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花了四个下午,给她讲解相对论-深度-知识分子

爱因斯坦花了四个下午,给她讲解相对论

12分钟前
导读
一张与爱因斯坦的合影,往往因为他的名字而被保存、刊印。站在他身旁的人,却未必得到同样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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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普•波洛尼奥号,爱因斯坦和埃尔斯·耶路撒冷在船上相遇。图源:histarmar.com.ar


一张与爱因斯坦的合影,往往因为他的名字而被保存、刊印。站在他身旁的人,却未必得到同样的关注。


1925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张合影中,爱因斯坦身旁站着东道主贝尔塔·瓦塞尔曼-博恩贝格与作家埃尔斯·耶路撒冷。她们帮助他应付繁忙的访问,也与他分享谈话和出游的乐趣。其中,耶路撒冷在认识爱因斯坦之前,已经是一位引起广泛关注的小说家。


翻译《爱因斯坦旅行日记:南美洲,1925》之后,科学史家方在庆继续追索照片中人物的经历。循着日记、书信、文学作品和家族保存的材料,他发现,爱因斯坦几句生动的评语之外,还有值得细读的人生。这篇书评邀请我们把目光稍稍移开,看看合影中的其他人,以及她们各自关心、努力完成的事情。

撰文|方在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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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3月底,爱因斯坦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留下了一张合影。他站在两位女性之间,背景是瓦塞尔曼家的庭院。


翻阅《爱因斯坦旅行日记:南美洲,1925》时,这张照片很容易被当作一幅普通的旅途留影。爱因斯坦的面容太熟悉了,目光往往先停在他身上。至于旁边的人,读过图注,也就翻了过去。


一位是此间的女主人贝尔塔·瓦塞尔曼-博恩贝格(Berta Wassermann-Bornberg),另一位是奥地利作家埃尔斯·耶路撒冷(Else Jerusalem)。爱因斯坦住在前者家中,与后者在驶往南美的轮船上相识。在他的记述中,两人替他承担了不少“志愿秘书”的工作,帮助应付记者、访客和各种邀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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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与东道主贝尔塔·瓦塞尔曼-博恩贝格、作家埃尔斯·耶路撒冷在瓦塞尔曼住所合影。布宜诺斯艾利斯,1925年3月底。(图源:阿根廷国家档案馆)


她们做的事情很具体,也很容易被归入接待一位名人的琐事之中。不过,读到后来,我渐渐觉得,照片值得多看一会儿。


爱因斯坦在日记里称耶路撒冷为“豹猫”。他欣赏她的机智,又嫌她唐突,常常拿她打趣。这些短促的评语颇为传神,却也使读者习惯于跟着他的目光看她。她是什么样的人,仿佛已经由这几句评语说完了。


直到读到耶路撒冷自己的信,情形才有了变化。


1925年3月17日,她写信给文学评论家弗朗茨·塞尔韦斯(Franz Servaes),兴奋地谈起与爱因斯坦的相识。他是一个使人受到启发、富有吸引力的人。尤其令她感动的是,他用了四个下午,耐心地为她讲解相对论,体谅她在这方面所知有限。


四个下午,已经足够让一段船上的偶遇变成认真的交谈。


同一段航程中,爱因斯坦也听她朗读自己的剧本。他在日记里概括了其中的冲突,又写下评语,“过于抽象,却仍扣人心弦。”


他讲自己的物理,她读自己的作品。两个人各自带着尚有兴趣谈下去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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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登上这艘轮船时,刚刚为自己的作品在欧洲奔走过。


据研究者布里吉特·施普赖策(Brigitte Spreitzer)的考证,她此次在柏林带着新的剧作,与出版人接洽,其中一部直到返程前才有了出版的眉目。她有自己的行程,也有需要处理的事情。爱因斯坦是这段归途中一位意外而令人愉快的同行者。


那时,她早已不是初入文坛的人。


1909年,耶路撒冷出版长篇小说《神圣的圣甲虫》,以维也纳妓院中的生活为题材,在德语世界引起很大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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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斯·耶路撒冷《神圣的圣甲虫》(Der heilige Skarabäus)2016年再版书影。小说初版于1909年,此次再版收入布里吉特·施普赖策对作者生平的研究。


