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的民国印迹-资讯-知识分子

诺奖得主的民国印迹

2022/08/10

导读

盘点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的中国之行

导读：

民国时期共有17位外裔诺贝尔奖得主在中国留下过他们的印迹。其中，自然科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和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有8位，包括来中国短期交流访问或途经的爱因斯坦、海森堡、马可尼、朗缪尔、狄拉克和尼尔斯·玻尔，以及在中国出生的埃德蒙·费希尔（1920年出生于中国上海）和根岸英一（1935年出生于伪满洲国新京，现吉林省长春市）。今天，让我们跟随作者的视角，回溯这些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的民国印迹。

撰文 | 宋妍婧（中国科学院大学）

责编 | 吕浩然

第一位到达中国时已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爱因斯坦

时间回到100年前的1922年，11月9日诺贝尔奖委员会以“对理论物理学的贡献，尤其是对光电效应定律的发现”授予爱因斯坦19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而此时的爱因斯坦正乘坐日本邮船株式会社的“北野丸”离开香港前往上海。11月13日上午10时许，爱因斯坦夫妇到达上海汇山码头，这也使得他成为第一位到达中国时已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

以“著名物理学家访问上海”为题的爱因斯坦，图片源自《The China Press（大陆报）》1922年11月14日头版

虽然中国方面很早就和爱因斯坦有过接触，但最终日本改造社以更优厚的条件（在日本讲学一个月，2000英镑，在爱因斯坦确认后先行支付一半，并全额支付爱因斯坦夫人在日费用）成功邀请爱因斯坦赴日讲学；同时，爱因斯坦也答应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从日本返程时来中国讲学两周（1000美元，并承担他们夫妇的相关旅费）。《The China Press（大陆报）》在1922年11月14日头版的报道中也提到爱因斯坦在码头接受采访时说，他在完成日本的讲学后很可能会回到中国进行一系列演讲，北京大学和金陵大学都对他发出了邀请，如时间允许还要在上海演讲两到三场。但爱因斯坦最终还是爽约了，相关原因，戴念祖、胡大年和施郁等学者都做了详细研究，总体来说双方是在沟通交流上产生了误解，最终造成了这一遗憾。

爱因斯坦首次到达上海后的主要行程是由日本改造社安排，改造社代表稻垣守克夫妇全程陪同。因为爱因斯坦想看一下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和中国的建筑物，所以他们主要在上海市区游览。11月13日中午，爱因斯坦夫妇应《大阪每日新闻》上海特派员之请到西藏路的一品香番菜馆吃午饭，下午去“小世界”听昆曲，但因尚未开演，就看了会儿新剧，并在楼上俯瞰了豫园的假山庭院，对中国建筑风格颇加留意。之后他们离开“小世界”步行至城隍庙后门，乘车至新闸路斐司德博士（Dr. M. O. Pfister，德国人，同济医工专门学校讲师）家吃下午茶，期间有几个德国人陪同，还有一个犹太代表团造访，转达了当地犹太社区的问候，爱因斯坦接受了他们的邀请，并计划在下月返回上海时参加他们举办的招待会。

下午六时半，爱因斯坦一行人乘车至上海书画界与商界名人王一亭寓所梓园赴晚宴，日本改造社选择王一亭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王是日商买办，和在沪日本人关系很好；二、王是著名书画家，梓园也是典型的中式建筑，可以满足爱因斯坦“观中国家宅情形，并赏览中国美术品”的需求。晚九时半，乘车至日本人俱乐部，受到约100名日本人（大部分为年轻人）的欢迎。之后返回邮船，在接待完一个“有趣可爱”的英国工程师后休息。第二天（14日）上午，爱因斯坦夫妇和稻垣守克夫妇乘车去了龙华寺参观，还游览了附近的村庄，爱因斯坦全程都很愉快。下午三时，乘“北野丸”离开上海前往日本。

