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pixabay.com

撰文 | 商周

责编 | 程莉

 ●　●　●

在诺贝尔奖一百多年的历史里，其中生理学或医学奖十五次光顾了免疫学领域。这些被奖励的工作，基本上涵盖了一百多年来免疫学领域所有的重大发现。所以诺贝尔奖里的免疫学，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就是一部免疫学的发展史。

1901年，也就是诺贝尔奖开始颁发的第一年，生理学或医学奖颁给了德国科学家Emil Adolf von Behring。理由是：因为他在血清疗法上的工作，尤其是这种疗法在白喉病上的应用，他的工作为医学研究开辟了一条大道，并给医生带来了一个对抗疾病的强大武器。白喉是由白喉杆菌所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白喉毒素是主要致病因子。1890年，von Behring和他的同事发现感染白喉杆菌的动物的血清中有一种抗白喉毒素的物质，他们把这种物质命名为“抗毒素”。接下来的研究发现，转移含有这种抗毒素的血清可以用来治疗白喉，这就是白喉的血清疗法。

von Behring发现的抗毒素便是今天我们说的抗体，这也是抗体发现的开始。血清疗法的巨大作用, 不仅让von Behring获得了诺贝尔奖，更吸引了科学家对抗体的研究兴趣。

190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再次颁发给了免疫学领域，作为两个获奖人之一的Paul Ehrlich的获奖理由就是他对抗体的研究，主要包括他对抗体如何产生这一问题的理论和对抗体效价的研究两个方面。关于抗体产生的理论，一百多年前Ehrlich提出的“受体学说”有一些道理，但显得过于简单。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当科学界对抗体的研究越来越深的时候，“受体学说”就不能用来解释关于抗体的很多现象。于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一些新的学说被提出来，比如“模板学说”、“修饰酶学说”，但这些新提出的学说同样也都有着各自的缺陷。直到英国科学家Niels K. Jerne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里找到灵感，提出了抗体产生的“自然选择学说”。这一学说对很多有关抗体的现象有了很好的解释，并且为后来的单克隆抗体的生产技术提供了理论基础。由于单克隆抗体的特异性，它已经在生命科学研究以及临床疾病的治疗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所以，当198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给单克隆抗体技术的时候，获得这次诺贝尔奖的三位科学家其中之一便是Niels K. Jerne，理由是因为他的抗体产生理论。另外两个获奖人是Georges J.F. Köhler和César Milstein，因为他们发明了制备单克隆抗体的技术。

抗体在我们的免疫系统中如此重要，那么它是如何工作的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解析它的结构。通俗地说就是看看它长的是什么样子、有哪些部分、然后每个部分有哪些功能。1972年，英国的Rodney R. Porter和美国的Gerald M.Edelman因为他们在抗体结构上的工作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随着免疫学和结构生物学的发展，他们提出的那个类似“Y”字母形的抗体结构也被证明是正确的。毫无疑问，抗体结构的阐明为我们了解抗体如何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因为识别每个抗原的抗体都是不同的，为了识别难以计数的抗原分子，所以我们的免疫系统需要有产生巨量不同抗体的能力。我们知道抗体是一种蛋白分子，而我们人体的基因组只含有编码大约三万个蛋白的基因。那么，这些远远大于三万这一数目的抗体种类是如何产生的呢？换句话说，抗体的多样性是如何形成的呢？上世纪七十年代，在瑞士巴塞尔免疫研究所工作的日本科学家Susumu Tonegawa所作出的工作给出了一个巧妙的解释：抗体是由几个基因组合起编码的，而这几个基因都有很多种不同的变种，所以不同变种间的随机组合为抗体的多样性提供了可能。通俗一点说，就是用乘法替代了加法。1987年，Susumu Tonegawa因为这一项工作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以上五个有关抗体的工作，让抗体成为了最受诺贝尔奖关注的免疫分子，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抗体这一分子的重要性。

