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诺，终究要使双方受益；不能对等互惠的承诺则会令一方心生厌倦。” 英国剧作家David Hare最近在反思英国政府应对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的情况时，引用了美国作家James Baldwin的这句话。如今，在COVID-19大流行的背景下，由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对其政府是否仍然忠诚于自己的民众充满不确信，Baldwin在20世纪中叶美国民权运动背景下所发出的这句提醒与警告，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们曾提出“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这一概念，或许我们透过这个视角可以最为清楚地看到：国家和个人之间的互让关系（give-and-take relationship）正处于紧张状态，其不足之处已然暴露，必须在这场全球的健康与经济危机中重新构建这一关系。

如今，各国政府要求本国人民作出重大牺牲，全球约三分之一的人口正处于某种形式的封锁状态。然而，虽然各国政府实际上应该采取不同的措施来保护民众，比如保证卫生系统做好充分准备或提供明确的指示和建议以挽救生命，但是各国政府对这些措施的实施程度却各有不同。尽管难以直接比较各国采取的措施，一些国家确实采取了迅速而有效的行动，避免了病毒可能带来的最坏影响，如德国对于病毒检测方法的快速升级、新西兰的病毒消除策略，以及韩国积极的检测-追踪措施等，这都是振奋人心的例子。与此相反，英国、美国、巴西等国家应对疫情时，反应迟缓且没有章法。流行病规划及应对措施的严重缺失，不仅激发了抗议和谴责，也引起了对政府保护民众最切身利益的承诺的质疑。

这些失败往往伴随着信息的低透明度以及对各种形式的问责根深蒂固的抵制。今年三月，一位记者曾问及美国总统Donald Trump是否对延迟提供检测试剂负责，他回应道：“不，我完全没有责任。”而在四月的一场COVID-19每日疫情简报会上，英国内政大臣Priti Patel曾两次被问及是否会为前线医护人员个人防护装备短缺而道歉，她回应道：“如果有人认为其中存在问题，我感到很抱歉。”这一回应似乎显示出她对医护工作者为了国家和公民做出的牺牲漠不关心。

除了即时应对方面的问题之外，此次大流行还揭示出：公共服务中不平等现象和忽视现象的长期加剧，会削弱社会群体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并在危机中创造出新的脆弱群体。疫情中受影响最为严重的群体包括少数民族和少数族裔、包括流动劳工在内的就业保障较差的人群以及无法充分获得负担得起的医疗服务的人群。

然而，与此同时，COVID-19也在颠覆长期以来以市场为导向的政治议程中的核心价值观、准则及规范。各国为了保护生命而暂缓社会经济发展，加之公共卫生投入和政府负债的大规模增加，尤其是保守党支出的增加，这在几个月前都是难以想象的。根据一项分析，截至4月23日，多达151个国家已经计划、实施或调整了共684个社会保护措施，以应对COVID-19大流行。

尽管一些应对措施存在重大缺陷，但不论意识形态如何，整个世界都在从各个方面通力实现全人类共同的迫切和根本需要——保护健康。到目前为止，所采取的措施是不平衡的、短期且被动的。但可以想象，当疫情结束时，人们很难心满意足地再次回到从前的生活状态。如此规模的危机迫使人们认识到，政府的基本职能是服务和保护其人民——人民的福祉比国内生产总值有更高的价值。这不仅仅让我们震惊，更体现出构成诸多民主制度基础的对等权利和责任是如何被架空的。目前尚不清楚此次疫情结束后将出现何种社会模式，但我们在地方、国家和全球层面的相互关联及相互依赖却是不可否认的。同时，一个资源充足、准备充分的卫生系统的重要性是不能再被忽视的。一个以健康为中心的、更新和扩大的社会契约，很可能是COVID-19的遗产之一。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