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每年的三四月份是各高等院校录取新生的发榜时间。于是，选中自己心仪已久或感觉满意的学校后，到了八九月开始的新学年甚至在此之前的夏季学期，那些十七八岁的男女青年，带着无尽的梦想，跨进了没有围墙的大学校园。正如哈佛大学一座大楼顶端所镌刻的，他们将“Enter to Grow in Wisdom（在智慧中成长）”。相比于入学，更重要的，似乎是他们将如何度过自己的大学时光，完成本科教育？要想搞懂美国高等教育的真谛，就要先了解一下它的基本情况。统计出美国高校的精确数量是困难的，这个国家大约有4500所不同类型的高等院校。维基百科网站目前给出的数字是4360所，相比于大约十年前的统计结果少了100多所，原因之一是近十年来，美国高校的入学人数逐年降低。
这些高校分公立和私立两大类，其中有大学（包括研究型大学和教学型大学）也有学院（包括四年制学院和两年制学院），它们覆盖了人文学院和社区学院。个别学院并不仅仅包含“四年本科教育”，且从不改校名，却是大名鼎鼎的研究重镇，如西海岸的加州理工学院和东海岸的达特茅斯学院，所以看到校名不要望文生义，错误判断。为了便于对高等教育的数据进行比较和分析研究，美国的卡内基教学进步基金会，于1973年制定了一个所谓的卡内基高校分类法 (Carnegie Classification of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将所有的大学和学院分门别类，每几年更新一次，最近的版本于2021年出炉。卡内基分类法构成了《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每年对每一类高等学校进行排名的基本框架。卡内基基金会现在将高校划分为七大平行种类，分别是博士授予大学、硕士学院或大学、本科学院、本科/大专学院、大专学院、特殊专业院校及部落学院，其中最后一类学校属于美国原住民的少数民族。在2010年的版本中，共有4634所高等院校被划分至上述的不同类别，每类还细分为更小的子类。对各个子类的阐述被我写进了201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亲历美国教育：三十年的体验与思考》一书的第14章。美国九成以上高校的招生对象主要是普通的高中毕业生，其中就有一千所左右以本地学生为主的“社区学院”。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高校可以称得上是 “博士授予大学”，其中包括约三百所有严格定义的“研究型大学”。每一所“博士授予大学”每年至少要有二十名以上的博士毕业，每年的总研究支出至少是500万美元。根据博士授予学位的多寡，研究型大学被分为三个档次。根据最新的分类，第一档的146所“研究型大学”，有“非常活跃的研究活动”；第二档的134所“研究型大学”有“高活跃度的研究”。2021年新增了一档“特别关注研究机构”，共22所，主要是医学院或医学中心，包括名闻遐迩的洛克菲勒大学。美国高等教育的目的，是为全社会各行各业培养合格人才。对“合格人才”的训练是多方面的，它不仅仅是专业知识的教学，而且还包括对诸多人文要素的高度重视和对通识教育的大力推行。新进校的大学生们首先是人，所以与人性密切相关的人文教育是本科生教育的最重要部分。这一理念在美国高校的课程设置中贯穿始终，特别通过一百年前哥伦比亚大学系统推出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以及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各自主持出版的一大套西方人文经典丛书等走向极致。
如上所述，美国四千余所高等院校的毕业生中，绝大多数并不从事顶尖的科学研究、重要的工程设计或跨国的公司管理，而是成为不同行业中的普通员工、销售经理或基层研发、管理人员。相比于极少数的最杰出人士，广博的通识教育对于这些普通员工可能更为重要，因为他们是美国社会各阶层和经济活动中的主要部分。他们当中相当比例的人，在职场生涯中可能一辈子都用不到一元二次方程的求解公式，更不用说初等微积分了。然而，他们每时每刻都在跟人和社会打交道，中学和大学阶段经过全面通识教育而获得的人文知识、写作技能、思考方式、质疑习惯等“软能力”，令他们在工作中如虎添翼。这就是美国大学为进校新生献上的终生受用的礼物。长期以来，尽管美国经济环境时好时坏，依赖本州税收资助的公立大学政府拨款和私立大学来自私有财团或宗教团体的经费数额时多时少，美国高等教育的精神实质和哲学基础从未发生根本变化，百余年来为社会的繁荣稳定，一如既往地指导着培养人才的基本实践。美国于1776年建国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高等教育的发展远远落后于欧洲。就连早于美国建国时间100多年的哈佛大学，其前两百多年的发展历史，也主要与神学挂钩，与科技无缘。