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Jane Qiu

译 | 陈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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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已有数千年历史。过去10年，中国对这种古老医术的本质和未来发展进行了激烈争论。有些批评人士辩称，中医理论是对人体的不准确描述，类似于凭空想象，所以在现代医疗系统中没有任何地位。其他人则表示，中医能对西方科学和医学做出很大贡献，而且新兴的分析工具很有可能会把这两个理念与方法完全不同的世界连接起来。

在由《国家科学评论》(National Science Review)常务副主编蒲慕明主持的一次论坛中，来自不同领域的五位嘉宾讨论了中医与西方科学和医学之间的差别、中医研究最近取得的进步，以及这种古老医学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关键挑战。

论坛参与

曹洪欣：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司长、中国中医科学院原院长、首席研究员

吕爱平：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院长、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

吴以岭：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医药研究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张伯礼：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赵立平：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系统生物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蒲慕明（主持人）：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神经学家

蒲慕明：过去几年，中医在西方世界引起了诸多关注。它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它与西方科学和医学有何不同？

吴以岭：中医是一种治疗艺术，用“气”、“经络”、“阴阳”和“五行”理论来指导行医。中医根据病人的症状和特点来治疗病人，使用的是代代相传的理论。它已服务中国人达数千年，能对西方科学和医学做出很大贡献。

张伯礼：中医的一个关键概念就是其整体观念和个性化的治疗诊断。它是一个关于疾病预防和治疗的整体知识体系，以医生的动态观察与实践为基础。中医不仅包含医药科学的特点，还融合了中国的文化与哲学观念。

曹洪欣：中医强调人、社会、自然，以及身体与心灵的统一。换而言之，其关键理念是“天人合一”（人与自然是一个统一整体）与“形神统一”（身体与心灵密不可分）。中医根据生理现象来观察掌控健康和疾病的规律，讲求恢复身体平衡，提高身体预防和应对疾病的能力。西医讲究减轻症状，关注拮抗引发疾病的特殊诱因。二者区别很大。

吕爱平：医学包含生物和社会方面的因素。我认为中医是一种拥有一定生物学基础的社会医学。而西医主要以生物学为基础，拥有一些社会因素。例如，中医拥有一整套社会医学理论，而中药对微生物组的效果和它的临床疗效属于生物医学。从生物基础的角度来看，中医有两个关键特点。首先，它会根据生理现象对健康状况进行分类，从而决定治疗方案。这一点，或许可以给西医带来启发，促进西医发展。其次，中药复合配方的整体性特点很可能会对针对某一种疾病的西医起补充作用。

蒲慕明：中医之所以难以定义，是不是因为它这种囊括一切的特点？中医的个性化特质是否也让它难以复制——因为不同医生往往会得出不同结论，开出不同处方？

曹洪欣：这一点提得很好。正如吕爱平院长所说，中医反映了社会与生物现象的结合。但这里也存在限制，并非无所不包。例如，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很多中医理论都表示，不同季节和一天中的不同时间会对健康造成不同影响。再比如，社会因素也会影响精神和身体健康。

赵立平：我想从系统科学的角度来谈谈中医与西医的关系。中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用“四诊”的方法，从全有机体层面——比如脉搏和舌象——研究人类的应急功能。医生根据“八纲”来诊断病因，然后用草药或其他方法来治病，再通过观察突发性病症的变化来评估治疗方法的效果，并对治疗方法进行调整。

蒲慕明：这与西方科学有何联系？

赵立平：这与工程学里的结构健康监测类似。举个例子，我们可以根据一台引擎的噪音、振动和排气是否正常来判断其运转是否正常。中医医生的诊疗基于经验，其可复制性取决于医生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的经验。这是中医的不足之处。但是，如果可以用分子工具来量化那些突发病症，我们就能把中医与西方科学结合起来。虽然脉搏和舌象难以量化，但血液、尿液和粪便样本包含一整套能说明个人健康状况的生物指标。如果我们用“组学”技术来描绘血液、尿液和粪便的分子谱，就可以综合利用中医关注整体的特色与源于西方科学的技术。十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做这件事，而且认为这种做法具有可行性。

蒲慕明：有人认为中医是伪科学，应该废除。您怎么看待这一点？

吴以岭：中医和西医之间的冲突体现了中国与西方文明之间的文化冲突。中医以复杂的“气”的概念为指导。它之所以被看做伪科学，是因为人们从西方科学的角度来看待它，忽视了它的长处与特色。我并不认为应该废除中医，我认为将中医现代化可以带来一次医学上的复兴。

蒲慕明：我同意中医具有相当大的潜力。但我认为，让中医保持它在过去2000年中发展而成的模样，根本不足以引起医学复兴。问题在于，年轻人对中医不感兴趣，而且公众也不太了解中医。这是中医面临的危机。例如，在现代科学和医学的语境中，“气”和“经络”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不能推进中医理论的发展，就无法让他们在现代世界中获得一席之地。