被关注度仅次于抗体的免疫学分子是主要组织相容性抗原复合物（MHC），有关它的工作先后两次被授予了诺贝尔奖。

发现MHC分子的是美国科学家George Snell。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Snell潜心于小鼠器官移植遗传学的研究。通常情况下，当一个品系小鼠的器官（比如皮肤）移植到另一个品系的小鼠身上的时候，通常会因为排斥而失败。研究移植排斥的遗传学的目的是鉴定出控制移植排斥的基因，从而发现移植排斥的原理。利用当时有限的遗传学研究方法和技术，Snell和他的同事发现移植排斥主要是由一个基因位点所控制，但这个位点有多个不同的等位基因。当两个小鼠品系在这个位点上有着相同的等位基因的时候，它们就能接受彼此的器官。否则，它们将相互排斥。1948年，Snell和他的同事把这个位点命名为MHC。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正值二战，远离战场的美国还能为科学家提供安静的科研环境。但欧洲的情况很不一样。比如这个时候，法国的科学家Jean Dausset就不得不去部队的医院工作。直到二战结束后Dausset才能重新在输血中心从事他的科学研究。作为输血中心的负责人，他的主要研究兴趣是血细胞的免疫学，尤其是白细胞的免疫遗传学。1958年，他发现并命名了人类第一个白细胞抗原（Human Leukocytes Antigen，HLA），这一HLA决定了器官移植的成功率。

虽然名字不同，Snell发现的MHC和Dausset发现的HLA实际上是同一类基因，有着相同的功能。它在人和小鼠里之所以有不同的名字，主要是因为被发现时的功能不同。一般而言，当科学家发现一个新的基因并给这个基因命名的时候，名字和被发现时的最初功能是相配的。所以，Snell给这个基因命名为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物，而Dausset给它命名为白细胞抗原。一个基因有着两个不同的名字有些意外，但更意外的是它还有第三个名字。这第三个名字是免疫反应基因（Ir），它是由出生在委内瑞拉的美国科学家Baruj Benacerraf给取的。可以想象得到，Benacerraf发现了这个基因决定是否有免疫反应的发生。

Snell、Dausset和Benacerraf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和不同的研究对象最后都鉴定出来了这个基因复合物，这也说明了这个基因复合物有着多方面的功能。但这些功能统一起来用一句话描述，就是决定和调节免疫反应。这也是1980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发给他们三个人的理由。

随着MHC在免疫反应中的重要作用的发现，科学家对这个基因复合物的作用进行了更多的研究。在Benacerraf等发现是它决定是否有免疫反应的几年后，这个复合物另外一个重要作用就被发现了，做出这一发现的是当时还很年轻的科学家Peter Doherty和Rolf Zinkernagel。1973年，瑞士医生Zinkernagel觉得他自己的兴趣不是临床看病，而是科学研究。那一年，二十九岁的他携家人去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那里他遇到了比他大四岁的Doherty，一个年轻的博士后。因为共同的兴趣和互补的研究经历，他们决定合作研究针对病毒的细胞免疫反应。他们的研究发现：MHC分子决定了细胞毒性T细胞是否能够对感染病毒的细胞进行反应。二十多年后，Doherty和Zinkernagel 分享了1996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除了备受青睐抗体和MHC分子，还有另外两个分子受到了诺贝尔奖的关注。一个是补体，另一个是Toll样受体。

1919年，负责评审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瑞典皇家卡罗林医学院遇到了一个难题，他们觉得当年被提名的候选人中没有人达到诺贝尔奖的标准。根据规则，这一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将延迟到一年后再颁发。于是，在1920年，诺贝尔奖委员会同时颁发了两年的生理学或医学奖。其中，1919年的生理学或医学奖颁发给了Jules Bordet, 理由是他发现了补体。

Bordet研究的免疫系统对霍乱弧菌的反应的原理利用了一个巧妙的实验。他发现免疫系统杀死霍乱弧菌需要两个免疫成分的参与，一个是对56度加热不敏感的抗体，另外一个是对加热敏感的成分。因为这一对于加热敏感的成分的发现晚于抗体，同时也因为在针对霍乱弧菌的反应里它起到了对抗体的补充作用，Bordet把这个成分叫补体。现在我们知道，补体不仅是一个蛋白，而是一系列的功能蛋白分子。而且，从进化上来说，它的出现也早于抗体。