11月17日，爱因斯坦夫妇抵达日本神户，在日本逗留了43天，于12月29日乘坐“榛名丸”邮轮离开日本返程，12月31日11时到达上海。他们在上海停留了2天，主要由当地犹太社区负责接待，住在犹太富商加登（Gaton）家中，并于1923年1月1日下午如约参加了招待会，还在晚上出席了由犹太青年协会和探索会主办的相对论讨论会。1月2日中午，爱因斯坦夫妇继续乘坐“榛名丸”邮轮离开上海。

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漫画，图片源自《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字林西报）》1923年1月3日第10版

总之，中国学界终究是错过了与爱因斯坦面对面交流的机会。蔡元培在1923年1月4日的《北京大学日刊》第1146号第二版中写道：

但这都是已往的事，现在也不必去管他了。我们已有相对学说讲演会，研究会等组织，但愿一两年内，我国学者对于此种重要学说，竟有多少贡献，可以引起世界著名学者的注意；我们有一部分的人，能知道这种学者的光临比怎么鼎鼎大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重要的几什佰倍，也肯用一个月费二千磅（镑）以上的代价去欢迎他；我想安斯坦（爱因斯坦）博士也未见得不肯专诚来我们国内一次。我们不必懊丧，还是大家互相勉励罢！

从爱因斯坦访华这件事可以发现100年前的国际交流，特别是邀请自然科学领域国外知名学者来华访问，稳定的政治环境、充足的财政支持、专门的科研机构以及可靠的中间人或者联系人都是不可缺少的。1924年9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在北京外交大楼召开成立大会，该会的主要任务是负责保管、分配、使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约1254.5万美元，平均分配于20年内退还）。该会的工作重点是资助自然科学的研究和教学，其中设立特聘科学教授席用于邀请国外科学名家来华讲学。1928年4月，国民政府任命蔡元培为中央研究院首任院长，同年6月，在上海召开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务会议，标志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1929年8月，行政院决议以北平大学的研究机构为基础组建国立北平研究院，并于9月宣布正式成立，由李煜瀛任院长。这两个研究院是1949年前我国两个最重要的“国字号”大型综合科研机构，标志着我国科学研究的体制化进程的基本完成。

毫无疑问，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中央研究院和国立北平研究院，在之后邀请、接待科学文化名家来华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首位名誉研究员——海森堡

1929年9月，“北野丸”又带来了一位重量级物理学家，他就是德国莱比锡大学年仅28岁的海森堡教授（Werner Karl Heisenberg，1901-1976），哥本哈根学派的代表人物，以“创立量子力学，以及由此导致的氢的同素异形体的发现”被授予193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周培源（1902-1993，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和理论物理奠基人之一）促成了海森堡此次中国之行。1928年6月，周培源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10月来到德国莱比锡大学，师从海森堡研究量子力学。1929年3月，海森堡启程去美国芝加哥大学讲学，行前周培源建议他从美国返回德国途中访问中国。

1933年12月海森堡教授在斯德哥尔摩，图片源自诺贝尔奖官网

经笔者考证，海森堡1929年9月14日从日本北九州的门司乘坐“北野丸”邮轮于16日到达上海，17日下午3时继续乘坐该船离开。所以，海森堡在上海仅逗留了一天多。16日，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接待并宴请了他，海森堡在9月25日写给父母的信中提到：“在上海我受到了当地物理界人士的欢迎，他们带我四处游览，并邀我共进晚餐”。

日本邮船株式会社的“北野丸”，图片源自Google Arts & Culture

《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1929年第1卷第3期中报道了海森堡被聘为物理研究所名誉研究员的相关消息：

五本院要闻（甲）职员之进退讯……（五）物理研究所新聘名誉研究员及特约研究员该所于本年九月二十七日所务会议议决聘请德国莱勃兹大学（莱比锡大学）理论物理院教授海森伯博士Professor of Dr. Wiener Heisenberg为该所名誉研究员，当经征得本人同意，并由院长发送聘书，查海森伯博士青年硕学，世界知名为新波动力学创始人之一，今能与本院物理研究所联络，实堪欣幸。