曹洪欣：我同意。尽管预防和治疗疾病的理论能够指导临床实践，但挑战在于中医如何通过利用西方科技来证明自己的理论。同时，作为一种治疗艺术，中医的个性化治疗使之难以复制，不过这一点倒符合西方科学中关于精确性或个性化医疗的理念。我并不认为中医在裹足不前。最近数十年，人们通过实验室实验、动物模型和临床试验，为证明和发展中医做了诸多努力。我认为我们应该对中医和中国文化抱有更大信心。

赵立平：中医建立在数千年来对人类生物体特征进行观察的基础上。尽管它或许不理解背后的机制，但它的许多观察都是正确的。例如，中医认为“肺与大肠相表里”，也就是说肺与大肠连在一起，而且具有重要的互补作用。现在，研究人员发现，腹部的病毒感染，比如禽流感，可能会导致肠道炎症，并增加内毒素的产生，从而引起强烈的免疫反应，而这往往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我认为，如果能对类似的见解进行更多探索，中医就能为西医做很大贡献。

张伯礼：的确。中医历史悠久，但并不过时。但它还需要进一步的发展，与西方科学和医学相结合。关键在于找到一种切实可行的办法。而且保证中医和西医能够互补也相当重要。例如，中医的优势在于治疗慢性疾病、代谢性疾病，以及帮助病人保持健康和病后恢复。

赵立平：的确如此。另一个例子就是“血液混浊度”的概念。中医认为，健康人的血液是清澈的，病人的血液则是“浑浊”的。研究人员现在发现，血液中三分之一的分子都是由肠道细菌产生的代谢物。来自肠道细菌的有毒代谢物在进入血液后可能会导致疾病。所以，“血液混浊度” 在很大程度上受肠道细菌影响。这一点是实实在在的，可以作为我们利用中医知识体系的另一种方式 。我不认为我们应该研究“气”，因为我觉得“气”是一种哲学建构，无法测量。可测量性是中医与西医对话的基础。

吴以岭：我认为，“气”的概念的确源于哲学，不过一旦放入中医语境，就有了医学含义。它能对人体健康发挥各种调控作用，甚至可能还有一定的遗传学根据。例如，中医认为人体有几种功能不同的“气”：“卫气”有免疫功能，“营气”则关乎血脉，我对这些内容进行了广泛研究。“气”拥有代谢方面的依据，可以通过实验对其进行研究。我们不能因为目前无法完全用西方科学和医学来解释“气”，就去否定它的科学价值。

吕爱平：“气”是中医社会理论的重要架构。它被认为是一种强有力的身体组成部分，无处不在，潜力无限。但它目前在生物研究中没有任何地位。

蒲慕明：我是一名神经学家，30余年来，我一直对“经络”很感兴趣。我想，“经络”的概念或许与神经系统有关。我希望年轻科学家能对研究这一点感兴趣。不过，我们目前似乎无法说服他们，这是一个值得研究，或者说有潜力的领域。

吴以岭：这是因为人们不理解中医，而且在用西方标评判它。他们称中医为伪科学，就是因为中医与西方科学和医学不同。但它们其实也有相同之处。例如，根据中医理论，心力衰竭是因为缺乏“气”与“阳”，所以治疗的重点是通过增强血液循环和消肿散结来补气暖阳。这与西医治疗心力衰竭的原理类似。

蒲慕明：我们不应该把中医和西医对立起来。我并不认为用西方科学来研究中医会贬低中医。我也不认为我们不应该研究“气”或“经络”，因为它是中医理论的一个中心部分。如果我们能理解中医的基本原则，它就能拥有广阔的前景。

赵立平：作为一名生物医学家，我只能研究可测的东西。对于那些目前不具有可测性的东西，或许只有等到将来可测的时候，再去进行研究。

张伯礼：据说，21世纪是复合医学的世纪。在西方科学中，医药行业也开始由寻找以单一致病分子为目标的“魔弹”，转变为寻找包含一种以上活性成分的联合疗法。对于中国中药的发展，这是一个良好的契机。

蒲慕明：从2007年开始，中国制定了一个将中医现代化的宏伟计划，并且为中医与西医科学和医学的结合投入了很多。目前情况如何？

张伯礼：事情进展得相当不错。这项计划带来了诸多成果颇丰的研究，比如确定复合配方中的活性成分，以及对中医疗法进行临床试验等。中医的两个基本问题，有效成分和作用原理，是中医现代化的突出成果。换而言之，通过中医现代化，中医的科学内涵得到了初步解释。

曹洪欣：人们还进行了大量能力建设，这样一来，学习西医的人就能比较好地理解中医，学习中医的人也有机会了解西医。

吴以岭：心血管领域出现了一些振奋人心的进展。例如，在一次有500余名病人参与的双盲、多中心、安慰剂对照的前瞻性随机临床试验中，用几种中药制成的专利药“芪苈强心胶囊”被证明能有效治疗心力衰竭。这种药物能大幅度减少N末端B型利钠肽的产生。N末端B型利钠肽是心力衰竭的一个关键诱因。

