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月，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团委员秦力生以中国科协的名义，发电报欢迎“科学为人民”代表团于1973年2—3月间进行为期四周的访问，访华期间的费用由中方承担。同时，依照热情友好、多做工作，在接待中适当满足代表团的合理要求，有目的地安排一些教育、科学和文化方面的项目的方针，国务院科教组与中国科学院向预计接待该代表团的广东、陕西、河南、山西、湖南各省及上海、北京市的“革命委员会”下达文件，说明接待要求与礼遇规格。

图1.代表团成员名单

代表团成员们于2月21日由深圳入境，在广州参观了农民运动讲习所、烈士陵园、文化公园等，2月22日乘飞机前往北京。到达北京之后，代表团参观了故宫、红星中朝友好人民公社。2月23日，周培源代表全国科协宴请了他们。

在宴会中，团长威勒和副团长卡尔克斯顿表达了他们此次访华的目标和初步感受，威勒提出：“中国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到中国来就是要学习你们的经验，从而得到鼓舞、支持和力量。”“只要美帝国主义存在，世界就没有和平。我们回国后必须继续加强斗争。”

副团长卡尔克斯顿说：“你们依靠毛泽东思想，大搞群众运动，开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我们也要学习中国的经验，从中取得力量，促进我国的革命运动，在美国也开展一次‘文化大革命’。” 

他们提出，希望在各地活动时能够分成两、三组，在一个单位多呆些时间，以便进行深入了解和交谈，他们不仅想要游览参观农村公社、工厂、研究所，以及学校、医院等公共机构，还想亲自参加政治学习和劳动，学习中国搞政治思想教育和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经验，并写一本书，即他们回国后整理出版的访华报告：《两条腿走路的中国科学》（Science Walks on Two Legs——A report from Science for the People），以便教育美国人民。

代表团在2月25日与26日参观了“五·七干校”、清华大学和地下铁道， 随后三天访问了中央民族学院和北京体育学院，游览了长城和定陵，并分组参观了化学所、动物所和遗传所，部分团员还分别与中国的科学家进行了有关心理学和计算技术的专业座谈。

3月2日，代表团受到了刘西尧等人的接见。在会见中，中方详细询问了“科学为人民”组织的各种基本情况，而代表团成员们则提出了他们准备好的问题，初步了解有关中国科学技术的组织、发展方向、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百分比、政策制订方式、培养科学人才、科学如何为人民服务等的信息，为他们后续更有计划性和目的性的实地参观考察做了准备。

3月3日，代表团中的4位成员先行前往山西平顺县西沟大队参加4天劳动，而其余人员则于3月6日离京去西沟与他们汇合。

3月8日，代表团离开西沟， 赴河南林县访问。

3月10日，代表团在朱永行的陪同下从郑州出发到达上海。

11日， 参观了工展、上海机床厂，晚上还观看了革命杂技。接下来的几天，他们分组参观了复旦大学、幸福村小学、电化厂、低压电器厂 ，此外，还参观了精神病医院、生理所、计算机所、科技交流站，等等。

3月16日，代表团结束了在上海的参观访问，乘飞机前往长沙，在韶山参观后，他们于19日乘火车前往广州。

3月21日，他们从广州离境，结束了为期一个月的访华之行。

代表团成员们在西沟村了解了农村中的科学状况，他们与农村科技组的几位成员讨论了代表科学农业成就的“八字宪法”（即土、肥、水、种、密、保、管、工）以及这些方法在西沟村的具体应用。

除此之外，科技组的负责人还向他们介绍了科技组的组织结构和功能。为了研究和推广农业科学技术所需，县建立了科技站， 公社和大队建立了科技组，生产队建立了科技小组，在县、公社、大队、生产队中形成了农业科学网，全国的科学网交织在一起，以使科学知识能为全部农村地区所用。

科技小组结合了领导人、农民和本地技术人员，他们相互配合，进行实验研究并给农民的农业生产起带头示范作用。这样，不仅可以利用科学的成果为人民服务，人民也可参与管理科学的工作。在群众路线原则的指导下，生产队的技术人员将科技小组的成果推广到大队中，大队又把这些经验通过技术人员传授到其它生产队去，科技成果由此流通开来。

接待代表团的县科技站技术人员介绍了他们的工作情况。科技站中的技术人员负责整个县的科技普及工作，县科技站里有9位技术人员，其中有8位是农学院或农业技术学校的毕业生，他们不仅做科学实验，也参与体力劳动和生产，以期在增加农业知识的同时，将自己在学校中习得的理论知识与具体的实践相结合。

他们每年有1/3的时间在农村，1/3的时间在县外向其它科技站和农村学习，1/3的时间总结经验。通过这些技术人员，科技站可以将全国的科学研究成果吸收，并能够结合当地情况为本地农业所用。

