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颖一对话彼得·蒂尔:中国需要更多的原始创新-创新-知识分子

钱颖一对话彼得·蒂尔:中国需要更多的原始创新

2021/06/08
导读
未来将会不同于过去


2016年3月25日,钱颖一对话彼得·蒂尔

钱颖一对话埃隆·马斯克:何时能在火星上看到人类?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受益于全球化,并通过复制模式高歌猛进。在增长率趋于平缓的今天,中国的经济增长点在哪里?

美国硅谷知名创业者和投资家彼得·蒂尔(Peter Thiel)认为,对于中国来说,需要搞清楚在整个体系中,高附加值在哪里。他在与经济学家钱颖一的对话中表示,复制模式不会永远持续。“中国已嵌入了全球化版图,亟须走到技术前沿,就是 ‘从0到1’,意味着中国需要更多的原始创新。”
最近,钱颖一将他和蒂尔的这场对谈,收录在其新书《钱颖一对话录——有关创意、创新、创业的全球对话》中。正如钱颖一所言,这本对话录的精彩,不应是因为名人的聚集,而是在于内容的独到。
今天,《知识分子》推荐钱颖一与彼得·蒂尔的经典对谈。本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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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彼得·蒂尔:逆向思维之道

时间:2016年3月25日
地点: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伟伦报告厅

 

彼得·蒂尔,创业家和投资家,PayPal创始人,Founders Fund基金创始人,曾投资Facebook、LinkedIn、SpaceX、Yelp等十几家科技新创公司。著有《从0到1:开启商业与未来的秘密》(Zero to One: Notes on Startups)。




理解历史 洞察未来


钱颖一:非常感谢你给我们清华学生上了深具启发、富有洞见的两周的学分课程 “创办新企业:中美新观察”。四年前(注:2012年),你在斯坦福授课,课堂笔记后来成为顶级畅销书《从0到1》。四年后的现在(注:2016年),你来清华讲授非常精彩的课程,课程基于这本书,但也融合和增加了很多新观点、新例子。这些新的观点和例子反映了过去四年中你新的思考和观察。在此课程结束之际,你能否简要总结一下,你过去四年中有哪些重要的新观点或者新观察融入了本次课程中?

 

蒂尔:过去四年里我发展出来的很多想法,是《从0到1》里一些观点的深化。关于创新的历史,我觉得是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如果看看工业革命以来创新的历史,你会发现,创新对社会非常有益。

 

问题是,在创新史上,哪些阶段创新者确实能获利?哪些阶段创新者更难获得商业成功?围绕创新历史,这个问题很有趣。例如,软件对于发明者很有利,而飞机发明者则没怎么获利。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企业家比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企业家获益多。这个历史问题内涵丰富,我思考得也很多。

 

一个和创新历史相关又和中国相关的问题是:在整个体系中,高附加值在哪里?如果我们有拼图一样复杂的产业链,谁真正获取了绝大部分价值?我们怎样真正知道谁获取了价值?

 

我在课上举了苹果和富士康的例子。在这个例子里,我们可以看到,苹果获取了价值链中的绝大部分价值,而富士康相对获利微少。苹果的价值7倍于富士康。一种可能性是,价值主要由研发和品牌环节获得,即苹果公司获得;而制造环节创造的价值少得惊人。另一种可能性是,智能手机极其特别,比起其他产品,智能手机的品牌和研发更重要,而汽车或者其他产品,制造仍占据中心地位。

 

但是我想,高附加值在哪里,谁最有能力获取,谁更有议价能力?这些都是超级重要的问题,需要经常思考。

 

钱颖一:这两个方面是和中国很相关的:历史的角度和高附加值在哪里。

 

第一,在座的大部分学生,我们所理解的世界和中国,大部分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所以对历史所知甚少,但历史非常重要。第二,价值获取问题,现在中国正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对任何一个产业而言,谁获得价值是关键。

 

蒂尔:这在中国是极其重要的问题,理解历史非常重要,同时要认识到未来与过去会有所不同。你无法从历史中找到所有答案。我认为对中国过去的20年或30年而言,全球化是极其重要的趋势。这种趋势会继续,但不会再那么重要,可能中国正从出口模式转向消费导向的社会。如果仅看历史,你会得出结论,一切都在全球化,除了全球化别无其他。所以,我们可能会犯研究历史太少的错,也可能会犯研究历史太多的错——某种意义上被历史所限。

 

钱颖一:所以第三点是,未来将会不同于过去。

 

蒂尔:是的,如果没有不同,那我们只是活在当下,就像非常长的瑜伽冥想。

 


何为逆向思维?


