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沃森及家人首次访华，在当时的中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受到了热烈欢迎。实际上，沃森也被中国人的真诚以及在一穷二白下仍旧对科学研究充满热情所感染。也正因如此，沃森回国之后，几乎是立即动用身边的资源，帮扶那些他曾在中国遇到的学者，兑现他曾经的种种承诺，即使有些承诺超过了他的能力范围。

这一时期，沃森频繁地与中国生物学家以及美国知名学者、官员保持书信往来，他就像是一个连接中美学术合作的桥梁。这些书信记录着沃森与中国学者的友谊以及当时他对中国生命科学的无私帮助。在这些学者中间，沃森与谈家桢、王应睐的互动尤为让外界关注。

1981年12月底，结束中国行后，长途的奔波加上两个地区的气候差异较大，让沃森一家人回到美国后都病倒了，沃森本人更是得了重感冒。身体的不适，加上心情有些糟糕，他不时地在信中向朋友抱怨纽约天寒地冻的糟糕天气。

然而，因为离开冷泉港实验室一个多月里，不断有人给沃森写信，一个月没处理，信件堆得和“小山”一样高，还在重感冒阶段的沃森，不得不马不停蹄地投入到工作之中，拖着病体一封封地回信。这些书信中既有私人信件也有工作信件，令人惊讶的是，他刚结束中国之旅不久，就收到不少来自中国仰慕他的青年学子寄送过来的邮件。

忙于处理回信的沃森脑海中还不时回想起前不久的中国之行。在那里，他受到了热情接待，尽管那时候中国鲜有高楼大厦，物质条件低，普通百姓生活简朴，但中国人对生命科学的热情却丝毫不减，这深深触动了沃森，也因此，沃森在处理信件时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以怎样的方式帮助中国发展生命科学。

看到中国生物学家对科学的热情，沃森希望生命科学能够在中国的土壤中生根发芽。他坦言，“毫无疑问地，我抱着一份不切实际的希望，希望中国能高效地推进基础科学发展”。那时候中国的国门刚开始打开，经历10年的动荡，基础科学以及高等教育遭受重创，元气尚未恢复过来，但年轻学子对知识的热情是空前的。

沃森对中国生命科学的关心并非仅限于嘴上说说，他的确在付诸行动，一开始他还没想好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为之助力，“除了将他们的科学家带到这里......我并不知道该如何提供帮助。”沃森在跟朋友写信时提到了一个想法，他希望将中国优秀的青年学者引至美国冷泉港实验室，为他们提供交流学习的机会。

在处理这些堆积如山的信件时，沃森意外发现了一个好消息。他发现了一封来自哈佛医学院院长罗伯特·H·埃伯特（Robert H. Ebert）的信件，在信上埃伯特告知沃森，此前他申请用于“单离子通道和神经解剖方法课程”的克林根斯坦基金（Klingenstein Fund）资助已经获批了。这个消息让沃森非常高兴，有了这笔钱，冷泉港实验室的神经生物学培训会做得更深入，在给埃伯特回信时，沃森又流露出了对中国生命科学的同情与担忧。当时冷泉港实验室的生命科学蒸蒸日上，与中国的生命科学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落差激起沃森对中国生命科学的怜悯。沃森先与埃伯特分享了他在中国之行的感受：在前往中国前，他还担心中国可能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可能还不如纽约市南布朗克斯区”。要知道南布朗克斯区位于纽约最北边，这里主要以非洲和拉丁美洲后裔居民为主，经济水平低，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个又穷又乱的地方。上世纪20世纪70年代该区受到了经济困境、社会问题和城市衰落的多重困扰，高失业率、上升的犯罪率以及破旧的建筑物，成为那个区域的社会特征。这些都给沃森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然而，这次中国之行改变了沃森对中国原本的印象，他对中国的认知变得更为立体。很显然，与南布朗克斯区相比“中国要好得多”。他还向埃伯特透露：“我将尽力将几位年轻的分子生物学家（年龄为45岁左右）带到（冷泉港实验室）”。但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发展生命科学仅仅通过培养少数人才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沃森对于“引入中国学者到冷泉港学习”是否能够起到作用也是充满了疑虑。沃森深知，中国生命科学如果想稳步发展，只有教育体制恢复正常才能做到。“唯有（教育）体系得到改进，他们才能够从事真正的科学研究”。

