比幸运。十几年前其景其情回忆起来如同昨日。新井先生在他东京白金台区东大IMSUT边的办公室听完我的情况介绍后，就当即富有条理地安排对策。
1. 最直接且立竿见影的帮助来自他们研究所，即东大医学科学研究所，IMSUT。第二天新井就为我在IMSUT安排了临时推介会，要求教授和研究生尽可能出席。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走进IMSUT会议楼，先是看到一海报写有：“Cold Spring Harbor Asia，报告人：季茂業樣”的日语字， 及到二楼会议室新井先生用日语介绍我的情形。
2. 新井先生利用他在日本的广泛人脉，甚至动用了他办公室的秘书帮我们在全日本分发海报和电子邮件。这是把我们的信息由点及面铺开的最直接、最快速的手段。
3. 数月后，新井先生再安排了我在东大本乡赤门校区（Hongo campus,主校区）推介会，让我可以直接面对东大的学生介绍冷泉港亚洲及我们的科学会务服务内容。结束活动后，我们走过本乡校区的钟楼前，新井还介绍到1968-69年日本学生运动占领钟楼的情景。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日本大学生也受西方世界激进运动影响的程度。
图15 新井在东京港区主持的一个大型会议场所让我有机会介绍我们的工作
4. 新井先生利用他在日本的名望，安排我走访日本官方机构，比如文部省下属日本学术振兴会（Japan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Science, JSPS）和日本国立研究开发法人日本医疗研究开发机构（Japan Agency for Med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MED）。这两个官方机构统管日本科研经费发放、科研方向协调、国际合作等事务，类似于中国的自然科学基金委。他们的认可和支持相当于冷泉港亚洲在日本得到官方认可。2016年，我们在神户淡路岛第一次组织会议时，AMED总裁末松诚博士到场致开幕词。AMED也间接赞助过我们的活动。
图16 2015年和宫岛教授（左）在新井先生（中）东京白金台办公室
以上是新井先生为解我们启动期的燃眉之急而采取的措施。在过后的数年时间里，新井先生的帮助绵延不断。日本科学团体每年的年会是相关科学家聚集的机会。在新井先生的安排下，我多次去横滨或神户举行的全日本生化协会年会、日本分子生物学年会、日本生物技术产业年展作冷泉港亚洲专题介绍。这些场合也是扩大我们影响最有效、最直接的机会。
除了这些推介会，新井先生几乎把他认为可以帮助我的重要日本人脉一一介绍给我。一有机会，新井先生就向我讲解日本科学界的人物门派，甚至在他办公室的白板上写下名字，用图线来注明关系。无论是在日本的专业会议上，在东大校园或日本的其他学术活动中，一有熟人出现他就会介绍我，并催促他们和我握手，交换联系方式。当然他们大多说的是日语，我虽然听不懂，但是能跟进内容和对话的节奏。我在边上到关键时该握手的就握手，该鞠躬时就鞠躬。有新井这样业界的大佬强力推介，我们在日本科学界局面的打开就容易了很多。
新井先生觉得这种不经意介绍还不有效、不过瘾。为此他专门带我从东京坐地铁到筑波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AIST）去见另一位担任某协会主席重要的日本科学家。那次东京-筑波来回几乎一天过去了。我记得，在筑波的科学家办公室里，新井说到兴头上一边英文夹杂着日语词，还到白板上又写又画，强烈敦促我们双方，及亚太其他地区的科学组织联手打造学术联盟，共同推进科学进步，为学生创造更优良的成长机会。
结束白天的主要活动后，新井先生会叫上能来的前学生或博后或同事比如渡边（Sumiko），中村义一先生，宫岛先生等，和我在他熟悉的寿司店边畅饮清酒，边吃寿司师傅现做的美味寿司。看得出来，寿司师傅和新井先生很熟。他们说的一些关键词我能听出来。师傅听了新井的介绍后非常客气。我也会很礼貌地表示感谢，竖起大拇指夸师傅的寿司棒，清酒好。此时的新井先生常开怀大笑，他的笑声爽朗、极富感染力，脸上眼中也会泛出温和又热烈的光。
图17 2016年A-IMBN董事会在越南胡志明市邀我列席时与新井（前右）和YIM教授（前左）合影
除了这些帮助，A-IMBN多次正式董事会也向我敞开大门。有时在东京的小型会议室如果我正好也在东京，新井先生会立即邀我作列席观察员。在所有的这些活动中，新井先生除了主持会议，还兼职做摄影记录。用他自己的数码相机在各个角度，对所有参会者拍无数的照片。常常会议刚结束，我还没回到入住酒店就会收到新井先生的邮件。其中附有几十张刚刚会上的相片。相片文档并不大，75K左右。开始觉得太多又太小了。后来，知道这是新井先生数十年如一日的记录，除了这种会议记录，还有朋友互动交谈的照片。东京的樱花盛开的季节，日本关东大地震时，也会收到新井先生的很多照片，分享他的眼中春天的气息，他的关心，他向朋友的通报。在新井离世后，他的电子邮件和每次的大量照片是大家共同非常怀念的一件事，分享时无不带着泪水莞尔而笑。
2016年十月的某天，新井先生突然把他的很多关于建立AMBO的文件全转交给我，足足有一纸箱多。其中有1980年代建立国际生命科学研究所的日文本提案，1997年6月28日首届国际分子生物学网络会议（IMBN, A-IMBN名号尚未出现）等孤本文件。后来电子档案也发送了我不少。想必希望我们可以接棒，做得更好。