钱颖一:从你四年前的课到今天的课,有一个贯穿其中的思想,就是逆向思维(contrarian thinking),对吗?这次课中你进一步丰富了你的思想。

 

蒂尔:对,这是贯穿始终的思考。但是逆向思维,并不是为了和别人持不同意见而持不同意见。如果这样,就不再是逆向思维,仅是加了个负号的延续性思维——先看看主流舆论是什么,然后在前面加个负号。

 

钱颖一:很多人有这种倾向,当他们不同意你时,就在你说的一切前放上负号,变成对立面。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逆向思维?

 

蒂尔:真正的逆向思维是自己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也不是跟周围人唱反调,而是思考有意思、其他人甚至都没想过的问题。所以逆向思维就是探索你感兴趣但别人还没发现其有趣之处的方面。

 

我有一个朋友几年前是个博士生,他认为成功的博士生和不成功的博士生之间最大的差异,不是做研究的能力,而是提出正确问题的能力。如果你能提出正确的问题,问题不是太简单也不是太难,你就能够回答而且回答得有趣。这种能力颇具生产力,从正确的问题出发,你能得到很多有趣的结果。很多最聪明的人非常努力,但他们从未真正提出正确的问题。他们提的问题是每个人都在问、很多人都在研究的问题,因此难以脱颖而出。如果问题有趣但不可能回答,也难以取得很大进展。

 

所以逆向思维不一定总是给出不同答案,如果提出没有人问过的好问题,就是非常好的起点。

 

钱颖一:这是两个要点。一是提出好问题,二是寻找没有很多人感兴趣但你真正想探索的领域。

 

蒂尔:我们甚至经常会对提出好问题感到尴尬,因为我们经常想,这些问题很笨,或者一定已经被其他人问过了,我一定是遗漏了什么,才去问这些显得太笨的问题。我们还都会有这种羞愧感——当听到不太懂的事情时,就会想,我是不是有点笨才不懂?因此不提问。可能事实上没什么,只是聊得稍微复杂点,你只要简单问一问,就会发现根本不难。所以我想,有时,问那些看上去笨笨的问题实际上挺难做到的。

 


历练逆向思维的方法


钱颖一:我很好奇,你是如何发展出问问题的方法,发展出这种逆向思维的方法的?你在斯坦福本科专业是20世纪哲学,是斯坦福法学院的法律博士(JD)。那么,哲学和法律是如何帮助你发展逆向思维,还是实际上并没有帮助你发展逆向思维?

 

蒂尔:我对想法如何连接,如何契合到整体中,总是非常好奇。虽然哲学的很多东西并不太实用,但有个思维锻炼很好,就是询问事物间的相互联系。我喜欢和朋友聊天,对各种话题都感兴趣,这自然而然会有灵感。美国过去20—25年间,经历了大规模不理性的行为、心理层面上非常奇怪的现象:20世纪90年代,我们经历了疯狂的互联网泡沫;21世纪初,经历了疯狂的地产和金融泡沫。所以回头看看,对这些事物保持一点距离、保留一些批评,很重要。

    

钱颖一:你有个好朋友马斯克,他去年(编者注:2015年)10月份也在这儿,他讲到物理学第一性原理帮助他进行思考。你能不能讲一讲在斯坦福大学,你自己受到影响最大的一门课。

    

蒂尔:应该是我大二的时候学哲学课程。我和雷德·霍夫曼(Reid Hoffman)是同一年的。我们当时要写一篇论文,之后,老师给我们评分,让我们重新再写一遍。这是非常少见的一种方式,因为其实我们已经很习惯写论文或者写文章了,但是这次不一样。这个课程当中,我写了最好的一篇文章,提交上去之后,老师改了很多,说这只是一个草稿。所以这样的一门课,对我来讲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经验。

 

在硅谷让我感到非常有价值的一个方面,就是写作。不管是做科学的,做技术的,做创新的,如果你能写好一篇文章的话,其实你都不需要成为一个作家,或者说一个小说家,基本上比普通人好一点点的话,那你就是很好的亮点了。你就可以获得别人的关注,你就能够获得别人的青睐。应当说,过去这10年当中最成功的这些风投家,他们之前都写过长篇大论的博客,如果说你也能够很好地写作的话,应当说,在硅谷是很好的一块敲门砖。

    

钱颖一:非常有意思。我感到非常好奇,你还能记得在大二哲学课的内容吗?你学到了一些什么东西?