赵立平：我研究的主要是与肥胖、糖尿病和其他代谢性疾病有关的肠道微生物。我们发现，肠道微生物可以向血液释放毒素，引发慢性炎症，从而影响代谢性疾病。通过用动物模型测试通常用来治疗或许由代谢性疾病引起的症状的中药，我们发现，它们能减少这些毒素的含量，增加有益肠道细菌。因为许多中药成分无法很好地进入血液，所以有人认为它们不能有效治疗疾病。目前已经很清楚，肠道微生物可能是治疗代谢性疾病的关键，而且还会对一些疗效进行干扰。

吕爱平：我一直在研究类风湿关节炎。在西医中，不论病人是因为冷或热而感到疼痛，医生都会用同一种方式对病人进行治疗。但是，中医却把类风湿关节炎分为寒热两类，并分别提供不同的治疗。通过系统科学，我们现在了解到，这两种不同的类风湿关节炎的确有着不同的生物学基础。而且在治疗类风湿关节炎方面，一些中药复合配方的疗效要比西药好得多。对于在西方科学和医学语境中研究中医，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起点。

蒲慕明：中医在中国医疗系统中是什么角色？

吴以岭：中医已经为中国人服务了几千年。13多亿中国人每年都会去找中医看各种病。很多治疗方法都比西医更有效，尤其是在治疗慢性疾病方面。

张伯礼：中国非常重视中医的发展，它仍然在中国的公共医疗系统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中医与西医同等重要，这是中国医疗系统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医疗改革的中国式解决方案的关键特色。

曹洪欣：的确。在中国的公共医疗系统中，共有4000多所中医医院，1000个门诊部，还有3万个诊所；8%的医生都曾在中医或者与中医相关的临床服务机构中学习，它们在整个医疗服务中约占18%。中国国务院刚刚公布了一项关于中医在医疗体系中的发展的新计划，其中不仅包括疾病治疗方面的内容，还包括营养、疾病预防、康复、卫生与文化企业，以及健康旅游方面的内容。这对于中医的发展是一个特殊机遇。

蒲慕明：如何看待安全问题？对中药复合配方进行临床试验十分困难，因为其成分十分复杂，而且不同批次的成分可能非常不同。那么该如何对中药进行管理？

吕爱平：对于经过批准的专利中药，我并不认为这是个大问题，因为这些都是口服给药，而且质量控制也相对严格。让人比较担心的是用于静脉注射的中药产品，这些是最常见的中药产品，有时会产生严重不良反应。尽管中国已经加强了控制，但我认为改进空间还很大。对于任何注入血液的东西，我们都应该非常清楚其成分和功效。

赵立平：代谢性疾病是世界上的一个重大健康问题，然而西医对其并没有很有效的解决方案。但中药在通过调节肠道细菌来治疗这些疾病方面，具有很大的潜力。例如，在一次随机、双盲和安慰剂对照试验中，葛根芩连汤被证明能有效控制2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水平，这很可能就是通过这种原理实现的。我相信这种有效配方还有很多。

吕爱平：另一个研究较少，或者说了解不多的重要方面就是，同时使用中药和西药的潜在副作用。中西药同时使用的情况在中国非常普遍。我们应该用生物信息学和系统药理学等现代分析工具来对其进行研究。

蒲慕明：为了更好地结合中医与西方科学和医学，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张伯礼：中医和西医源于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所以它们视角不同、使用的语言不同，而且建立在不同的思维方式之上。弥合这些差异是个巨大的挑战。另外，评价标准也往往不同，所以我们就像是在比较苹果与橘子。

吕爱平：最重要的是，两个阵营的医生都应该明白，人们对人体生理学拥有多元化的理解。中西医视角不同，如果二者能成功结合，就能使病人在很大程度上受益。

曹洪欣：我完全同意。但是保证中西医能真正互补，而非彼此替代是个很大的挑战。我们应该保证关键的中医理论能得到进一步发展，这样它们才不会被西医边缘化，进而消亡。政策上的一个挑战就是中西医在医疗实践上的区别，所以我们还要解决一些监管方面的问题。

吴以岭：大多数接受过西方科学和医学训练的人并没有真正理解中医理论，而且把对疾病的古老解释翻译成现代科学和医学使用的语言往往并不容易。当人们不理解这些内容时，通常就会认为它们缺乏科学根据。我认为，我们都应该对我们无法完全理解的事持开放态度。

赵立平：我也认为是这样。知识挖掘是中医现代化的关键。西医刚刚开始顺应整体医学的潮流，把注意力放在组合疗法与全身功能的高通量分析之上。如果我们能很好地利用数千年来基于整体理念的经验观察与实践，这对于中医等中国科学来说，就是个领先的好机会。希望这个机会不要被错过。

英文原文2015年9月发表于《国家科学评论》(National Science Review, NSR)，原标题为“When the East meets the West: the future of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21st century”，题目及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NSR是科学出版社旗下期刊，与牛津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知识分子》获NSR和牛津大学出版社授权，在微博、微信和今日头条刊发该文中文翻译。

如需阅读英文版，请点击以下链接：http://nsr.oxfordjournals.org/content/2/3/377.short，或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跳转。

（责任编辑 陈晓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