图18 2010年苏州冷泉港启动，新井先生留下的签名
在和新井交往的十几年中，我观察到他对亚太科学同行的热情和慷慨，同时也体会到同行对他有敬爱。其中不光有日本人、韩国人，有越南人、印度人、马来人、印尼人、以色列人，还有伊朗人。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年东京秋叶烂漫时节，新井在IMSUT为伊朗科学家组织了一次活动。他也邀请我参加。从会议的学术内容来说，日本科学家一如既往地给出专业又高水准的报告。而伊朗科学家的报告除了叙述历史上他们的伟大成就，早在2000多年前就撰写了什么医学典籍，又如何影响到了世界各国，但现代的科研成果就颗粒无收了。当然我非常理解伊朗几十年来遭受到不幸的制裁，他们的经济活动都受到极大的破坏，更何况是科研活动。从这个活动中，我更进一步看到新井先生的国际主义无私和博大之心。伊朗科学家对他的敬爱溢于言表。可以说他赢得了各国科学家的爱戴。
2018年4月早晨，我晨跑后，突然收到新井先生高足正井久雄的电邮，告知新井走了！这太突然了！我们还约着一个月后会在东京在会面，讨论进一步新合作。
新井先生像璀璨的流星，更像盛开后的樱花，安静地走了，给这世界留下了很多美好。新井的追思会是在第二年樱花盛开的时节。IMSU校园里满眼的樱花，灿烂纯洁，一如新井精彩异常的人生和高洁大气的品格。追思会上来自各国的朋友纷纷温馨的回忆起新井先生带给他们的点点滴滴美丽瞬间。追思会上充满了笑声，也不乏感人的泪水，更多的是旧友新知，在新井先生感召下从世界各个角落汇聚一堂，温习一段美丽又绚烂人生，欢庆生命的华彩。
图19 2019年樱花季节新井先生东京追思会。拿像者为新井遗孀新井直子。直子右前蹲者为新井高足正井久雄。
追思会上，有一细节。好几个人不约而同，都用新井先生在2010年苏州冷泉港开幕时留下的亲笔签名作为他们分享的最后一张照片。先生和我们的渊源冥冥之中早已注定。
在众多的人群中，我发现来自中国大陆的或许就我一个。我觉得新井先生的故事太值得同中文世界的读者分享了。这促使我写下本文。
2019年底，冷泉港亚洲在日本神户淡路岛有次常规的国际学术会议。有很多日本科学家参会。会议闭幕前一个小时，我特意安排了由新井先生名字命名的讲座，由我向全体与会者，更主要的是向学生——未来的科学栋梁作一个特殊的报告，讲述了我所认识的新井贤一先生。
图21 冷泉港亚洲神户会议上作者向日本听众介绍新井先生
我希望新井先生的梦想会有人去接棒去实现；他宽广的胸怀会有人去学习，他特殊的人格魅力会激励亚太地区的科学家一起携手使本地区科学更昌明，技术更先进，社会更和谐。
在逐渐互相认识加深、互信建立后，有次我东京行中，新井先生送了本中文书给我。书名叫《幸运的人》，作者佐藤猛夫，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出版（见图）。新井嘱我这是他的最后一本了，我明白非常珍贵。回苏州后阅读后对新井及其家族就有了更深刻，更全面的了解。原来新井家和中国的关系非同一般。
书的作者佐藤猛夫就是新井的岳父，直子的父亲。佐藤出生在1910年的横滨市（新井直子读的是横滨大学，Yokohama University），1933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也就是后来的东京大学医学院。1938年，佐藤于帝大毕业一年后结婚，新婚后十天就收到 “红纸”，即日军征召书，作为侵华日军军医进入中国战场。一年后在山东兖州东南面的梁山地区（我想可能就是梁山泊地区吧）被八路军俘获，成为了战俘。佐藤在战俘营受中共教育并加入中共，参加八路军野战医院的工作（见上图作者简介）。战后，他回到日本，在东京代代木开办医院，后来加入日本共产党，1985年任日共中央顾问。1980年代在东京接待中共代表，为中日建交做出贡献。
1945年4月23号，佐藤猛夫去延安作为党代表，列席参加中共七大，亲耳吟听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中共高级领导人的报告。其中一段真切描写我觉得格外有意思，也充满了历史的真实感，所以摘录如下，与读者分享：
“我的中文有限，无法完全听懂。特别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华中、华南出身的干部们的中国话，更是一多半听不懂，但还是为党代会而感到新鲜、惊喜和激动。
大会前一天，发给参加者每个人一本很厚的草纸笔记本、一打铅笔和50盒香烟。笔记本在大会结束以后，又全部收回了。
毛泽东的烟瘾很大，在两天十几个小时的演说中，边抽边讲，边讲边抽，大概抽了有三四十盒。参加者的大多数也都抽烟，会场里烟雾弥漫，连讲台都看不清了。”
读完这本书，新井夫妇在我的认知中就更为立体，更加深刻了。他们家庭的国际主义行事作风原来是有深厚的家庭传统的。有一次我开玩笑和新井先生说：“原来你和直子在中国属于和正统的红二代呢！早知如此，AMBO在中国启动就容易多了！”
冷泉港亚洲创始人、CEO 季茂业博士
2021年10月 于苏州
制版编辑 | 卢卡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