    

蒂尔:我们在哲学课中讲的问题都是非常大的,非常宏观的。还有当时我们也在讲,在自由世界当中的各种矛盾性。我还记得,我第二次写论文的时候,我写道:自由意志和决定论不可能是同时正确的,可能有一个正确,一个错误,但是也有可能是,两个都是错误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中国面临 “从0到1” 的挑战比想象的要来的快



钱颖一:硅谷的很多人、很多工程师对未来的技术以及增长非常乐观,但你是个例外。你谈到了创新可能停滞,或者放缓。对上述现象,你解释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因为智能手机技术,可以被直观感知——仅仅因为我们整天都拿着iPhone,所以我们以为技术取得了很大进步,但事实上并没有,只是感觉上的偏差。第二,我们有种错误的认识,认为巨大的财富由少数公司创造,但事实上只是财务回报聚集于少数公司,而不是造福了整个社会。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现在,假设你是对的,即发达国家正进入技术进展较慢的阶段,那么与之相关的两个问题是:第一,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像美国或者欧洲,这些评价如何影响了你的投资决策?第二,中国离技术前沿还很远,中国的投资者和创业者应该创办些什么样的公司?

 

蒂尔:总有整体和细节两方面的问题。如果认为,我们所处的世界技术进展非常有限,那你会想,创新很难。如果认为我们所处的世界技术进展迅速,那你会有很大的竞争压力。

 

例如,有人谈到生物技术产品方面有重大突破。我们假定,他们找到治疗自闭症的办法——有个设备戴到头上,连上脑电波,就能治好自闭症。

 

在一个技术进展很快的世界,你会自然而然地焦虑——也许大家正在用其他各种办法攻克这一课题,竞争将非常激烈。在一个技术进展非常快的世界,人们不断担心竞争。

 

而在一个技术进步有限的世界,关键问题就变成:这到底行不行啊?如果有人告诉我有这样一种设备,我最初的反应不会是:“谁是现在正在治愈自闭症的另外10个人,他们会与我竞争,打败我?” 而变成:“你的技术真行得通吗?让我们花点时间看看是否真可行,如果我们确信可行,那我们要在竞争格局上做点什么,但不一定那么努力,因为竞争不太激烈。”

 

所以,社会创新处于井喷还是缓慢的阶段,社会和个体考虑问题的优先顺序会非常不同。

 

中国还在追赶中,但复制模式不会永远持续。中国已嵌入了全球化版图,亟须走到技术前沿,就是 “从0到1”,意味着中国需要更多的原始创新。

 

钱颖一:所以你认为,中国面临 “从0到1” 的挑战可能比人们所想的要来的快。

 

蒂尔:对。

 


过度全球化


钱颖一:你认为全球化是 “从1到N” 的过程,不算真正的创新;而过去的三四十年,是一个全球化主导的时代。

 

蒂尔:我想,崇尚创新是很近的事,尤其发生在过去10多年,具体时间很难衡量。当然,在发展中国家,情况有所不同。

 

在全球化主导的时代,人们没有理由一定要去进行原始创新,因为复制就是最容易摘到的果实。在美国,与全球化密切相关的产业,例如金融,表现极其好。如果说,仅仅通过全球化就可以大展拳脚,那你应该勇往直前,去摘全球化的果实。对于顶尖人才而言,全球化确实曾大有可为。

 

可是现在全球化趋势已经不如过去那么强劲了,我想它的发展顶峰是在2007年。今天,2016年,全球化趋势绝对已过顶峰,可能已经走向反面。在1970年到2007年之间,全球化使得贸易增长了2-3倍,和GDP增速一样快,很容易滑向反面。现在需要回归创新。

 

当创新压力大增时,在美国,有才华的年轻人从蜂拥去纽约,变成潮涌向硅谷。在整个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直至2007年,对有才华的年轻人来说,纽约是魔力之都。年轻人都想去银行业、投行、麦肯锡咨询、高盛等等,这些行业与企业和全球化紧密联系。从2008年开始,人才更多流向硅谷,相比以全球化征服世界的故事,大家更喜欢创新的故事。

 

钱颖一:为什么你认为全球化的顶峰是2007年?是因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吗?

 

蒂尔:银行是全球化的中心,在金融危机中,银行是最受重创的。也可以说,过度的全球化引发了危机。

 

钱颖一:这是你的创新观点,就是说,全球化同技术创新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替代的关系。

 

蒂尔:对,但不是全面替代关系,是部分的替代。

 

钱颖一:通常大家认为因果关系是这样,金融危机削弱了纽约和金融行业的吸引力,所以大家转向硅谷。你的观点是,因为全球化走得太远,所以金融行业陷入困境。

 

蒂尔:两者都是。但我想我的解释比标准解释更进一步。如果只是按标准解释,你可以说,危机是因为一些监管政策出问题导致的事故,所以可以回头纠正。但是他们回头重来了,并不管用。如果是浅层次的错误,你可以回头纠正;但如果是深层的错误,那事情就从根本上没法运行了。我想那是深层错误。

