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新峰博士。图源：权新峰个人视频号

撰文｜李想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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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名校化学博士、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副教授，到西湖大学讲师，再到辞职前往澳大利亚攻读教学硕士——权新峰的履历，放在今天的中国高校体系中，多少显得有些“逆行”。

在“非升即走”、论文指标与科研绩效主导的大学环境里，青年教师最重要的任务，通常是发论文、拿项目、做科研。教学当然也重要，但更多时候，它被视为一种必须完成的事务：耗费精力，却很难真正转化为职业回报。

但过去这些年，权新峰把大量时间投入课堂。他组织教学工作坊，阅读教育学与认知科学文献，尝试讨论式课堂、探究式学习与项目制教学，也不断反思课程设计、学生评价与考试方式。他越来越意识到，教学并不是把知识讲明白那么简单，而是一套高度复杂、需要系统研究支撑的专业实践。

与此同时，他也逐渐感受到另一重现实：在大学体系里，教学几乎是“没有爹娘的孩子”。很多高校热衷于推广翻转课堂、慕课、主动学习等教学改革，但真正围绕如何学习、教学如何有效展开的系统研究与教师训练，却长期缺位。大量改革最终停留在形式层面：课堂看似热闹，学生却未必真正学会思考。

更深的问题，则来自整个教育体系。在权新峰看来，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中国教育始终被同一个指挥棒牵引：以标准化考试为核心的筛选逻辑。当教育的核心功能变成选拔，教学目标、课堂文化乃至学生对学习的理解，都会不断向考试靠拢。“很多人默认教育的目标是筛选，而不是培养。”他说。

今年年初，权新峰辞去高校教职，前往澳大利亚攻读教学硕士，并计划未来进入中学教育领域。这并不只是一次个人职业转向。某种意义上，它更像是一位曾经身处科研体系内部的青年教师，在长期教学实践之后，对中国教育结构性问题的一次重新思考。

在与《知识分子》的对谈中，他反复提到一个词：Evidence-based teaching（循证教学）

在他看来，教育不应只是经验主义。好的课堂，并不只是依赖教师个人热情，而应建立在认知科学、教育心理学与长期实证研究基础之上。就像医学需要循证，教学同样应该成为一门可以被研究、验证与修正的专业。

但现实是，今天许多大学教师甚至从未接受过系统教学训练。“大家特别关注用什么方法，却很少追问为什么这样设计。”权新峰说。

《知识分子》：很多海归博士进入高校后，会自然地把主要精力投入科研与论文发表，而不是教学。但您似乎一直非常重视教学。为什么？

权新峰：很大程度上是个人兴趣。读博士期间，我读了很多闲书，大概有三百本，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不同学科的入门科普。那个阶段，我开始重新思考意义和价值这些问题。

很多人默认一种人生路径：比如你拿了美国名校化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就应该继续做科研，否则就是浪费。但我后来越来越觉得，这种路径并没有什么天然正确性，它更像是一种未经反思的社会共识。

真正的问题是：人为什么一定要按照既定轨道生活？我后来慢慢意识到，自己对自然科学研究并没有那种足够强烈、能够持续几十年的热情。科研有成就的时候当然会兴奋，但那种兴奋很短暂。我很难想象把一生都投入在化学研究里。

相反，我更喜欢和人打交道，也更喜欢思考“人如何学习”这样的问题。学生因为课程受到启发、发生改变时，那种满足感，比发表论文更强烈。

后来正好有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的岗位。我爱人是四川人，这个学院又和我母校匹兹堡大学合作，当时也相对重视教学，于是我就去了。但真正开始投入教学后，我很快发现：如果想把教学做好，它绝不是经验活。你必须研究它。比如，什么样的课堂设计更有效？学生为什么会走神？为什么有的知识学生学不会？什么样的任务设计能形成真正的学习动机？这些问题背后，其实都涉及认知科学、教育心理学甚至神经科学。

也就是说，教学本身应该是一种研究。

《知识分子》：但在大学体系里，教学似乎一直不是最核心的事情。

权新峰：是的。教学在很多高校里，基本属于“没有爹娘的孩子”。科研至少有完整体系：项目、论文、基金、评价标准、职业晋升路径，都非常明确。

但教学呢？很多时候只有一句口号：重视教学。真正围绕教学展开的制度建设其实很薄弱。包括教师培训、课程设计支持、教学研究共同体、教学数据分析等，很多都缺乏。所以后来我越来越意识到，仅靠个体教师的热情，很难真正推动教学改革。

《知识分子》：这些年国内高校也在做大量教学改革，比如翻转课堂、讨论式教学、慕课等。但很多人感觉最后往往流于形式。

权新峰：因为大家太关注招式，而忽视了心法。过去十年，我在全国做过30多场教学培训和工作坊，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是：很多教师对教学设计最基本的原理并不熟悉。

比如，一个教学目标到底应该怎么写？在教育学里，一个合格的教学目标必须是可观察、可评估的。你不能写让学生理解化学之美，因为你无法测量。你必须明确：学生最终能完成什么任务、达到什么认知水平。

再比如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这在美国教育学里几乎属于入门知识，但很多高校教师并不熟悉。结果就会出现一种情况：大家热衷于学新方法，却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很多时候，翻转课堂最后变成了老师少讲一点，讨论式教学变成课堂热闹一下，学生并没有真正发生深层学习。

因为教学设计本身是系统工程。你需要考虑学生基础、任务难度、认知负荷、反馈机制、课堂文化等等。否则再好的方法都会失效。

《知识分子》：您自己在课堂中做过哪些尝试？

权新峰：我曾经很理想主义。最初我希望把教学真正做成一门专业，甚至建立一种新的教学文化。我组织教学研讨会，和同事们一起读教育学文献，讨论认知科学研究，也做小规模课堂实验。

