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位学者与论坛主办方合影。摄影：贺春禄

撰文 | 李晓明

责编 | 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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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跨界的话题，迎来了一个跨界的主持人。

科学研究是一项人的活动，但在主持人鲁白（《知识分子》主编、清华大学医学院终身教授、神经生物学家）看来不仅仅如此，他将之视为一种精神生活方式，“它是创造、想象、观察、分析、推理、演绎、归纳等等智识生活要素的综合体现，代表了更高阶段的生活追求。我为拥有这样的生活而深感欣慰和幸福。”

在当天上午的演讲中，鲁白饶有趣味地解读了人的物质生活、情感生活、智识生活和精神生活背后可能的神经科学原理和若干有意思的科学发现。

《知识分子》主编、神经生物学家鲁白

在下午的对话环节里，学者们对于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理解几乎一致：科学精神可以概括为实事求是的探索精神和超越前人的创新精神。而人文精神则是在追求人的本性过程中对人的价值、人生意义的追寻。季卫东（上海交大凯原法学院院长、法学家）进一步强调，人文精神的两个重要维度在于个人自由与共同体的善。

对于科学与人文的交互，鲁白在开场白中谈道：“科学里面有两样跟人文科学非常相似，一是批判精神，另一个是民主精神，就是要能容忍、包容各种不同的观点。”

“人文和科学很多时候相互融合的”，数论专家蔡天新侃侃而谈，音乐和代数自古希腊开始就是关于数字1到7的学问，而透视学原理则由文艺复兴时画家L·B·阿尔贝蒂提出，并促成了后来射影几何学的诞生。“几何就像绘画一样，熏陶了我诗歌的画面感。音乐感很强的诗歌容易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蔡天新说。

“我特别好奇，用数学家的逻辑思维如何写出富有激情的浪漫诗篇？”面对主持人的提问，蔡天新谈到自己的体验，“我并非按照数学逻辑来写诗。数学的理性与诗歌的感性之间有一个共同点，即自由。数学家靠一张纸、一支笔就可以构想，诗歌也一样。过去5年，是我数学研究最有灵感的5年，这得益于我写作和旅行带来的想象力。撰写经典数学家的人生也提升了我的眼界。体验需要时间，并非所有数学家都在40岁前做出最好研究的。”

而来自人文之家，兼作诗、摄影、弹琴、对弈多项才艺的“文艺理工男”张峥认为，艺术对于科学来说是了解自己的工具。

“比如摄影，其实不是在拍其他，而是在拍自己。结构上的动感让人有欲望去交流。我觉得艺术既是对结构的遵循，也是对其有意义的破坏。”张峥举例说，三个伯克利大学的博士生建立一个音乐分析网站，海量下载乐曲，分析其背后的和弦进程，虽然有变化但都有相同结构。如250多年前莫扎特的《小星星变奏曲》传世已久，但现代版的爵士钢琴对其和弦进程做了调整，依然很美。

“艺术家的作品可以供我们了解大脑的途径”，张峥表示，“通感”的表现手段极为丰富和怪异，“对纳博科夫来说，字是有味道的，就像对李斯特来说音乐是有颜色的。一般以为是客观的时间，在达利绘画《永恒的记忆》里是主观的。”

然而，对于科学与人文并进，张峥认为，“这只是一个美好善良的愿望”，对话结束后他在朋友圈里写道：“两者的冲突，尤其表现在科学哲学对真相的铁血追求和人文精神要保证的自由，是无法调和的”。

他进一步举例解释道：如果真相带来毁灭，人文宁愿不要真相；按照贝叶斯理论，真相必须随事实的发现做修改，前提是先验不为零，这是所有做科学的人都烂熟于胸的——但人文要求先验为零是可选的自由（比如，只有上帝只有科学都是为零的例子）。

上海纽约大学计算机系终身教授、人工智能专家张峥

“科学”、“人文”作为人类精神两大活动场域，在当今全球化、复杂化、网络化，人工智能和科技革命的大环境下，内涵和外延有何变化？

“今天强调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有它特定的时代背景”，法学家季卫东解释道：一方面，“创新驱动”是当前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方向；另一方面，中国和世界都面临500年一次的大转型。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软实力如何相应提升？一方面我们要以新的启蒙运动、文化自省，改变原有的精神结构，另一方面需要提供一个引领未来世界发展的新的思想框架。

“总之，经济创新，文艺复兴，是我们讨论科学与人文之间关系的重要背景。”季卫东强调。

然而，建成罗马城并非一日之功。鲁白表示，西方世界经历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出现了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等一系列大科学家，科学精神始蔚然而兴。中国虽然“五四”运动，但对舶来品的借鉴并没有进入完成时态。