 

钱颖一:这是我第一次从这个角度听说全球化走得太远这个观点。通常人们反对全球化时,会说 “全球化破坏了工作机会,降低了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这是比较典型的观点。但你的观点听上去不同,你的观点是过度全球化。请解释一下过度全球化。

 

蒂尔:全球化和技术这样的词汇一样,意味着很多东西,会令人困惑。过度全球化是想象力失败的产物——除了全球化,你想不出其他东西。你能想到的未来,就是让世界变得一模一样。你能做的事,就是试图更快聚合。当人们只有这样很失败的想象力时,就会导致资源都进入全球化套利中。

 

钱颖一:所以你的全球化定义,就是市场的扩张和技术的复制?

 

蒂尔:有各种各样的全球化。一种是复制可行模式,是已有事物的延伸。因此,全球化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同质化。我不是反全球化,我认为,是全球化(“从1到N”)被捧得太高,以至于影响了创新(“从0到1”)

 


关于创新的逆向思维


钱颖一:你认为过去40年对人类社会影响最大的创新是什么?

 

蒂尔:过去40年中,有些药物的发明非常重要。过去40年的创新主要围绕着电脑、互联网、移动互联网、软件、半导体等,我想相比其他领域,我们在这些领域进步很大。有个大争论:创新是加速了,还是停滞了?我认为在计算机领域是加速的,而其他任何领域则是相对停滞的。

 

看看今天 “技术” 一词与50年前不同的含义,就知道了。50年前,就是1966年,“技术” 一词意味着火箭、超快的飞机、农业绿色革命、核能,还包括计算机等等各种东西。今天,“技术” 通常指信息技术。我们已经把定义收窄了。20世纪20年代,技术指轿车,现在我们不会把小汽车和技术联系在一起,除非把汽车延伸到计算机领域,例如自动驾驶汽车——汽车内置了计算系统。现在,如果其他领域也有这样的进步,对我们的文明会更有益。

 

钱颖一:现在的 “技术” 一词意味着信息技术,这很有意思。

 

蒂尔:对,事实就是,定义变窄了。某种意义上这也说明了创新的停滞。

 

钱颖一:经济学家会说,抽水马桶是最有影响力的创新。另一项非常重要的创新是空调。如果没有空调,我们这个世界的很多地方都会丧失生产力,例如新加坡。

 

蒂尔:关于抽水马桶,是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说的,还有管道系统,很重要。电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对于冬季和夏季。

 

钱颖一:一个感知问题:由于我们每天用手机,所以感觉技术飞速变化,但是实际上你没有感知其他的东西。进一步说,经济学家看数字、生产率等等,所以更悲观。不过你不同,你是创业家,你在硅谷,硅谷的绝大部分人都非常乐观,你是个例外。你的洞见是什么?

 

蒂尔:我想硅谷的挑战之一,在于人们有 “看涨偏见”。因为如果你创办公司,你就要说世界正在变得不同,如果你是风险投资家,你要说有那么多可投资的出色技术正在涌现。所以,硅谷的人们自然会有这种倾向,他们会说,我正在干好多事。

 

近期的历史,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末的技术领域大泡沫,也加剧了这种倾向。当泡沫破裂的时候,硅谷之外的人都说,互联网就是泡沫。当人们说没那么多技术创新时,意味着他们认为公司估值过高了。创新和公司估值之间联系密切,这让硅谷人很自我保护。

 

在一个适度创新的世界,财务回报事实上可能非常可观,因为一旦你做出新东西,后来者很难追赶。如果创造出类似谷歌的新搜索引擎,在搜索上就难有重大创新了,没人能再创造出比你棒非常多的搜索引擎。结果是,你占据了搜索的垄断地位,很强大,很无敌。以20世纪80年代的磁盘驱动器产业为例,你可以造出全世界最棒的磁盘,两年后又会有人造出更好的。你的公司就会出局,投资也打水漂了。10年里,磁盘驱动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创造了消费者剩余,但是这种变化对磁盘公司并无好处。所以,技术发展缓慢的环境远比技术井喷的环境更有利可图。大饥荒时代的农夫,可能远比粮食充足时代的农夫容易赚钱——在粮食充足的时候,粮食价格会很低。 

 

——正文完——

 

《钱颖一对话录——有关创意、创新、创业的全球对话》收录了钱颖一在2011-2018年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时举办的20场 “院长对话”。

 

钱颖一简介 

钱颖一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西湖大学校董会主席,智识学研社理事长。钱颖一拥有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斯坦福大学、马里兰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2006—2018年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2018年起任西湖大学首届校董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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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版编辑 卢卡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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