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由于农业现代化的起步，工业现代化的进程加快，随着第一个公立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校区的诞生，以及第一个农学院——密歇根州立大学前身密歇根州农学院的问世，美国各州的州立大学相继诞生，真正实现了大学引领社会进步潮流、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火车头功能。由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本土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杜威 (John Dewey，1859-1952) 等人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的普遍影响，一百多年前开始迅猛发展的美国高等教育立足于 “实用” 二字，旨在为社会培养技术性人才，其应用性科学研究着重惠及全民。当实用科学为社会进步创造了巨大财富，国力大为增强之后，美国的基础理论研究迅速起步，与应用研究并驾齐驱，使得国家的科技发展后劲十足。
一百年前，二十世纪之交的美国，一批杰出的数理人才，在科学圣地——英国的剑桥、德国的哥廷根、法国的巴黎等世界学术中心，跟随名师取得真经之后欣然返国，为北美大陆培养了第一代的本土杰出科学家。他们成为美国二十世纪科学崛起的引路人。这批人当中有美国数学界的领袖穆尔，他在芝加哥大学培养出几颗数学之星，如把哈佛大学由神学一流转变成数学一流的第一代大数学家伯克霍夫；将刚出世的量子力学从欧洲带到美国的理论物理学家奥本海默，他往返于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和加州理工学院，很快让这两所年轻的学校成为美国的物理学研究中心。奥本海默的学生中出了几个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以及在国际上极具声誉的物理学家，包括来自中国的后来被誉为“实验物理学女王”的吴健雄。奥本海默后来领导最优秀的物理学家研制原子弹，成为公认的美国“原子弹之父”。二十世纪30年代前后，一大批欧洲最有名的学者，如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航空动力学家冯 • 卡门、数学家冯 • 诺依曼，以及被纳粹德国迫害而逃离祖国的其他犹太裔杰出科学家，纷纷跨过大西洋，为北美大陆贡献才华，让美国在二战后成为世界科技的中心。二十世纪90年代开始，由于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巨变，以俄罗斯科学家为代表的新一批人才移民美国，让这个国家又一次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巨大的智力资源。美国高等教育的宗旨，可以在古罗马时期思想家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前106～前43)的著作中找到源头：“教育的目标不仅是培养具有某些专门技能的人，教育的崇高目标，应当是培养使其它德行相形见绌，真正具有至善人格的人。”相比之下，中国历时多年的教育实践，包括高中的文理科分班，目标在于把学生培养成为有一定专业知识的技术人才，而非以通识教育的方式“发展整个的人格”。教育的使命，应如同哈佛大学1945年在其“红皮书”《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中所强调的那样：“把学生培养成为知识全面、视野广阔、教养博雅和人格完整的人。”作为全世界科学技术领域最先进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基地，美国大学本科教育却把重点放在人文，而不急于在数理化上猛下功夫。理工科的新生和文科生一样，第一年的主要精力，要用于阅读作为西方文明基础的人文经典。哥伦比亚大学在美国名校中最早提倡系统性开设大学新生通识课程，现在依然是美国人文教育课程设置科目范围最广、要求最高的大学之一。十几年前，我知道的一名在美华人高中生，从他担任大学教授的亲戚那里，听说了哥伦比亚大学杰出华裔物理教授李政道和吴健雄的励志故事，后来受此激励申请到哥大数学系读本科。在中国国内，读数学的本科生像其他理工科学生一样，不会被要求注册修读人文历史的课程。然而，这位华人子弟进入哥大后，在大一大二的那两年，学习时间花得最多的却是一套通识科目，其总名称叫“核心课程 (Core Curriculum)”，分为《当代文明》、《文学人文》、《大学写作》、《艺术人文》、《人文音乐》及《科学前沿》等六门，至少前两门先后要修一学年，课余时间须阅读大量的西方经典人文著作，从荷马(Homer，约前八世纪)的史诗到马克思的学说，都要一览无余。人文教育不是狭义的社会科学，而是包括自然科学在内，所有关于人和自然的哲学思辨。美国的每个大学都有具体的阅读书目，而且各大学自己设置的人文阅读范围都很广阔，一根历史的经纬线贯穿上下几千年。虽然不同的学校有着从形式到内容都不完全一样的人文核心课程，宗旨却只有一个：在任何具体的科学知识学习或专业技能训练前，挖掘人类发展的来龙去脉、吸收先贤哲人的思维方式、指导未来事业的人生道路。这就能解释，为何美国所有大专院校的人文教育理念，在它几百年来的征途上遍地开花。