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到底要发多少篇文章才能拿到教职？
撰文 | 王涵（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社会学博士生）
编辑 | 靳永爱 李婷 王中汉（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来源 | 严肃的人口学八卦
作为一名时时在担心能不能评上tenure（保住铁饭碗）的青椒，你是否很想知道，到底要发表多少文章才能生存下来？
你是否经常在问自己，是不是早生几年竞争就没这么激烈呢？
所谓水涨船高，在学术界也是这样吗？
我们真的生不逢时了吗？
提前告诉你答案，是的！
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教授John Warren就在日常工作中感受到：近些年审阅的工作简历中，无论是初入职场申请教职的博士，还是谋求职业晋升的助理教授，他们的发表量比起过去有了明显的增加。
这一感受究竟仅仅是感觉经验？还是客观事实？
你到底要发多少篇文章才能拿到教职？
Warren教授决定，严肃八卦一下自身的职业，从博士毕业生到获得教职，从助理教授晋升副教授，到底需要发表多少篇文章？
这是一次严肃的学术研究，同样是给高校科研人员的一份“生存攻略”。
Warren对过去二十多年间（1991-2017）美国大学的社会学系中新晋助理教授和副教授的发表情况进行研究。为了获取研究对象准确完整的信息，他将目标锁定在美国顶尖社会系中在上述时间段内有求职晋升经历的助理教授和副教授上。
原因在于，顶尖大学社会学系的教职人员的信息公开且相对完整（如教师的个人履历，个人网页等，可以检索到准确的教育工作经历和发表情况），有利于资料的搜集和分析。
对于顶尖大学的界定，Warren采用USNews分学科研究生院排名和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US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的排名。
能够在1992年和2013年的上述排名中，一直保持在前25位的社会学系，便可以认为是“顶尖社会学系”。
按照英文字母顺序排序分别为：亚利桑那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杜克大学，哈佛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密歇根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西北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宾州州立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因缺少近6年资料未纳入本次分析），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耶鲁大学。
之所以手打这22所学校，是因为这22所高校的社会学系，无论在学术声誉还是教学质量上都保持在世界顶尖水平。
回到话题上来，作者从上述21所高校中，筛选出从1991年至2017年中，有过从博士/博士后获得教职，以及有过从助理教授晋升副教授经历的学者。汇总后，在上述21个社会系中，新晋助理教授有342名，新晋副教授有272名。
Warren根据上述学者的CV和主页资料，将他们的发表大致分为5类：
发表在美国社会学评论（ASR）和美国社会学杂志（AJS）的学术论文；
发表在其他同行审阅的学术期刊的论文；
在出版图书中撰写的章节部分；
出版个人专著；
其他类型学术发表（例如书评，社论，公众号撰稿等）。
Warren统计了在晋升事件发生时，截止当年，每位学者的分类别发表量。例如，M在1996年晋升为助理教授，到1996年他发表了各类论文共5篇，其中AJS 1篇，其余为同行审阅期刊。
分析发现，与九十年代相比，近期新晋的助理教授（博士/博士后毕业申请的教职），每人平均的总论文的发表量几乎是过去的两倍！
在5类发表中增长部分最大的是发表在同行审阅期刊的论文，九十年代初，获得教职的新晋助理教授，每人平均发表为2.0篇，而在最近上升为平均4.2篇。对新晋助理教授来说，都没有单独出版的专著。
1991-2017美国顶尖社会学系新晋助理教授人均发表趋势图
对于新晋副教授而言，在晋升时的人均总发表量，与几十年代相比，同样呈现出增长的趋势。九十年代初晋升时人均总发表量为14.7篇，在最近上升为18.2篇。
这样看来似乎是没有助理教授们经历的变化大。但是，如果将新晋助理教授划分为，论文导向（无专著出版）和专著导向（至少有一本专著出版）时，就会发现，对于论文导向型的新晋副教授，在获得晋升时的同行审阅期刊的发表量，二十多年间增长了两倍多。
即使对于专著导向的新晋副教授，在晋升时的上述类型的发表量也呈现出增长的趋势。通俗一点讲：过去二十多年，想在美国顶尖社会学系生存，就要发更多的论文，对于申请教职的“新人”来说如此，对于谋求晋升的“老人”而言同样如此。
1991-2017美国顶尖社会学系新晋副教授人均发表趋势图
究竟发生了什么？
短短二十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让学者的学术发表量增加这么快呢？
Warren尝试给出了6个假设：
1. 社会学家在信息技术的帮助下工作效率显著提高；
Warren认为技术进步提高创作效率是一定存在的，但是由于无法用数据测量，因此只能持保留意见。
2. 顶尖社会学系教职申请更加激烈，可能会倒逼学者提高发表量以提升竞争力；
数据显示，过去二十多年间，顶尖社会学系获得博士学位的数量，增加了近50%。但同时，助理教授教职的数量并没有增加，并在个别年份出现了减少，从供需关系变化来看，顶尖社会学系的教职竞争相较以往越来越激烈。
因此，竞争压力的增加，可能会导致学者提升发表量，以增强在求职与晋升时的竞争力。