有趣的是，当时中央研究院组织通则中并没有名誉研究员这个职位。因此，在1929年10月26日召开的国立中央研究院第八次院务会议上，通过了议决案：“在本院研究所组织通则第二章第四条下加「如有必要时得设名誉研究员」十二字。”

而非常遗憾的是，由于时间有限，海森堡的这次中国之行没有作学术报告或演讲。

来华商业旅行的物理学奖得主——马可尼

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1874-1937），意大利无线电工程师、企业家，实用无线电报通信的创始人。以“对无线电报发展的贡献”被授予19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马可尼夫妇1933年9月21日由罗马出发，开始全球旅行。此次旅行的主要目的是“考察各国施用无线电报情形以作继续改良之根据”。

马可尼博士1933年游华时的签名照，图片源自曹仲渊的著作《马可尼》，商务印书馆1945年9月出版

马可尼夫妇结束对日本的访问，于1933年11月26日晚由朝鲜乘车抵奉天（沈阳），27日转大连游览，29日由大连乘船经一日到天津，稍事游览后即乘火车到北平，在北平逗留4天，参观游览了天坛、景山、观象台、孔庙、中山公园、北平图书馆、颐和园、北海公园、八达岭等处。

在北平期间，马可尼接到许多大学和学术团体的演讲邀请，他都一一辞谢，仅在12月2日到辅仁大学为全校师生做了简短的演说，因为辅仁大学是罗马公教创办的天主教大学，而马可尼是天主教的热心教友。4日中午，北平研究院、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北平图书馆等机构在欧美同学会公宴马可尼夫妇一行，蒋梦麟、胡适、梅贻琦、李蒸、徐诵明、任鸿隽、李书华、袁同礼等北平文化教育名人均有出席，胡适致欢迎辞。5日乘火车南下，6日下午到达南京，7日上午到达上海。

马可尼在上海最重要的活动，是8日下午应上海十四学术团体之请在上海交通大学容闳堂参加盛大的茶话会。交大校长黎照寰致辞，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代表上海十四学术团体致欢迎辞，马可尼致答辞。茶话会结束后，请马可尼在交大工程馆前植纪念铜柱，该铜柱由交大校友、中国无线电工程学校校长方子卫捐赠，直径寸余、高二十尺，形状如马可尼于1895年设计的柱状垂直天线铜柱，被命名为“马可尼铜柱”，以纪念这位伟大发明家对中国有历史意义的访问。

1933年12月8日马可尼纪念柱植基礼，图片源自《无线电杂志》1934年第6卷第1期

由于马可尼身份特殊，他不但是伟大的发明家，创建了无线电商业帝国，同时还是意大利上议院的议员，在1929年获得了侯爵的世袭头衔，因此他的中国之旅受到了中国政商学各界的热烈欢迎与接待，其访华日程安排极其紧密，意大利驻华公使也基本全程陪同，仅见到的民国政要就有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交通部部长朱家骅、南京市市长石瑛、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宋子文（1933年10月刚辞去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职务）、立法院院长孙科、财政部部长孔祥熙等。

虽然马可尼在中国游历了17天之久，但遗憾的是，和爱因斯坦、海森堡一样，他也没有作公开的科学演讲。

自告奋勇作学术演讲的化学奖得主——朗缪尔

朗缪尔（Irving Langmuir，1881-1957），美国化学家、物理学家和工程师，以“对表面化学的研究与发现”被授予1932年诺贝尔化学奖。1934年10月，应日本电气学会的邀请，时任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当时也称奇异公司）研究室副主任的朗缪尔携夫人从西雅图出发，西渡日本讲学。日本讲学结束后，北平各学术团体（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北平研究院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邀请他来北平游历。