在代表团成员们的眼中，西沟村的人们虽身处极其不利的环境中，而且一向贫穷和文化匮乏，但他们却在这种条件下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农村”。西沟村的人民已经将科学的力量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以自己的经验和能力为基础，将科学技术与对未来充满乐观和信心的心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进行自己的工作。

更使代表团的成员们激动的是，西沟村不是一个个案，而是一个反映中国农村伟大成就的模版，在他们驱车行至所看到的每一个村落，都像西沟村那样充满繁荣与朝气。

在上海工业展览馆中，代表团成员们对科学应用于工业方面有了初步的认识。他们在参观中发现，这不仅是一个展现中国工业技术成就的展馆，也是一个传播工业新技术的渠道。制造或使用工业新技术展品的工厂的工人向参观者展示及解释机器操作过程，而来自全国各地的工人、管理者、技术人员则可以学习新技术， 并将这些新技术应用到他们的生产单位中。技术的进步就以这种方式扩散与传播出去，从而为各地的工厂所用。

代表团成员们参观的上海机床厂是工厂技术研究和技术人员培养的典范。工厂中成立了负责发展和设计新机器的机器磨床研究所。这个研究所通过成立由工人、技术人员、干部组成的三结合小组来执行研究工作、解决问题，在完成工作后， 小组就会解散，并成立新的三结合小组，研究另一个问题。工人可以向研究所提出申请，经过同事和领导评审后加入三结合的小组，进行研究工作，在研究所工作和训练几年后，就可以成为技术人员。

工厂中的研究所和工厂开设的“七·二一工人学院”相结合，共同为培养“为人民”的技术人员发挥作用。在代表团成员们看来，这种将有实践经验的工人选拔出来，让他们学习和接受训练，之后又使他们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方式，可以提高普通工人的积极性，并创造一支和人民关系密切的、能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技术力量。

代表团的成员们发现，中国的研究机构正在尝试的是一种不同的科学研究方式，这是一种科学工作者和生产工人联合起来为人民服务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每一个人都能够了解别人的技术和贡献，专家和工人之间的差距消失了，他们的工作融合在一起。

代表团成员们注意到，与群众一起工作，向群 众学习的思想指导着他们所参观的每一个研究机构，这种理念影响着研究者研究工作的动机和研究态度，从而促使研究者关注应用研究。他们为解决工农业生产和医疗的实际问题服务，基础研究则在满足实际需求中实现。

科学家们的任务是“总结”人民的经验，再把这种经验转换或提炼成一种理论，然后把这种理论回馈给人民，科学家们在总结中发现新问题，在实践经验与理论相结合的基础上，解决新问题。

以北京化学研究所为例，研究人员会访问应用他们研究成果的工厂，与工厂工人一起讨论问题、进行体力劳动和政治学习。这一过程既使研究人员得到了意识形态的改造，又使他们了解了工厂生产过程、观察了研究成果的实际效果。

工厂工人也会访问研究所，他们与研究者一起讨论研究中的问题，参加研究所内诸如政治学习小组的活动。工厂代表还可以加入研究所每星期一次的“开放参观” 活动，讨论技术问题。

中科院遗传研究所的情况也是如此，虽然研究人员并不试图向农民传授抽象的遗传学知识，但他们很重视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农民乐于接受在土地中试验种植新的品种，常常访问研究所，而研究人员也经常参与农活，以发展新品种。

代表团的成员们认为，科学家与群众相结合的中国科学研究的模式，是科学与人民强烈联系的证据，与“神秘化”的、“排外”的美国科学研究模式相比， 中国的科学研究对外在世界敞开了大门。

科学知识与经验不再为科学家们所独有，它们通过分布在各地的不同层级的科学交流机构，通过正式与非正式的交流方式，在民众之间传播，使每一个人都能够应用科学知识、享受科学成果。

在对中国的农村、工厂以及研究机构有了一个整体印象后，代表团成员们又对中国的下一代的培养问题产生了疑惑。他们想知道，如果革命要持续几代人，那么该如何传承到下一代？中国的儿童们是怎样开始接触到科学的实践与理论？他们一旦接触到科学，又是什么因素决定哪些儿童会成为科学家？为了解答这些问题，他们详细询问和观察了中国科学教育的现状。

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学校正式开设科学课程，除向学生们传授基本科学知识外，还让学生们亲自动手进行试验，使理论与日常生活及生产生活相联系，帮助学生们逐渐熟练地应用科学知识。这些科学课与周围社区及生产的联系十分密切，学校附近工厂的工人会到学校去传授他们的技术与经验，学生们也会到附近的诸如电报站一类的机构中，学习与实操发报知识。

代表团成员们认为，在向工人学习的过程中，学生们不仅能够得到知识，而且也会对劳动及劳动人民产生尊重之情。当学生们知道了普通人也可以了解和应用科学后，就不会被科学的“魔术” 所迷惑，也不会对此望而生畏，而是会逐渐认识到，“通过学习科学知识，他们也能够帮助建设新中国”。