在此之前,她已写过关于女性教育的文字,批评成年人对年轻女性隐瞒与她们切身相关的知识,同时又要求她们承担婚姻与母职的责任。


这些关切也进入了她自己的生活。


在一封早年的信中,她先说孩子们健康、活泼,随后忍不住感叹,仿佛这便是成年人生活的全部目的。她说自己写到这里时,深深叹了一口气。倘若有人还想过自己的人生,而不只是依附于别人,那个人就是她。


写信时,她已经是母亲,也仍想继续写作。那些关于人的独立、关于女性能够怎样生活的问题,对她并不抽象。


1911年,她移居阿根廷。此后,她继续写作,与欧洲文坛保持联系,也往返于两地之间。等到1925年与爱因斯坦相遇,她已经有过作品受到瞩目的经历,也尝过离开原有文化环境、重新寻找读者的困难。


这样再读爱因斯坦的日记,那只“豹猫”便有了更长的来路。


他的笔下有一个聪明、锋利、让他觉得有趣的女人。她自己的信件和作品,则让我们看见,她同样在观察他,也有希望他认真听取的东西。爱因斯坦的评语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她,却不能替代她的自述。


读这类私人日记,常常会遇到这样的困难。日记作者只需写下足以唤起自己记忆的几句话,后来的人却可能把这几句话当作对另一个人的完整介绍。一个绰号流传下来,比一部已经不再重印的小说更容易被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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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塞尔曼夫人留给我们的材料,没有耶路撒冷那么丰富。至少在我目前读到的文献中,还不能同样细致地讲述她自己的想法。不过,爱因斯坦的日记和书信已经留下了足够具体的事情。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她与丈夫接待爱因斯坦,让自己的住所承担起一位世界名人暂居之地的种种麻烦。来访者想见他,记者想采访他,邀请接踵而至。他需要有人安排,也需要有人替他拒绝。


爱因斯坦并不总能从容地处理这些事。欢迎太多,他会烦躁;话说重了,又可能伤害那些本来怀着善意的人。日记中不断出现的抱怨,背后往往还有别人正在收拾的局面。


临别时,他给瓦塞尔曼夫人写了一首赠诗。诗里打趣她如何利用电话调度事务,接待上流社会的客人,最后感谢她温暖的心与明敏的头脑。那些平日容易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安排,他其实看在眼里。


4月23日,在给妻子爱尔莎和继女玛戈特的信中,他说得更直接。若没有瓦塞尔曼夫妇的帮助,他无法完成这一切,只会被铺天盖地的“爱”吞没。


这里的“爱”令人发笑,也多少令人疲惫。每个人都希望占用他一点时间,合起来便使他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有人必须接起电话,挡住一位不速之客,解释一次无法赴约,才能让他得到片刻安静。


瓦塞尔曼夫人也并非只出现在这些事务之中。4月1日,她与爱因斯坦一起乘坐容克斯水上飞机,飞越布宜诺斯艾利斯。那次飞行给他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另一张照片保存了两人在飞机上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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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与贝尔塔·瓦塞尔曼-博恩贝格在容克斯水上飞机上。布宜诺斯艾利斯,1925年4月1日。(图源:纽约莱奥·贝克研究所)


日记无法告诉我们她当时的全部感受。我们知道的是,她参加了这次飞行,也参与了这段旅程中许多没有成为照片的时刻。


读到这里,很难再把“受到热情款待”当作一句可以匆匆带过的话。它意味着别人的住所、时间、判断和耐心。爱因斯坦能够完成自己的行程,确实依赖着这些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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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两位女性的交往,也容易使人想到爱因斯坦当时的私人处境。


在南美之行以前,他与贝蒂·诺伊曼的关系经历了反复。《爱因斯坦全集》第十四卷收入的书信表明,1924年1月底,他曾告诉贝蒂,自己与夫人爱尔莎达成了一项“真正的和平条约”,可以每周有两个下午与她见面。到了同年秋天,他又决定结束这段关系。赴南美途中,他仍在写给贝蒂母亲的信中解释自己的退却。


这些信让我们知道,出发时的爱因斯坦并非没有情感上的困扰。但它们不能替我们解释此后每一次相遇。


尤其是那项“和平条约”,目前我们读到的是爱因斯坦向贝蒂所作的描述。爱尔莎如何理解、如何承受这项安排,不能由他的几句话代为说明。同样,旅途中有人令他感到愉快,也不足以证明,那个人填补了他的婚姻生活中的某种空缺。