12月8日，朗缪尔抵达北平，由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物理系主任吴有训（1897-1977，中国近代物理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等陪同游览了故宫、颐和园等处；10日下午五时半，朗缪尔在协和医学院大礼堂作《近代科学的态度》的公开演讲，到会者以教师和青年学生为主，现场“竟无立足余地”；11日，由中国物理学会、中国化学会和北平研究院出面，邀请朗缪尔在北平研究院物理学研究所茶叙，他作了《单分子薄层》（Monomolecular Films）的专门演讲。12日，朗缪尔夫妇从北平坐火车去上海，并从上海乘邮轮离开中国。

朗缪尔，图片源自诺贝尔奖官网

朗缪尔“在日本时日人招待极周，故对日本感想极佳，同时以受日人蒙蔽，以为我国根本无科学事业可言。故初来时对于参观学术机关及演讲之邀请，均一概托词谢绝，只允作通俗演讲一次。迄后偶往清华大学，始发现其最初观念之有误，迨与吴（有训）教授等深谈，乃知我国科学，虽甚幼稚，亦尚在亟求进步，非若日人所传云者之甚。于是遂自告奋勇，为北平学术界，于其离平之前一日，另作一次专门演讲”。当时学者发出了“查名人来游我国及作演讲者，此虽非第一次，然能如此次宾主间之互相关切，实所罕见”的感叹。

这件事也给当事人吴有训留下了深刻印象，笔者找到了1936年9月《国立北平研究院七周年纪念会记录》，其中有吴有训（兼任国立北平研究院特约研究员）的致辞，题为《中国最近七年来自然科学发展情形》，特别回忆了朗缪尔访华之事：

去年（前年）有位郎穆尔（朗缪尔）博士，系美国奇异电公司研究室的副主任，对于物理化学及电机工程诸科，均有重要的贡献，曾得一九三〇年（1932年）的化学罗贝尔（诺贝尔）奖金。郎博士先应日本之请，到日本各地演讲一月有余，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因邀请郎博士便道来北平演讲。郎氏答应来平，但似乎有了先入的见解，只允作公开的普通演讲一次。郎氏到平时，文化基金会嘱我担任招待，当时有一位外国朋友对我说：“你招待他的时候，请他看看名胜罢了，最好不必同他另要求什么专门演讲，免得发生许多麻烦。”我当时听了这番话，心里很有些不痛快。但决不相信学科学的人，会这样的怕麻烦。所以在陪他参观名胜的时候，便同他谈谈北平各大学各学术机关的情形和研究工作，他似乎很表示惊异，特别是在北平一城，专门理化科学的人，多过百余，更觉奇怪。后来引他参观某研究所后，他那先入的见解，差不多是完全消释。所以在他公开演讲之后，他便向我表示，愿有机<会>同北平的理化同人见见面，并愿作一次专门演讲。结果这回演讲，是在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举行，内容非常丰富，听讲者达百人，均感满意。演讲之后，平方理化同人，公宴郎氏于清华同学会，郎氏数次表示，此次因船期关系，无法多留，希望下次再来。而郎氏回到美国后，也向各方宣传，说北平不但是名胜的古城，也是中国的近代科学发源地。

来华作纯粹学术交流的物理学奖得主——狄拉克

狄拉克（Paul Adrien Maurice Dirac，1902-1984），英国理论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奠基者之一，以“发现了在原子理论里很有用的新形式”和薛定谔被共同授予193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1935年，狄拉克结束了在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聘期后，决定一次环球旅行。1935年5月7日，清华大学周培源和吴有训得知狄拉克将要访问日本，于是两人以清华大学名义向狄拉克发出了邀请，希望他能在结束对日本的访问之后到访北平。6月初，狄拉克乘邮轮离开美国去日本，然后从日本神户乘船去天津，经笔者考证，他应该是乘坐日本大阪商船会社“神户—天津”航线的“长城丸”到达天津塘沽，并乘火车于7月12日下午6时到达北平。