蔡天新则持不同看法，他强调，科学精神在中国并非完全的舶来品。总结先秦数学知识的《周髀算经》已经提到勾股定理，《周礼》的“六艺”中就包括算术和艺术；哲学家惠施学说中包含“无穷大”的原理，墨子也是一个数学家。然而，数学与科学的内容不见于孔孟著作，在汉代独尊儒术后始告式微。

季卫东则试图从法律角度回应著名的“李约瑟之问”：中国没有市场经济，没有知识产权的保护，市场逻辑服从政治逻辑，这些都是原因。因此建立一套法治体系非常重要。

季卫东说，“五四运动”提出民主与科学，但是少了自由；改革开放之后，作为自由基础的市场逐渐壮大，但需要稳定的制度基础才可有效运作。所以，新启蒙运动要在“德先生、赛先生”之外加上“马　(Market)、罗　(Law)”两先生。

面对科技革命的挑战，张峥谈到，人和人工智能并存的未来，很可能比想象中来得快。人工智能颠覆人类秩序的可能前景，是对我们在哲学和法律上的挑战，应该早做准备。

“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可能反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冲突，比如人工智能的无情、大数据对个人意志的替代”，季卫东表示，要防止技术反控人类，把人变成技术的工具。

季卫东强调要从复杂系统的角度重新认识中国法律秩序，并根据现实条件建立某种场景化的体制，把传统的情境化思维和情境化伦理与科学精神结合起来，寻找一种与21世纪的全球化、网络化、风险化实际情况相适应的新型人文精神。

季卫东表示，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路是加强对话和沟通，允许复数的主张之间进行论证的竞争，通过可反证、可撤销的理性和实验的检验过程来凝聚共识，用“双重可撤销性”的制度设计来解决“双重不确定性”的问题。

此外，季卫东认为还要借助认知科学的方法充分认识人们行为原理和大脑的功能区域和机制，为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奠定行为科学的基础，不仅仅从惩罚和奖赏的层面，而且从动机、记忆、德性等更深层面来理解人们为什么遵守规则的问题。他呼吁重新认识科学精神、人文精神以及法治精神，进而推动体制和制度的创新。

左起依次为张峥、蔡天新、季卫东、鲁白。摄影：贺春禄

音乐学家杨燕迪谈到，科学创新，在于不断发现新的事实和新的证据，超越前人的认识，而艺术创新则在不断修改规则、改变目标，发现人性的不同侧面，对人的生存状态有深切体验，发现新的意义，并非都是后人超越前人。

姚大力也认为应该对人文创新与科学创新有所区别。他表示，科学的通用性及其无上权威很容易引发唯科学主义倾向。用科学领域内的创新尺度去衡量并要求人文学科，就可能导致人文精神的衰微。

“人文思考追求的是意义，要靠良知和智慧来推进；而智慧是不会逐代增长的。人文领域的创新经常要回到传统，从传统、尤其是它的“轴心时代”去寻找回应或解决新时代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原创性资源。”姚大力进一步解释说，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是自足的，或者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可以完全靠中国文明的内生资源来实现。但是各种必要的外来文化因素只有在经过清理的、因而也是健康的传统基盘之上，才能被“接活”，才能与本土文明血脉相连，结为一体。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元史专家姚大力

“所谓创新的迷思，是指对创新的扭曲甚至是错误的看法。撇开价值导向谈创新是一种迷思，割断与传统的联系谈创新是另一种迷思。” 郁振华说，消极而言，传统是创新的包袱，积极而言传统是创新的资源。

杨燕迪在对话中也反思音乐领域正面临着巨大的“创新的困惑”。他谈到，进入20世纪，人类进步的步伐越来越快。现代文明突出的表征就是不断追求进步，西方的影响非常强大，而西方的时间概念是完全线性的，不走回头路的。但这个过程值得反思的是：在艺术中，为什么20世纪之后的音乐很难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因为不断追求语言的创新，不允许在音乐当中出现原有的要素，这是典型的文艺复兴后乃至启蒙运动之后创新驱动的意识形态”，杨燕迪认为，创新由此走到了最边界。他说，“对于未知世界的探索永远有合理性，但在语言探索过程中，音乐似乎丧失了与人类生命体验的关联，因此要反思没有价值引导作支撑的创新。”