诺贝尔奖最近一次颁发给免疫学领域是在2011年，奖励了两项免疫学成果，其中一项就是Toll样受体（TLR）分子的发现。在这一发现上做出突破的是来自美国德州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的Bruce Beutler和来自法国的Jules Hoffmann。1996年，Hoffmann领导的小组在果蝇中发现了抵抗真菌感染的Toll基因。两年后的1998年，Beutler所带领的团队在小鼠中发现了识别和抵抗革兰氏阴性菌感染的TLR4分子。虽然小鼠和果蝇是相差很大的两个物种， 但TLR4基因和Toll基因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它们属于同一个家族。也正是因为这两个分别来自小鼠和果蝇的突破性的研究，促使了在天然免疫中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Toll样受体家族的发现。

我们的免疫系统是由器官、细胞、分子三个层面的成分构成的。显然，分子层面的发现更难也更有意义一些，这也是为什么诺贝尔奖多次关注免疫分子的原因。对于另外两个层面的发现，诺贝尔奖只奖励过一次，这就是“树突状细胞”的发现。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科学家知道了T细胞是针对病原微生物的强大而特异的武器。但是，T细胞不能直接针对抗原反应，中间必须有另外一种细胞来帮助它们。如果我们把这种细胞称为辅助细胞，那这种辅助细胞就必须有能摄取抗原（比如外来微生物）的功能。1973年，加拿大科学家Ralph Steinman和他的同事在分析小鼠脾脏细胞的时候，发现了一种以前没有注意到的细胞。这类细胞在显微镜下呈现出一种奇怪的形状，就像神经系统里的树突神经细胞一样有着多个触手状的分叉结构, 他们把这类细胞命名为树突状细胞。面对这类形状奇特的树突状细胞，Steinman感到非常兴奋，他推测这可能就是帮助T细胞的辅助细胞，因为那些触手一样的分叉可能会让细胞更好地摄取外来的物质，另外分叉结构增加了细胞的表面面积从而为和其它细胞的接触提供空间。经过接下来十几年的持续努力，Steinman和他的同事们终于证明了他们的假设。

因为树突状细胞在免疫系统中至关重要的作用，它的发现得到了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的认同。遗憾的是，在2010年9月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了Steinman获得当年的诺贝尔奖后的一个月，Steinman离开了这个世界，这让他无法亲自去参加当年12月的颁奖典礼。

分子、细胞和器官是免疫系统的硬件，利用这些硬件做出免疫反应才能保护我们免受病原微生物的侵害。免疫反应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正常反应，表现为生理现象；一类是异常反应，表现为疾病。免疫反应也是免疫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得到了诺贝尔奖的关注。

在正常免疫反应现象里，第一个被授予诺贝尔奖的是“吞噬”的发现。

1867年，22岁的俄国人IlyaIlyich Mechnikov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到圣彼得堡大学担任讲师。不久，Mechnikov遇到了他心爱的姑娘Ludmilla Feodorovitch。虽然Feodorovitch当时患有严重的肺结核，Mechnikov依然选择和她走在一起。结婚后，为了帮助妻子战胜病魔，Mechnikov想尽了各种办法。但那是一个还没有抗生素的时代，尽管他们付出了全部的努力，他的妻子还是在五年后离开了这个世界。

因为妻子的离去，加上自己的身体状况不佳， Mechnikov变的悲观消沉。他选择了服用大量鸦片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幸运的是，服用鸦片不是一种很有效的自杀方式，他依然活了下来。1874年，他与第二个妻子Ogla结婚了，新的婚姻重新给了他活下去的勇气。五年后，当他的第二任妻子身染伤寒的时候，他没有再向上次那样消沉，而是选择了用科学实验研究人类的疾病。即使两年后因为时局动荡不得不从大学离开的时候，他依然在自己的家里建立了一个简单的私人实验室继续他的科学实验。十九世纪，用冷杉树作为圣诞树还没有普及，人们可以用各种绿色植物来作为圣诞节的装饰，比如Mechnikov家用的就是橘子树。1882年的冬天，他在思考一个科学问题，就是动物是如何对付外来物质侵害的。关于这个问题，他年轻的时候就有过一个初步的想法：动物身体内可能存在一种细胞，它能吃掉并消化外来的病原微生物。相对动物的免疫细胞而言，一般病原微生物都比较小，所以免疫细胞吞噬并消化微生物是一种可行且经济的方式。所以，想到这一点其实不难，难的是拿出证据来。