比如，我们会讨论一个问题：学生评价到底能不能代表教学质量？很多学校非常重视学生评教，但实际上，教育学研究很早就发现，学生满意度和真实学习效果并不一定一致。有时候，真正有效的学习反而是不舒服的。因为深度学习意味着认知冲突，意味着学生必须不断修正自己原有理解。这并不总是轻松愉快。

这也是为什么我后来特别关注循证教育——也就是基于研究证据的教学。教育不应该只是“我觉得这样挺好”，而应该像医学一样，尽量建立在可靠证据之上。

《知识分子》：后来您为什么会把关注点逐渐前移到基础教育？

权新峰：因为我越来越觉得，大学里的很多问题，其实早在中小学阶段就已经形成了。比如讨论能力、合作能力、问题意识，这些东西不是大学里突然长出来的。我后来在澳大利亚观察课堂，很明显能感觉到差异。在他们那里，小组讨论、合作学习是从小就开始的。学生天然习惯表达、提问和参与。

但在中国，大量学生长期接受的是“听讲—记忆—做题”的训练。这会导致一种结果：学生非常擅长标准化考试，但不一定真正理解知识是怎么产生的。

《知识分子》：您认为问题核心是什么？

权新峰：核心还是评价体系。从教育学角度，一个基本原则叫“目标—教学—评价一致性”。也就是说，你想培养什么能力，就必须用相应教学方式，并用相应评价去检验。

但如果最终决定命运的是标准化考试，那么整个体系最后一定会向考试对齐。所以很多人会逐渐默认：教育的目标就是筛选。当筛选成为核心任务后，教学自然会围绕如何更有效地区分学生展开，而不是如何让更多学生成长。

《知识分子》：所以您后来决定去澳大利亚读教育学？

权新峰：一部分原因是这样。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原因是孩子。我后来做了一些基础教育调研，也接触了很多中学教师和学生。坦率地说，我对现有教育体系是有担忧的。我希望更系统地理解教育，也想看看别的国家是怎么培养教师、组织课堂和训练学生的。我们不能用讲PPT的方式教学生游泳。

《知识分子》：您一直强调探究式学习。但很多教师会觉得，这种方式在中国很难落地。

权新峰：因为它对条件要求确实很高。真正的探究式学习，需要教师不断提供脚手架——也就是根据学生状态持续引导。

这意味着班级规模必须很小。如果你想在十分钟内对每个小组都进行有效指导，那么一个班20人左右基本就是上限。所以很多人说自己在几百人的课堂里做探究式教学，我会比较怀疑。那可能只是课堂互动，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探究。

因为探究式学习的核心，不是让学生热闹，而是让学生经历问题提出、假设建立、模型构建与验证的过程。这和听懂老师讲课完全是两回事。我们不能用讲PPT的方式教学生如何游泳。

《知识分子》：但这种模式会不会天然成为一种精英教育？

权新峰：某种程度上是的。高质量、个性化教育，本来就很难低成本大规模复制。无论美国、欧洲还是澳大利亚，真正优质的教育资源都非常稀缺。很多顶层家庭甚至自己办学校，本质上也是因为他们知道：真正好的教育，很难标准化流水线生产。

《知识分子》：您的一些课程评价似乎并不总是很好。

权新峰：是的，而且我后来反思，很多问题确实在我自己。比如我曾经在一个50人的大班里大量引入讨论。后来发现效果很差。因为大班环境下，学生很容易变成围观者。

还有一次，我把原本一年的课程压缩成一个学期，只减少了内容量，却没有真正降低难度。这对非专业学生来说负担太重。另外，当时还是全英文授课。后来我才意识到，学生同时处理语言理解与知识理解，会极大增加认知负荷。这些其实都是教学设计问题。

我现在越来越认同一个观点：当学生学习效果不好时，教师首先应该反思自己。如果一味归因于学生，那问题就永远无解。

《知识分子》：但您似乎仍然坚持比较反套路的考试方式。

权新峰：因为我不希望学生只训练记忆。我的考试通常会出一种题：题目没见过，教材里也没有原题，但解题所需知识都学过。核心考察的是迁移能力和分析能力。本质上，我想训练的是：学生如何面对陌生问题、如何建立模型、如何拆解复杂系统。因为真正的科学工作，本来就不是背答案。

《知识分子》：现在回头看，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权新峰：我越来越觉得，教学需要被真正专业化。今天大学里，很多教师其实并没有系统接受过教学训练，但却默认会科研的人自然会教学。可这两件事并不是一回事。一个优秀研究者，未必天然懂得如何组织学习、设计任务、理解学生认知过程。

教学本身需要长期训练，也需要持续研究更新。比如现在教育学里，已经有大量研究去讨论认知负荷、学习动机、错误反馈、课堂互动等问题。但很多高校教师并不了解这些。这也是为什么我后来越来越关注教师教育。

《知识分子》：您会后悔离开高校吗？

权新峰：目前不会。当然，我依然很喜欢大学环境，也仍然关注高等教育。但我越来越意识到，教育问题不是靠某个明星教师就能解决的。它背后是整个制度、文化与评价体系。

而我真正想推动的一件事，是让更多高级知识分子意识到：教育不是附属工作，而是一门值得严肃研究的专业。因为大学最终、最核心的问题，仍然是培养人。如果这一点被放到次要位置，那么无论科研多么繁荣，教育体系都会留下很大的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