在这些信件中，沃森发现了一封来自中国的特殊信件。写信人是一位叫大卫·普利迈尔（David Plymire）的美国人，他的中文名为柏大卫。普利迈尔从小在中国青海湟源长大，他的父母是传教士，一生都致力于向藏族人民传教。从小生活在中国的普利迈尔对中国的人民和土地有很深的感情。巧合的是，普利迈尔是1981年12月15日从中国寄出的这封信，这期间沃森恰好也在中国，目前尚不可知普利迈尔是怎么知道沃森访华的，在那个信息传播极为贫乏的年代，报纸和收音机或许是常见的渠道。或许普利迈尔正是通过报纸看到沃森来华，于是向他寄送了这封求助信。

在经历文化大革命的阵痛后，普利迈尔亲眼目睹了中国教育系统艰难恢复的过程。1980年7月，他曾到中国科学院探访一位老教授，同时结识了许多有理想有抱负的学子。其中有一名女学生对于分子生物学很感兴趣。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刚刚打开国门，基础科学发展落后，以分子生物学研究在国内都属于相对较新的课题。普利迈尔非常热情地帮助女孩学习了分子生物学相关的知识，几个月后，普利迈尔对她的学业以及物理成绩都十分满意。与女孩几番交谈下，普利迈尔得知女孩对于DNA以及相关研究非常感兴趣。不过当时中国缺乏相关领域的研究，因此女孩想去海外深造。普利迈尔答应尽其所能帮助她，几番思索下普利迈尔想到致信沃森，希望能够将她介绍到冷泉港实验室进行深造。

作为国际人道主义者，普利迈尔对于中国教育的艰难恢复历程充满同情，他渴望为更多中国年轻学子提供帮助。“中国的教育系统一直在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下艰难前行，如今（指文革结束后），他们深知自己需要争取外界的支持。”普利迈尔在给沃森的信中写道，“此前我也尝试与其他学者进行联系，但都无疾而终，他们也没有给我任何有价值的信息。当我了解到你之后，觉得你或许能帮助到我，总之，不管怎样我都将会感激你提供的任何建议”。信的结尾，他还向沃森要了两本著作——《双螺旋》和《DNA的故事》，以便向学生展示书里面的内容。

了解到普利迈尔的请求后，沃森实际上有些喜忧参半，一方面，他感受到了世界人道主义者对于中国教育和生命科学的关注；另一方面，沃森对于普利迈尔的请求着实有些爱莫能助，他觉得自己可能帮不上什么忙。沃森向普利迈尔解释道，“我领导的冷泉港实验室不是一个学位授予机构，我和攻读学位的学生入学没有直接关系”。之后沃森还与普利迈尔分享了自己将邀请中国学者留美的构想，“我们将尽力帮助中国的同行们，每年派几位优秀学者来此进行博士后研究。”对于普利迈尔想要自己撰写的两本书的请求，沃森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当时这两本书在中国还没有中文版。

尽管最终未能为那位女学生提供实质性的援助，但沃森深切地体会到中国学者迫切渴望与外界交流，并获得外界支持。沃森将这份强烈的愿望铭记在心，并在随后的时间里积极推动相关的合作事宜。

1982年1月14日，生病了一个多礼拜的沃森，还在重感冒中没缓过劲来。在给好友罗伯特·W·蒂尔尼（Robert W. Tilney）夫人写信时，沃森又一次饶有兴味地分享了他们一家在中国的旅行经历。他认为中国是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应该亲自走访的地方，他详细地描述了一家人在长城、桂林的游玩经历。以往这个季节，长城上严寒无比，如果碰到下雪天更是会被厚厚的积雪覆盖。沃森在游览长城时恰好碰到了一个温暖的冬日，他觉得自己“非常幸运”。此外，桂林的山水也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记忆里，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很显然那时候的桂林山水可没有现在这么有名气，沃森来华之前应该是仔细做了一番旅行攻略，否则很难知道桂林这样的“小”地方。不过，或许是来回的奔波加上中美的温差，原本愉快的中国行却在一场重感冒中结束。在信中，沃森半开玩笑地说，“我不知道应不应该在冬天（游玩中国）。”

在回复一封封信件的同时，沃森也在主动给老友们写信。他首先想到的是要给日本的国际生物化学大会组委会寄一封感谢信。1月20日，沃森写信表达了对会议主办方的感激，他希望日本学界对分子生物的热情能够唤起日本政府对亚洲分子生物学的关注，“我对会议的成果深感满意，期待这股热情有助于说服日本政府官员认识到，AMBO（Asia Molecular Biology Organization，即亚洲分子生物学组织）的时代已经到来，日本刻不容缓地投身其中，督促其发展”。感谢之余，沃森特意谈及了他的中国之旅，并希望日本基金会能够施以援手，他写到“我们需要日本基金会的支持”，至于如何具体帮助中国生命科学？沃森有了一个小想法：“或许我们可以在1983年春季，在上海甚至香港开办一门关于核酸测序的课程。”