狄拉克先在北平城内游览，16日下午，出席了中国物理学会在北平研究院物理学研究所为他举办的欢迎茶话会。他在清华大学公开讲演两次，分别为7月15日的《阴电子之理论》和7月17日的《阳电子之理论》，均为纯学术演讲，所讲内容也是他获诺贝尔奖的主要工作。狄拉克18日游览西山，19日游览长城并于当晚离开北平赴哈尔滨，然后去了苏联。

1935年7月狄拉克教授来访，图片源自中国物理学会网站

致力于中丹人民友谊和学术交流的物理学奖得主——尼尔斯·玻尔

尼尔斯·玻尔（Niels Henrik David Bohr，1885-1962），丹麦物理学家。以“他对原子结构以及从原子发射出的辐射的研究”被授予19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1937年春，玻尔和他的夫人及次子汉斯·玻尔作了一次环球旅行。当玻尔在美国普林斯顿讲学时，正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访问教授的周培源受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委托，当面向玻尔发出了访华邀请。我国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平大学、中国科学社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等十余个单位也联合发出邀请，希望玻尔教授能趁赴日讲学之便，来我国讲学和游览。同时，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负责人任鸿隽筹集一万块大洋，作为玻尔来我国讲学和游览的基金。

玻尔接受了邀请，并于1937年5月20日到达上海，他在中国一共逗留了19天，分别在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中央研究院、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做了7次学术演讲，内容主要是关于原子核的问题和因果原理的问题，同时还游览了上海、杭州、南京、北京的古迹名胜。

1937年6月尼尔斯·玻尔教授参观国立北平研究院物理学研究所，图片源自中国物理学会网站

玻尔的这次中国之行在中国学术界和教育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也对中丹人民的友谊和学术交流产生了积极影响。1962年10月，他的四子奥格·玻尔（1922-2009，丹麦核物理学家，1975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访华，肩负父亲的委托达成了中国和丹麦进行长期学术交流和合作的协议。1963年，中国派物理学家杨福家、张礼赴丹麦哥本哈根理论物理研究所进行学术交流，打破了中国在学术交流上的孤立状态，促进了中国物理学界与国际物理学界的交往。

不得不提的是，玻尔对我国的文化也很感兴趣。1947年10月，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九世授予尼尔斯·玻尔大象勋章（the Order of the Elephant），通常只有王室成员和国家元首能获此殊荣。根据我国著名物理学史专家戈革教授的说法，当时尼尔斯·玻尔需要为这个勋章设计一个族徽图案，而他又一定要把他最得意的“互补性”概念表示在族徽上。他费了许多脑筋想不出好办法。他的助手罗森塔耳的夫人汉娜·柯比林斯基（汉名柯汉娜）是研究中国史的专家，向他推荐了中国的“阴阳符号”（即我们所说的“太极图”），他觉得这个图案还算好看，就采用了“太极图”作为自己族徽的中心图案。

尼尔斯·玻尔的大象勋章，中间是他设计的族徽，图片源自Wikimedia Commons

尼尔斯·玻尔一行人1937年6月7日乘火车离开北平，最后从苏联回丹麦。一个月后的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就在同一天，携全家从美国返回的周培源抵达北平。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新的征程开始了！在炮火硝烟中，他们为保存科学火种，纷纷内迁、西迁，在颠沛流离中继续孜孜以求、奋发图强。

当然，不仅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在民国期间留下了他们的印迹，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也与中国有着不解的情缘。咱们且听下回分解！

作者简介

宋妍婧，博士，现为中国科学院大学档案馆副馆长，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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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鹏、闫晓星、赵海艳：《20世纪20～30年代物理大师中国之行简记》，《现代物理知识》，2006年第18卷第5期，第67-70页李艳平、王士平：《远方来的播火者》，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诺贝尔奖官网：https://www.nobelprize.org/