现在，Mechnikov想在自己的实验室里证明这一点。他把家里那颗橘子树上的刺的尖端微小的部分放到海星幼虫的身体里。几乎透明的海星幼虫身体可以让他在显微镜下对刺尖在其体内的情况进行观察。第二天，他在显微镜下观察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那个刺尖周围围满了移动过来的细胞。这些可移动的细胞以及它们围绕着橘子刺尖的现象，让他想起了那些在人体内从血管迁移到感染部位的白细胞。这样的联想让他一下子豁然开朗，从而提出了这些白细胞可能到感染部位吞噬细菌的假设，这也就是一年后他发表的论文里首次提出的“吞噬现象”，并认为它是免疫系统对病原体的一种基本的免疫反应。

在二十世纪初，吞噬和抗体分别被认为是代表免疫反应的两种基本模式，即“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虽然后来有不断改进，但这两种免疫反应模式一直沿用到今天。

1908年，因为吞噬现象的发现，Mechnikov被授予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一根橘子刺、几粒海星幼虫和诺贝尔奖划上了联系，联系着它们的就是Mechnikov的智慧。

输血时的凝血是一种应该避免的事情，而决定凝血的血型则更是百姓生活中一个非常熟悉的名词。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凝血也是一种免疫反应现象。

大家知道，在输血前需要进行血型鉴定，来决定谁可以向病人提供血液。在我们知道的A、B、AB和O的四个主要血型里，O型血是全能的供血者，可以把血输给以上四个血型的人。而AB型则是全能的受血者，可以接受上面所有四个血型的供血者的血液。这其中的原理，就和免疫有关。

一个受血者能否接受一个供血者的血液是由他们各自体内不同的针对血型抗原的抗体决定的。在A型血的人身体内，有针对B型血抗原的抗体。同理，B型血的人身体里也存在抗A型血抗原的抗体，AB型血的人身体里则既没有抗A也没有抗B型血抗原的抗体，而O型血的人身体里则同时存在抗A和抗B血型抗原的抗体。所以，当A型血的人接受了B型血供血者的血液后，他身体内的抗B血型的抗体会结合到供血者的红细胞的血型抗原上，从而导致血凝反应。因为这个原理，AB血型的人，因为既没有抗A也没有抗B血型抗原的抗体，可以放心地接受上面四种任何血型的人的血液。而O血型的人，因为没有A抗原也没有B抗原，可以作为任何一个血型的人的供血者。

因为输血在日常医疗上是一件非常常见的事情，上面四个血型的划分为输血提供了根本性的指导原则，从而给患者的健康带来了巨大的帮助。所以，当1930年诺贝尔奖委员会决定奖励ABO血型的发现者奥地利的科学家Karl Landsteiner ，也是理所当然。顺便需要一提的是，除了发现ABO血型系统，Landsteiner 也是另外一个重要血型系统——Rh血型系统的共同发现者。

第三个被奖励的免疫学现象，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是“免疫耐受”。

免疫学的核心问题，也即免疫的基本原则，就是免疫系统是如何决定反应还是不反应（耐受）的？毫无疑问，我们的免疫系统需要对病原微生物这样的外来物质做出反应，但另一方面需要对我们自身的成分耐受。那么这种免疫系统是如何区分“自己”还是“非己”并进一步决定是反应还是耐受的呢？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一个著名的实验为这个问题提供了线索。1945年，由R.D. Owen领导的科研小组研究异卵双生的牛时发现：大部分异卵双生牛的红细胞都是以嵌合体的形式存在，换句话说就是它们身体内都带有对方的红细胞。更有趣的是，这些牛长大后能接受对方的皮肤移植而不作出排斥性的免疫反应。这说明免疫系统不仅仅是对自身的抗原耐受。根据这一现象，澳大利亚的科学家 Frank Macfarlane Burnet提出了免疫耐受的理论。很快，这一理论被来自英国牛津大学的科学家Peter B.Medawar利用小鼠实验得以验证。也正是在这个划时代的理论指导下，免疫学摆脱了几十年来的困境，走向了另一个繁荣。1960年，Burnet和Medawar分享了当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正常的免疫反应是一种生理现象，而异常的免疫反应则可能导致疾病。