杨燕迪指出，在艺术中，最有价值的创新是和传统紧密结合的，一般判断创新到底有没有价值，最终还是通过历史纵向的价值判断所决定。

科学家张双南则表示，技术创新是弥补缺陷，创造不常见，科学创新是来弥补修正以前理论的缺陷，发现不常见。但创新不一定都是好的事情，“没有缺陷的创新才真正是好的创新”，他强调，我们要有区分好创新和坏创新的能力，好的创新就是没有缺陷的创新，就是美的创新。

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院研究员，黑洞、宇宙学专家张双南

“这就提出了创新的价值导向问题”，郁振华就此话题进一步展开，创新不是一味地求新求异，而是需要价值的范导。只有那些提升人性的创新才是可取的，而那些导致人性堕落的创新则是需要避免的。对创新而言，人文精神的指引不可或缺。

“除了人类以外，宇宙当中还有没有智慧的文明？我们有没有办法和他们沟通甚至访问？”一位美国教授曾采访张双南。对于第一个问题，张双南给出了肯定的回答，“这有学术上严格的论证”。对于第二个问题，他却给出了一个悲观的预言：人类在技术创新上的能力过强而没有约束，也许人类文明在地球上的存在不会超过500年，而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显然无法与外星生命取得通讯联络。

郁振华对此表示认同，他回应道：毫无节制的、缺乏价值范导的技术创新确实有可能将人类带向毁灭的不归路。在这个技术支配一切的时代，对技术的反思可谓当务之急。由于基因技术、人工智能等事关人类命运，把所有人都卷入其中，所以反思不只是学者的任务，更需要大众的参与。一种开明的公共讨论或许有助于我们发现解决之道。

华东师大哲学系系主任 、认识论专家郁振华

在全天的讨论总结中，郁振华提到了著名的“斯诺问题”——科技知识分子和人文知识分子正在分化为两个言语不通、社会关怀和价值判断迥异的群体，这必然会妨碍社会和个人的进步和发展。

这是1959年5月，著名的英国科学家C.P.斯诺在剑桥大学作了题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讲演中提到的 “两种文化”的焦虑，并很快成为世界范围内的议题。

“今天，人文学者走出书斋，科学家们走出实验室，就是对‘斯诺问题’的一种回应，这是非常有意义的。”郁振华说。

在总结中，郁振华强调，“对两者（科学与人文）的差异的理解可能更为重要”。首先，两类知识探讨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自然科学对世界以第三人称，即旁观者的视角去理解，目标是要把握事物的因果关系或背后的机制，发现规律。其思想程序通过观察、实验获得经验材料，在此基础上构建假说，假说很大程度上需要数学语言表述，接着加以验证，或者是证实，或者是证伪。近代以来，自然主义进路获得了巨大成功，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关于世界的完整图景。自然主义渐渐成为近代以来主导性的世界观。

他进一步解释，而人文学科的特点是，没有办法绕开第一人称“我”这个参与者、行动者的立场，来观照人类生活及其生活的世界。其目标不是把握事物的因果关系、机制，而是要把握意义世界，而意义世界的核心是价值。所以价值、目的、意义、理想这些范畴是人文学术最核心的关切。在天演的历程中出现了人，在自然主义的宇宙背景下出现了意义世界，怎么处理好自然世界和意义世界的关系？这可能是哲学需要面对核心的问题。为了探索意义世界，人文科学的方法也和自然科学不同，它更多强调体验、移情、诠释等，试图在对人性的深度开掘中，阐明意义，创造价值。

郁振华总结道，人类拥有两套不同的探究方式，即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由此发展出的两种精神，即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要大力发扬的；但从中衍生出的两种偏差，即科学万能论和人类中心主义，则是需要警惕和克服的。

科学主义或者说科学万能论，其基本主张是认为用科学方法可以解决从自然到社会、人生和宇宙的所有问题。事实上，自然主义进路能够解决事实问题，却不能解决规范问题；能够揭示事物的因果关系、规律或机制，却无法揭示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人文研究旨在探索意义世界，指向价值创造。人类有一些基本的价值，如自由、正义、真理等，如儒家讲仁爱，道家讲自然，佛家讲慈悲。人的尊严，就建立在这些基本价值之上。但是，如果摆不正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在此方向上也会产生偏差，在历史上确实也出现过崇拜人类的“人道教”，在当下的语境中，特别要警惕的一种偏差是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在追求人的繁荣的同时，考虑了其他物种的繁荣吗？郁振华举例说，《中庸》不仅讲“成己”，而且讲“成物”，这种古典智慧，对于身处生态危机的我们而言，不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吗？

本文据论坛现场记录整理，嘉宾观点未经本人审阅，部分内容参考《文汇报》5月19日相关报道，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