20世纪80年代，亚洲分子生物学逐步发展，以日本为代表的一些亚洲国家与欧美国家在生命科学领域的交流活动也变得更为频繁，一些学者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像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European Molecular Biology Organization，简称EMBO）那样的机构促进亚洲分子生物学发展。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源起于上世纪60年代，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崛起，一批欧洲科学家提出要在欧洲建一个类似于冷泉港实验室的学术交流平台，于是建立了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EMBL），让学术交流和学术研究并驾齐驱，为欧洲培养了大量生命科学人才。

上世纪80年代，正值日本经济腾飞的时期，很多人希望能够在亚太地区复制一个EMBO，并将其取名亚洲分子生物学组织（AMBO）。1981年，沃森、科恩伯格等科学家在东京举行国际生物化学大会之际与日本化学家新井贤一等人，呼吁建立亚太版EMBO[ 追忆新井先生 ]，也就是AMBO。时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化研究所所长王应睐也参与了此次会议，并积极响应了这一倡议。遗憾地是，AMBO最终未能实现。

“如果起初AMBO建在中国，这事没准就成了”，苏州冷泉港亚洲CEO季茂业博士日后表示。只是当时几乎没有人会想到要将AMBO设立在中国，因为那时候的中国刚打开国门，各方面发展全面落后，经费短缺、人才匮乏，国际上知名的科学家由于与中国学者鲜有交集，也缺乏对中国的了解。对于沃森来说，中国也是一样的陌生，充满了朦胧感。只是在这个神奇的东方大国有一批热爱分子生物学的人，他们在极为落后的实验室条件，有限的知识，捉襟见肘的经费，探究生命和自然的奥秘，沃森感受到了这份热情。

04

沃森计划与冷泉港实验室

在同好友们的一份份邮件中，沃森不知不觉中对于助力中国生命科学的蓝图愈发清晰，他不断地在国际舞台上寻觅能够帮扶中国生命科学的组织和基金会。1982年1月29日，回国后不到一个月，沃森就将安排中国学者赴美交流的计划提上了日程。沃森给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Arthur William Hummel）寄了一封信，信上写出了他对中国生命科学的感受，“在生物学方面……如果有足够多优秀的科学家能够在西方实验室工作一到几年，他们就能获得经验，掌握具有现实的、有意义的科学证据”。为此，沃森计划“从上海邀请45位左右的年轻科学家到冷泉港实验室工作几年”。令人意外的是，恒安石很快批准了沃森的请求，之后沃森亲自安排了40多位学者进了美国冷泉港实验室交流学习。

这一时期，沃森也收到了很多中国学者的来信，其中既有教授的来信，也有青年学子的。很多人想到冷泉港实验室做研究，可由于人数过多，沃森不得不婉拒一些人的请求。当时，来自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的李金照想在沃森实验室做博士后研究，沃森无奈表示“实验室已经非常拥挤了”。话虽这么说，但他仍给了这个年轻人2年的时间让他能在美国冷泉港实验室访问学者，不过这期间的差旅及生活费用开销需自行承担，沃森表示愿意去协助并提供必要的支持，只是不知道这个年轻人最后有没有出国访问成功。还有一名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学者给沃森寄了一封信，希望能够前往冷泉港实验室交流。沃森在回信中就说到自己回国后，“一直在为我们共同的研究筹募资金”，此前邀请了贵校的一位学者“从明年九月来冷泉港实验室实习两年”。但由于现实情况沃森面临着“实验室空间严重不足的问题，可能在未来两年内这里会被‘挤爆’”。所以沃森拒绝了这位学者来美国冷泉港实验室交流的机会。对此他有些遗憾，“不想看起来这么苛刻，但实际上没有别的选择”。

为了能够推进和中国学者合作研究的计划，沃森不止一次在外筹募资金，1982年10月21日，沃森向时任美国总统科学顾问/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的乔治·A·基沃斯（George A. Keyworth）提出了倡议，他认为“我们的国家可以帮助中国在上海建立一个世界级的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如果做得正确，这个生物实验室可能会发挥很大的作用”。为此，他希望能够得到基沃斯的帮助。很显然，这一提法当时没有实现，但是它一直深埋沃森心底，以至于20多年后，也就是21世纪初，当冷泉港实验室准备在亚洲建一个海外分支时，一位来自中国的年轻人向他提出能否把这个实验室建在中国的苏州，沃森毫不犹豫地表示支持，并与他一起谋划这个大计划，这个年轻人就是现在的冷泉港亚洲负责人季茂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