过敏是一种大众熟悉的疾病，全世界大概有20%的人患有各种各样的过敏性疾病。顾名思义，过敏就是过度敏感的免疫学反应所导致的疾病。我们知道，免疫系统的核心任务之一是帮助我们抵抗病原微生物，从而防止感染性疾病的发生。在我们接触的环境里，并不是所有外来物质都是对我们健康有害的病原微生物。实际上，病原微生物只占其中很小一部分。所以，在一个理想的状态下，我们的免疫系统最好是只对这些病原微生物大动干戈，而对其它无害的物质（比如花粉、食品等）不起反应。一般情况下，我们的免疫系统也的确是这样做的。但在某些条件下，我们的免疫系统会出错，对这些无害的外来物质做出没有必要的过度反应。这种过度免疫反应的结果，就是过敏性疾病。

首次提出过敏这一概念的，是法国科学家Charles Robert Richet。1900年，年已五十的 Richet在研究毒素时发现：某些动物被注射了第一剂毒素之后能够存活下来，但当对该动物进行第二次小剂量毒素注射后动物却出现了死亡现象。通过实验Richet还发现，要出现这一死亡反应，第一次和第二次的接种时间需要相隔两到三周左右。于是，他从间隔时间的要求这一现象推测：动物的身体需要这个时间对第一次接种的毒素进行某种处理，然后才能在第二次接种毒素时发生强烈的反应。经过接下来十年的实验之后，1912年，年逾六十的Richet提出了过敏这一概念。如果考虑到那个时候科学界不知道抗体是如何产生的，更不知道淋巴细胞和后天免疫这些在过敏反应中至关重要的元素，这个概念的提出无疑是杰出的。也所以，一年后的1913年，诺贝尔奖委员会迅速承认了这一工作。

获奖仅仅是开始，接下来过敏这一定义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同时，也开启了人类对过敏性疾病认知的新时代。正是因为这一正确的认知，过敏性疾病的机理和治疗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1957年，意大利科学家Daniel Bovet被授予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奖的理由是肌肉松弛方面的进展和首次合成抗组胺的成就。Bovet并不是免疫学家，而是药理学家，主要从事新药的合成工作。组胺是过敏反应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介质，主要储存在肥大细胞和嗜碱性粒细胞里。在过敏原刺激下被释放出来的组胺可以引起发痒、打喷嚏、流鼻水等现象。另外，组胺结合还可以导致血管扩张而产生局部水肿，比如皮肤上的风团。还有，组胺可以使肺的气管平滑肌收缩引起呼吸道狭窄进而呼吸困难、肠道平滑肌收缩而降低血压等多项过敏的症状。所以，1937年，Bovet合成的抗组胺药物的出现让对过敏性疾病的治疗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直到今天，抗组胺药物依然是很多过敏性疾病的主要药物。

对付免疫类疾病，人类有两种办法。一种是用药物治疗，就像上面提到的用抗组胺的药去治疗过敏性疾病。另一类是预防疾病的发生，比如疫苗的应用。

疫苗的发明和使用可以追溯到1798年。那一年，英国医生Edward Jenner从一个感染牛痘病毒的挤奶工的皮肤病灶里提取样本，然后把这个样本接种到一个男孩身上。正如Jenner预想的那样，那个男孩出现了感染牛痘病毒的轻微症状，但他成功地获得了对人天花的抵抗力。这次相对安全且有效的牛痘接种是公认的人类疫苗的开始，也被认为是现代医学的开端。

