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秦芳菲

撰文 | 丁维莉（加拿大女王大学经济系和政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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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很多民众一样，笔者对于好几个层级和部门的政府在病毒发展前期的应对是不能接受的。虽然事后更容易当诸葛亮，或者西方说的hindsight 20/20, 但是这些层级和部门的官员们或者因为无知近乎蠢的傲慢态度，对应负责任唯恐避之不及到近乎懦夫的拖延行为，公共卫生事件越严重就越政治化的精致利己操作，错过了疫情控制的最佳时机是毫无疑问的，而这次买单的是所有地球村的居民。也因为此次大事件的可避免性，尽管之后强有力到令世界惊叹的措施一个接着一个（draconian一词在西方报道中的使用率瞬间飙升），公众的愤怒仍然无可避免，民众的心理创伤无法也不愿自愈。

对这种上升到群体层面的负面情绪的管理，必须成为政府对此次事件和今后此类事件管理中的必须项和经常项。简单的被视为收买人心的举措很容易反噬或者无效，官员们只有真正去做之前没有做到的困难但是重要的事，只有发自内心的反省态度和行为，才能有效地管理群体的情绪，修补创了新低的信任度，让接下来的危机处理和经济恢复的各项举措困难度大大降低，成功率大大增加，这将是决定新冠病毒对中国经济负面影响程度的关键因素。如果负面甚至恐慌的情绪一直蔓延下去，那么无论是国内的个人消费企业投资，还是进出口贸易都将更容易受情绪性负面预期的指挥，甚至陷于基本不信任持续悲观时而恐慌的循环里出不来，这才是新冠病毒对中国经济影响的worst case scenario。

非经济学专业的读者可能要问，为什么经济学专业的笔者最先讨论的，是对经济群体心理的调查理解预测和管理，难道那些经济基本数据和要素不重要吗？这就要说到经济学界对暂时性负面冲击的共识了。

大量的研究表明，如地震海啸火山爆发和疫情爆发这样的大事件，只要不是持续的，对经济的影响都非常有限，甚至可以忽略。这跟我们看到这些事件报导时的触目惊心甚至惨烈而产生的直觉反应几乎是相反的。比如2003年SARS疫情肆虐时国内一线城市纷纷沦陷，这些城市在全国经济中的比重远远高于今天的武汉甚至整个湖北，但是因为很快得到了控制，在宏观经济数据里只有疫情最高峰的那个季度感受到了负面冲击，之后几个季度迅速反弹，全年平均下来的影响非常有限（“降”到了百分之十的增长率），没有改变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趋势。好些研究还表明，灾后的重建甚至整体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因为投资和消费都迅速增加了。

那什么样的灾难和疫情会对一个经济体产生长期负面影响呢？一个是导致劳动力人口锐减的灾难。比如在人类没有战胜艾滋病的时候，非洲青壮年人口因艾滋病毒锐减，留下大量老弱病残，这些重灾区因为缺乏劳力而很长时间无法重建恢复。相反，西方人谈之色变的中世纪欧洲黑死病导致了人口锐减，惨状代代相传至今，但是病毒选择掉了大量老弱病残，以至于灾后不仅人均自然资源占有率大大增加，而且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也大大增加。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说的就是这样无情的自然选择或者自然导致的社会选择。比如中世纪频繁发生的烧女巫事件，实际上是年景不好的时候系统性地屠杀已经没有劳动力的老年妇女。一个是有关键的社会因素在灾害之后导致了人祸不息。比如海地大地震之后，因为政府本就微弱的执行能力（administrative capacity），尽管全世界都持续慷慨输血，十年以后的今天整个国家依然满目疮痍。好多海地人会告诉你，普遍的情形不是在改善而是在恶化。这种类似贫困陷阱的结果并不是灾害本身带来的，其他比海地更有效的政府和秩序更井然的社会甚至可以化灾害为契机，但是确实是灾害引爆的。

新冠疫情披露以后，大家都担心这个巨大的负面冲击会和中美贸易战以及中国经济转型的自然减速叠加起来让经济真的陷入冰霜；也就是说，很多人都担心，此次灾害的时机坏得不能再坏了。笔者这里想解释为何我们对中美贸易战的担心是正确的，之前很多人的低估是错误的，而同样的原因下这次疫情，除非好几个月都控制不下来（这个概率很低），再叠加也对经济的影响有限。

这就又回到了我们开头讨论的经济预期，以及群体情绪对经济预期的重大影响。我们从事相对重要的经济活动时，无论是个人家庭买大件买车买房，还是企业决定投资和生产什么，增加还是减少，都会向前看。这就是说，大多数人必然是对未来的需求供应导致的价格做了一番推测以后再决定的。如果等一个月同款手机价格下降500元，那很多人会选择现在不买，等到降价再买，不然如何解释双十一火箭升天般的购买力？更不要说在买车买房这样的经济大事上了，有多少人是冲动消费车和房的呢？

个人和家庭如此，那生产最终消费品和服务的企业，他们的供应商以及他们的经销商就更是如此了。中美贸易总额尽管听起来是个很大的数字，但是占彼此经济的总额都很小。之所以全世界经济都感受到负面冲击，以至于到处都是凛冬将至的担心，哪怕是在经济形式一片大好的美国，亦是如此，是因为这场贸易战是持久战，大家对未来的供需和价格预估时都有了很多不确定性。所以，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生产物流服务的企业都变得谨慎了，握在手里的钱不再那么容易花出去或者投资下去了。这种全民乃至全世界的等待游戏是经济增长的头号杀手。日本持续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失去的十年”（lost decade），在经济缩滞和微小增长的泥沼中拔不出来，就是离我们最近最触目惊心的例子。所以，大家现在对贸易战的担心是正确的，之前的低估是错误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有某种程度的协议，一定比没有协议好的根本原因：因为未来经济的不确定性降低了，供需和价格预期也容易了很多，那计划中的消费和投资也不用再等等等了。

甚至有时候哪怕是西方人说的另一只靴子，中国人说的悬在头上的剑，终于掉下来了，大家知道最坏结果果然发生或一定要发生了，那对未来也就没有什么不确定的了，观望结束，该干嘛干嘛，这种情形反而比悬而未决好。华为被美国以举国之力持续围剿，还能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不能不说川普政府某种程度上给了个大痛快也是因素之一，公司一切计划都照最坏可能有条不紊的展开了；而川普根据自己的选举周期来拖着中国打贸易持久战，对全世界经济体实施希望和失望轮流交叉的对华进口关税到底多少到底要持续多久的精神折磨，就是不给个痛快，让目前在贸易战中的唯一赢家越南也毫无感激之心。

理解了这一点，大家也就明白了为什么我说受疫情影响的中国乃至全世界消费者和投资者的集体经济预期，才是决定这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对经济影响的关键因素。中国各级各部门政府要做的就是干足够多的好事实事，让大多数人认为疫情是可控的，不久就会过去的，那中国经济就会几乎以马照跑舞照跳的方式渡劫闯关，反之将是全人类的灾难。让我们的官员们用参加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锦标赛一样的积极性，投入到这次公共治理水平（好政水平）比拼的竞标赛里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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