爱因斯坦

（美）胡大年：《爱因斯坦在中国》，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Albert Einstein & Ze`ev Rosenkranz (2018): The Travel Diaries of Albert Einstei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戴念祖：《爱因斯坦在中国》，《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2期，第74-85页梁波：《爱因斯坦的日本之行——读金子务的〈爱因斯坦冲击〉》，《自然科学史研究》，2005年第24卷第3期，第284-289页戴念祖：《上海、爱因斯坦及其诺贝尔奖》，《物理》，2005年第34卷第1期，第2-8页戴念祖：《爱因斯坦在上海足迹记》，《物理》，2006年第35卷第11期，第904-906页施郁：《爱因斯坦的奇葩诺奖》，《科学文化评论》，2017年第14卷第6期，第111-120页施郁：《百年前的柏林人爱因斯坦：成名、政治和旅行》，《科学》，2019年第71卷第1期，第47-52页施郁：《爱因斯坦在上海和日本》，《科学》，2019年第71卷第2期，第40-45页施郁：《爱因斯坦正式访华的计划为何流产》，《科学》，2019年第71卷第2期，第46-50页《Madam Einstein Admits She’s Of The Majority—Relativity Puzzles Her Too》，《The China Press》，1922年11月14日，第10版《恩斯坦博士过沪之招待》，《民国日报》，1922年11月14日，第10版《Dr. Einstein in Shanghai》，《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1923年1月3日，第10版《Prof. Einstein Is Guest At Reception Held Here; Speaks On “Relativity”》，《The China Press》，1923年1月3日，第2版景智宇：《真相揭秘：爱因斯坦上海行》https://m.thepaper.cn/rss_newsDetail_10971053

海森堡

Helmut Rechenberg (2010): Werner Heisenberg – Die Sprache der Atome, Springer阎康年：《到莱比锡去，向海森堡学习》，《中国科技史料》，1982年第3期，第77-82页沈惠川：《王福山先生谈海森伯（I）》，《物理》，1995年第24卷第2期，第120-124页沈惠川：《王福山先生谈海森伯（II）》，《物理》，1995年第24卷第5期，第312-319页金忠玉、王士平：《海森伯与中国物理学界》，《物理》，2010年第39卷第2期，第136-141页Daisuke Konagaya: Heisenberg’s Visit to Kyoto in 1929 and Its Stimulation of Young Japanese Physicists, Historia Scientiarum, 2020, Vol. 29-3, 280-299

马可尼

刘博杰、李艳平：《马可尼1933年的中国之行》，《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年第14卷第3期，第31-40页张姚俊：《“无线电之父”的上海之行》，《档案与史学》，2004年第1期，第60-61页

朗缪尔

林信惠、李艳平、陈艳荣：《美国物理化学家朗缪尔在中日2国讲学概况》，《化学教育》，2016年第37卷第4期，第76-81页Albert Rosenfeld: The Quintessence of Irving Langmuir, Pergamon Press, 1966

狄拉克

尹晓冬、段菲菲：《大师是如何炼成的——王竹溪留学英国始末》，《物理》，2015年第44卷第12期，第827-833页（丹）赫尔奇·克劳著；肖明、龙芸、刘丹译：《狄拉克：科学和人生》，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英）法米罗著；兰梅译：《量子怪杰：保罗·狄拉克传》，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年

尼尔斯·玻尔

戈革：《N·玻尔学术思想简介》，《自然辩证法通讯》，1981年第4期，第71-76页阎康年：《N·玻尔在中国》，《自然辩证法通讯》，1981年第4期，第77-79页杨福家：《尼耳斯·玻尔的功绩与他的爱国主义——纪念尼耳斯·玻尔诞生一百周年》，《物理》，1985年第11期，第641-643页汉斯·玻尔、戈革：《尼耳斯·玻尔教授在中国》，《中国科技史料》，1990年第2期，第88-96页束景南：《老子、太极图与玻尔》，《书城》，1996年第2期，第22-23页王洪鹏、王士平：《远方来的播火者——纪念尼尔斯·玻尔父子中国之行》，《国际人才交流》，2011年第12期，第43-45页范岱年：《尼耳斯·玻尔与中国（上）——有关历史资料汇编（1920-1949）》，《科学文化评论》，2012年第9卷第2期，第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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