3. 社会学系职业结构变化，获得教职前的博士后经历越来越普遍，时间的延长可能会带来发表量的增加；
新入职教师中，有博士后经历的比重确实在不断上升，从九十年代初的15%上升到最近的44%，将近有一半的新晋助理教授有过博后经历。
同时，在过去二十年内，有博后经历的教师，他们从事博士后研究的时间在不断地延长，九十年代初为平均1.3年，最新队列的数据显示已经上升到2.1年。
但是，博后经历的普及与延长与论文发表的增长有直接联系吗？Warren将助理教授分为有博后经历和无博后经历两类进行对比。从人均总发表数来看，有博后经历的人整体略高于无博后经历的人。
然而，若从纵向角度来考察，无论有无博后经历，从1991年至2017年间，新晋助理教授的人均总发表量，都发生了显著的增长，所以很难说博后经历的变化，直接带来了发表量的增加。
且从发表类型来看，有无博后经历，对于社会学顶级及主要期刊的发表并没有显著的影响，相较于无博后经历的人，有博后经历学者发表量的快速增长部分来自于专著和其他类型的发表。从这个角度看，博后经历对新任教职来说，会不会仅仅的是心理上的一个适应过程，更或者是一个选择效应的结果呢？
1991-2017年有无博后经历新晋助理教授发表情况对比图
4.社会学类刊物数量增加，带来发表机会的增加；
社会学索引刊物确实在增加，从1992年的70种，增加到2016年的143种。Warren将期刊分为三类：
到2016年一直是社会学期刊的刊物；
到2016年新增为社会学期刊的刊物；
不是社会学目录下的刊物。
如果说社会学刊物的增加带来发表的增加，那么第2类刊物的发表量应该会显著增加。
然而，事实上，如下图所示，增长最快的部分居然来自于非社会学类期刊，社会学家们的发表增加，更多的居然来自于“不务正业”。因此，社会学索引刊物的增长与发表量的快速增长之间，没有显著的联系。
1991-93与2015-17年新晋助理教授（左）新晋副教授（右）三类期刊发表比重图
5. 社会学家比过去相比更具合作精神，合作发表可能带来发表量的增加；
从发表论文作者来看，对于新晋助理教授而言，九十年代初平均作者数为2.2人，到最近为2.4人，并没有明显的变化，并且助理教授的一作人均总发表量在上述时间段内，实现了倍增，多作者发表量变化不显著。
对于新晋副教授，情况则相反，九十年代初平均作者数为1.6人，到最近为2.6人，副教授的一作人均发表总量没有显著的变化，多作者合作发表量显著增加。因此，对于新晋副教授而言，社会学研究变得更加具有合作性。
6. 女性学者增加，同时性别不平等可能会导致女性要发表更多的文章来获得与男性同样的晋升机会。
从美国顶尖社会学系的雇员性别构成来看，过去27年内，无论是女性助理教授还是副教授，比重都呈现出增长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社会学系的教职行列，且超过了男性。从获得晋升时的发表量上来看，男女之间没有显著的差异。因此，不能证明发表量的增加，与女性教员的增加有关。
1991-2017年美国顶尖社会学系新晋女性教员比重趋势图
整体上来说，过去二十年美国顶尖社会系新晋助理教授、副教授晋升时发表量的显著增加，可能与工作效率提升，职场竞争激烈程度增加，合作发表增加有关。
要想在顶级社会学系生存，看来就应该在这三方面下手！
Warren认为，之所以呈现出这样的情况，源于市场经济原理（Market force）的影响。学术追求本身是神圣的事业，但教职应聘与晋升本质上还是生意。
Warren也提到，绝大多数的社会学系不得不面对财政和市场的考量。毕竟有funding才能让这个学科生存下去，残酷的生存法则也无法在学术圈避免。
为了获取资金支持，越来越多的学者会从事合作性的交叉学科研究，如健康研究，公共政策研究等，从而获得除国家和学校以外，来自市场的资助。由此带来了非社会学刊物发表量的快速增加，以及合作论文发表量的增加。
可以理解的是，由于教职数量没有变化，而课题工作量的增加，大多数顶级社会学系都增加了博士后的招募数量，一是为了缓解就业压力，二是提供学术劳动力，完成任务。
正如知识社会学家的批判，现代学术研究系统，是一个“知识生产的产业链条”，其本身也是内化了资本主义的内部逻辑，即追求剩余价值。
Publish or Perish
Warren认为，为了应对财政压力而增加的跨学科研究以及发表量增加的导向，会给社会学学科自身的发展带来长久的损害，并且会加剧学科内部的不平等。
越来越多的关注跨学科研究，会损害社会学自身的学科属性和视角，使得社会学本身被边缘化，学科的独立性逐渐丧失。
从个体层面来看，论文发表量的导向，会给学科内部不同研究类型的学者带来不公平的境地：对于定量研究和期刊导向的“快产出”学者而言，会处于优势境遇，在求职和晋升时拥有更大的优势。
相反，对于定性研究和专著导向的“慢产出”学者而言，不得不面对职场竞争的劣势。
从群体层面来看，不同层次的大学之间的不平等也在加剧，掌握资金和学术资源的优势大学，如本次研究的顶尖大学，会愈发强势，而普通大学的教师想在顶级刊物发表的难度越来越大，马太效应在学术圈内也会上演。
因此，若任此趋势发展，会加剧美国社会学学科内部的不平等。
Warren的故事讲完了，虽然它真实的发生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但类似的故事似乎也在我们身边上演 publish or perish。
社会学者应该更多保持学科的独立性呢？还是应该更加积极融入到多学科交叉的趋势中？
同时，我们自身也希望能够从繁杂的工作中抽离出来，多些对于学科和学术的整体性思考：面对来势汹汹的市场压力，如何让学术研究的非盈利性坚持下去，是摆在所有科学研究者和这套评价晋升体制面前的一个终极问题。
参考资料
[1] Warren, J. R. (2019). How Much Do You Haveto Publish to Get a Job in a Top Sociology Department? Or to Get Tenure? Trendsover a Generation. Sociological Science, 6, 172-1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