芝加哥大学的前任校长齐默，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纯数学家。他曾说过，通识教育就是教会人们怎样思考与解决问题：人们从前怎样思考这个问题，哪些思考是有用的，它们对我们今天解决问题有什么帮助？他同时指出，通识教育并不是说要去读哪几本具体的书，它的重点在于培养人们怎么思考。这就是美国高等教育大力强调人文基础的核心思想。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说得更为别致：“通识教育就是：当你接受了教育，又把当初学的内容忘记后，最后还剩下的东西。”其实杨振宁先生的父亲杨武之教授，当年对长子的教育方式，与美国的通识教育，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杨先生在他的回忆中提到，当他父亲很早发现儿子早慧的数学才能时，并没有继续快马加鞭让他在数学的大道上急速行进。对父亲杨武之来说，很早培养杨振宁的数学能力是太容易不过的事了，因为他本人就是芝加哥大学的数学博士和清华大学的数学教授。但是，父亲却请来了历史系的研究生丁则良，教儿子先读《孟子》。须知孟子可是战国时期的第一思辨高手。《孟子》中记载的那些千古传诵的故事，是多么地富有智慧和逻辑。杨振宁就是在这样的家庭教育中成长起来的。
和杨振宁同为第一位华人诺贝尔奖得主的李政道，从小也深受中国经典的熏陶。比李政道年长一岁的电机工程学家兼散文家陈之藩，在其《侧看成峰》一文中曾这样记载道：李政道在美进了芝加哥大学，芝大当时还是哈钦斯作校长（1929-1951）。那是最年轻的校长，他除了大骂他的母校耶鲁大学而外，还极力主张大学毕业的定义是：需修多少本古典，如苏格拉底、莎士比亚，以及马克思等古往今来的经典。换句话说，大学毕业，可以缺什么，却不可不读古典。李政道连这一关也能轻易地通过。他跟管“古典教育”的教授说，“我念过《老子》、《庄子》，就相当于你们的古典。”而校方也就不好不承认。他如补修这些西方经典才算大学毕业，那么至少要费一年的时间罢，于是历史全改变了，与杨振宁也就不易甚至无从合作了。但是，后来的李政道有没有自己恶补西方人文经典，就不得而知了。他的物理研究生学习阶段，人文经典不再是必修科目，但是我相信他和杨振宁以及他们那一代的留洋华人，对西方经典一直心怀敬仰之情。至少，我们经常在杨振宁的文章中读到他引用的莎士比亚等，而李政道对于科学与艺术如同硬币两面之关系的独到见解也令人赞赏。而我这一生目前为止的遗憾之一，就是没有系统研读过一套西方人文经典，甚为憾事。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大学阶段的本科四年，是一个现代青年接受高等教育、实现全面发展的最宝贵、最关键的四年。希望美国大学高度重视大学低年级学生通识教育的做法，能给中国大学提供经验，引领方向。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愿祖国未来一代代的学生，在优良教育的大环境中茁壮成长。祝他们的青春年华，获得阳光雨露；祝他们的知识结构，具备广博平衡；祝他们的体魄心态，时刻健康向上；祝他们的少年理想，不断添上翅膀。如果他们的本科四年经过通识教育和专业基础的双重洗礼，套用自学成才的英国大作家狄更斯著名小说的标题，他们的未来是无可限量的“远大前程”。
要想了解美国大学生应该读什么人文书目，让我们浏览一下1952年由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Robert M. Hutchins，1899-1977) 主编的五十四卷本《西方世界的伟大书籍》(The 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
这套由权威学者指导编辑、大不列颠百科丛书出版社印制的丛书，收入几千年西方人类文明的进程中，经过历史考验而影响深远的经典原著。
它们的作者分别是：
荷马、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约前525-前456)、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约前495-前406)、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约前480-前406)、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约前445-约前380)、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前484-约前425)、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前460-约前400)、柏拉图(Plato，约前428-约前348)、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前460-不详)、盖伦(Galen，约130-200)、欧几里得、阿基米德(Archimedes，约前287-前212)、阿波罗纽斯(Apollonius of Perga，约前262-约前200)、尼科马库斯(Nicomachus