在《爱因斯坦与女性》中,科学史家阿明·赫尔曼(Armin Hermann)讲述过这些复杂的关系,也注意到爱因斯坦既需要亲近,又常常不堪亲近所带来的牵累。不过,当耶路撒冷被写成在阿根廷几乎不离他左右的女人时,我还是愿意翻回她那封信。


她记得四个下午的相对论讲解。他记得她朗读的剧本。现存材料足以让我们写出一段有内容的交往,无须再替他们补上未曾留下证据的情节。


而且,交往并没有随着南美旅程结束而完全中断。


耶路撒冷后来曾请爱尔莎帮助转达,希望爱因斯坦为自己的作品写一篇序言。爱尔莎回信解释,他通常不为别人的书作序。这封信没有注明日期,施普赖策根据相关行程推测,它可能写于1928年前后。


到1939年,耶路撒冷出版讨论人的基本力量与教育问题的著作,又请爱因斯坦阅读。按照施普赖策对有关通信的概述,他对这本书并没有给予好评。


相识、欣赏、请教,也有请求未能如愿和判断上的分歧。倘若只留下那次愉快的海上相遇,倒会把他们的交往写得过于简单。


对一位不断写作、希望作品得到理解的作者来说,著名友人的意见当然重要。但她的写作并不始于爱因斯坦的赞许,也没有因为未获赞许便失去意义。在认识他以前,她已经追问了许多年,教育怎样使人有能力面对自己的生活,女性又怎样争取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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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旅行日记:南美洲,1925》的篇幅相当一部分属于历史导读、注释和补充文件。初读时,读者或许会急于跳过去,直接寻找爱因斯坦本人那些机智或尖刻的话。翻译这本书之后,我越来越觉得,有些地方恰恰需要停下来,看看一句评语之外还发生过什么。


日记里的耶路撒冷鲜明得令人难忘。可若没有她的书信,没有施普赖策后来对她生平的追索,我们很难知道她在登船前忙什么,在离船后又继续写什么。


她的身后经历,也使这张合影有了另一层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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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斯·耶路撒冷(1876—1943)与女儿米里亚姆(Miriam),以及一只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动物园的小老虎。(图源:elsejerusalem.org)


《神圣的圣甲虫》再版时,耶路撒冷的外孙女、米里亚姆的女儿伊内斯·韦兰(Ines Weyland)为书写了序。母亲去世后,她把一只装着家族材料的箱子带回英国,却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仔细整理。她的德语不足以使她轻松阅读外祖母的全部作品,关于这位作家,她同样有许多不知道的事情。


后来,研究者的来访和询问,使那些信件、照片重新进入阅读。韦兰把材料带到格拉茨,施普赖策进行整理、辨读和转录。工作完成后,她又亲自将原件送回伦敦,不愿让这些家族文献承担邮寄遗失的风险。


这段经过没有爱因斯坦的参与,却使我们今天能够更好地理解与他的那次相遇。


一个曾经拥有众多读者的作家,后来需要外孙女打开旧箱子,需要另一位研究者逐封读信,才重新得到较为完整的介绍。她并非只留下了一张与名人的合影。只是照片一直容易找到,其他东西需要有人去寻找。


如今再看瓦塞尔曼庭院里的三人,我仍会先认出爱因斯坦。但目光已经不大愿意马上离开另外两个人。


瓦塞尔曼夫人替客人应付了多少事情,她自己的生活还有多少尚待了解,我们知道得仍很有限。耶路撒冷留下的作品和信件较多,使我们能够沿着照片继续读下去,读到她年轻时的愿望,也读到她多年之后仍未放下的工作。


爱因斯坦使这张照片得以广泛流传。借着它,我们也许终于有机会认真认识一下站在他身旁的人。图片

作者简介:方在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紫江讲座教授。


图片参考文献:

[1]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旅行日记:南美洲,1925》,泽夫·罗森克兰兹编,方在庆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26年。

[2]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Albert Einstein, Vol. 14,导论及相关通信。关于贝蒂·诺伊曼的部分主要参见第201、350、459号文献。

[3]  Brigitte Spreitzer, “Else Jerusalem—eine Spurensuche”,载Else Jerusalem, Der heilige Skarabäus,2016年再版。

[4]  Ines Weyland, “Preface”,载上述《神圣的圣甲虫》2016年再版,第5—8页。

[5]  Armin Hermann, “Einstein und die Frauen”,载Am Sonntag küss’ ich Dich mündlich: Die Liebesbriefe 1897–1903,第4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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