Jenner发明的针对天花的疫苗是牛痘病毒，也就是牛的天花病毒。当人被接种牛痘病毒后，人的免疫系统会产生针对牛痘病毒的免疫反应。因为牛痘病毒和人天花病毒的高度相似性，这种免疫反应也能对人的天花病毒起作用。于是，当一个接种过牛痘的人感染人天花病毒后，他（她）的免疫系统也能消灭人天花病毒，从而防止天花的发生。所以，牛痘病毒是自然界送给我们的针对天花的天然疫苗，Jenner 发现了它。但这样天然疫苗极少，对于绝大多数病原微生物，科学家还必须在实验室里去开发疫苗。在这个问题上迈出了关键一步的是法国科学家Louis Pasteur，他首先在实验室里开发出了针对鸡瘟的疫苗。也因为此， Pasteur被称为免疫学之父。

遗憾的是，Jenner和Pasteur 都在诺贝尔奖创建前就已经去世，所以他们没有获奖。 但他们的工作的开创了一个时代，改变了人类的历史，当永垂史册。

因为疫苗对于人类健康非常重要，诺贝尔奖当然不会忽视。1951年，诺贝尔奖委员会决定把当年的生理学或医学奖颁给发明了抗黄热病疫苗的Max Theiler。Theiler是南非人，在南非完成了早期教育后去了英国并在那里获得了热带医学及卫生学博士学位，然后去了美国哈佛大学任教。从事热带医学教学和研究的泰勒致力于对黄热病的研究。黄热病是一种蚊子传播的病毒性传染疾病，在非洲非常流行。1937年，经过十几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后，泰勒成功地研发出了黄热病的疫苗。这一疫苗的发现，有效地防止了黄热病的流行。尤其是在卫生状况不佳很难控制蚊子的非洲，这一疫苗的出现无疑是巨大的福音。Theiler，这一非洲的儿子，不仅为非洲带回了一枚诺贝尔奖章，更挽救了这一大陆无数人的生命。

一个有趣也经常会被人猜测的问题：谁将会是下一个免疫学领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对于这一问题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预测。在我看来，有三项免疫学领域的工作是值得瑞典皇家卡罗林医学院考虑的。

如果诺贝尔奖更加关注科学价值的话，那么调节性T细胞的发现是最有可能获奖的工作。在这一问题上做出杰出贡献的是日本科学家Shimon Sakaguchi。调节性T细胞的发现，对免疫耐受理论进行了补充，对科学和临床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由克隆选择介导的耐受是以一种消极的方式来完成的（即让自身反应性淋巴细胞消失）；而由调节性T细胞介导的耐受机制，却是以一种主动（主动抑制）的方式来完成的。这种作用方式的不同，让免疫耐受的调节机制在哲学层次上得到了完善。

如果诺奖委员会更加关注临床应用价值的话，那么有两项免疫疗法方面的工作值得获奖。

一个是抗TNFa疗法对类风湿关节炎等病的治疗，另一个是抗PD-1/PD-L1疗法对癌症的治疗。发现抗TNFa疗法的是英国科学家Marc Feldmann。这一疗法对类风湿关节炎有很好的疗效，随后类似的治疗方法被应用到很多种免疫类的疾病上，为数以百万计的患者解除了痛苦。

比抗TNFa疗法更有希望获奖的是针对癌症的抗PD-1/PD-L1疗法。对这一疗法的发现做出杰出贡献的有四位科学家。美国得克萨斯MD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的James Allison提出了关于这种疗法的理论和假设，日本京都大学的Tasuku Honjo发现了PD-1，而美国耶鲁大学的陈列平和美国哈佛大学的Gordon Freeman的贡献是发现了PD-L1。

关于Sakaguchi和Feldmann，我见证过一个细节。2007年，在瑞典隆德大学的一次学术会议上，Feldmann和 Sakaguchi都对他们的杰出工作做了精彩的回顾性报告。当Feldmann的报告结束后，会场里一时短暂地静默无声，随后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这种反应，是对伟大工作的由衷而发的敬意。那天做完报告Feldmann需要匆匆离去，热烈的掌声一直把他送到门外。就在他离开的大门口，Sakaguchi等在那里，并向他深鞠躬表示敬意。

因为诺贝尔奖只颁给依然在世的科学家，所以希望他们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