of Geresa，60-120)、卢克莱修(Lucretius，约前98-约前55)、埃皮克提图(Epictetus，约60-约138)、马库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121-180)、维吉尔(Virgil，前70-前19)、普卢塔克(Plutarch，约46-约120)、塔西佗(P. Cornelius Tacitus，约55-约117)、托勒密(Ptolemy，约100-约178)、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1543)、开普勒(Johannes Kepler，1571-1630)、普罗提诺(Plotinus，205-270)、奥古斯汀(Saint Augustine，354-430)、托马斯· 阿奎拉斯(Saint Thomas Aquinas，1225-1274)、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乔叟(Geoffrey Chaucer，约1340-1400)、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1469-1527)、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拉伯雷(Francois Rabelais，1495-1553)、蒙田、莎士比亚、吉伯特(William Gilbert，1540-1603)、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哈维(William Harvey，1578-1657)、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1547-1616)、弗兰西斯·培根、笛卡儿(Rene Descartes，1596-1650)、斯宾诺莎(Bebedict de Spinoza，1632-1677)、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牛顿、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1629-1695)、洛克(John Locke，1632-1704)、贝克莱(George Berkeley，1685-1753)、休谟(David Hume，1711-1776)、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斯特恩(Laurence Sterne，1713-1768)、菲尔丁(Henry Fielding，1707-1754)、孟德斯鸠(Charles-Louis de Secondat, Baron de Montesquieu，1689-1755)、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亚当· 斯密斯(Adam Smith，1723-1790)、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美国国家文件(American State Papers)、汉密尔顿(Alaxander Hamilton，1757-1804)、麦迪逊(James Madison，1751-1836)、杰伊(John Jay，1745-1829)、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博斯维尔(James Boswell，1740-1795)、拉瓦锡(Antoine Laurent Lavoisier，1743-1794)、傅里叶(Jean Baptiste Joseph Fourier，1768-1830)、法拉第(Michael Faraday，1791-1867)、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1819-1882)、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托尔斯泰(Count Leo Tolstoy，1828-1910)、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Mikhailovich Dostoevsky，1821-1881)、威廉· 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
这些作者中大多是他们所处时代的杰出人文学者，但也有影响人类发展进程的科学家，如牛顿。这套书初版约四十年后于1990年修订成新版本，增加了六卷。我在50岁时，从位于居住地的公立图书馆购买了1952年旧版的整套书，计划在退休后读到辞世，不知此愿能否完成。
2022年2月9日晚完稿于美国哈蒂斯堡夏日山庄
编辑｜马修
制版｜小圭月
图源｜unsplash, wikimed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