学生们在中学会接受一些更为专业和实用的科学训练。代表团成员们旁听了卫生课，学生们在课上学习中草药知识、练习针刺方法，以获取有关医疗的直接经验。卫生课培训学生的最终目的是使他们能够在遇到疾病或事故而无法马上找到医生的情况下，为患者实施一些紧急的救助。在代表团成员们看来，年轻的一代中有一大部分人正在成为受过训练的医务辅助人员。

此外，在“开门办学”政策的推动下，中学还会开设校办工厂，其职工主要是学生，他们在有经验的工人的指导下，完成校办工厂承接的大工厂的合同。校办工厂作为教育改革的一部分，不仅使学生们将课堂上学到的原理付诸实践，也让他们在劳动人民的生活中受到直接的教育。因此，教育的改革使旧的教学方法诸如填鸭式死记硬背和“百科全书式”的训练转变成了将理论工作、生产劳动和无产阶级政治相结合的方式。

大学的情况也同样发生了变化。代表团成员们了解到，大学的学生不是直接来自中学，而是来自工农及人民解放军，在选拔大学学生时，更关注的是他们是否有为人民服务的动力和将高等教育的成果带回到人民中去的意愿。

大学“开门办学”的教育政策——大学开办工厂并与校外的工厂挂钩，师生到工厂工作，工厂的工人也可通过成人班上大学——则帮助大学生在实际工作中掌握理论知识， 并给工人们提供钻研实践背后的理论的机会。工人和学生共同生活、相互学习。在代表团的成员们看来，这样做可以破除那种在美国社会被称为是“常春藤之幕”（ivy curtain）的，使工人和学生相隔离的屏障。

提高女性在科学界的地位也是“科学为人民”组织深刻关切的问题，他们不仅在刊物上发表文章说明美国女性社会地位的现状，还在美国科学促进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的年会上提出了一些改善女性社会地位的建议。在访问中国时，他们也注意观察了中国女性的生活、工作状况，并将这些内容有意的记录下来。在各地访问参观时，他们还会询问有关女性在不同社会组织或机构中的占比，以期通过数据直观反映问题。

在他们的报告中，中国的女性不仅与男性一起参与生产活动、进行科学研究，而且与男性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在林县时，代表团成员们听取了红旗渠“铁姑娘队”的姑娘们与男性一起修筑运河、挖掘山洞、安装和引爆炸药的事迹，负责接待他们的“铁姑娘队”的队长还在大队和县的妇女团体中从事妇女组织工作。

她在196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重视妇女平等问题， 有更多的女性像她一样成为了中共党员，有一些还担任了领导职位。另一位使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上海第二低压电器厂的一位女工，她的经历让代表团成员们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妇女在享有政治、经济、文化权利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

更令代表团成员们兴奋的是，他们注意到，其心目中的妇女解放的伟大力量——生育控制，已经由公社、街道的工作人员通过宣传避孕知识、提供避孕材料和技术等方法，在中国得到了实现。在综合考察各方情况后，他们确定，中国妇女已经获得了平等和尊严。

为期一个月的访问在双方看来可谓是宾主尽欢。代表团成员们收获颇丰， 他们“每次参观和座谈，不仅认真做笔记，还录了音”。中方人员则圆满完成了“多做工作、积极主动宣传”的接待任务。他们不仅向这些“要求进步” 的美国青年介绍了革命理论知识，“阐明马列主义理论原则，介绍一些有关文章”，打消了他们对中国对外政策的疑惑，还帮助代表团解决了团内问题， 播撒下了“火种”。

更重要的是，访华所见所闻使代表团成员们极受鼓舞，“好像在做梦，看到了力量与前途，可是不知道回去以后怎么干才好，斗争是非常艰苦的。我们对中国是很留恋的，但我们不能躲藏在这里”，他们自认从中国拿到了“法宝”，打算借鉴中国的革命理论、政治政策，以为自己的行动做指导。

回国后，他们将各自所撰写的游览经历汇总整理，出版《两条腿走路的中国科学》。书的标题总结了他们心目中的中国科学的形象——科学在中国是“用两条腿走路”的：一条腿是古代的传统知识通过正常的科学渠道与更现代的科学进展相结合；一条腿是过去一向被拒绝接触科学发展的广大人民群众，他们如今也研究科学、利用科学，他们还在书中表达了对中国科学发展模式和取得的科学成就的赞扬。

这个书名同时也包含了他们的期望，即美国可以向中国学习，利用自身独特的物质条件以及文化遗产这两条腿，实现解放。为了吸引更多的读者，他们还在本组织发行的杂志中简要介绍了这本书的所有作者、他们的中国之行，以及这本书产生的过程，并重申了他们的主要思想：“科学，事实上所有的生产性工作，都不是自主的。它的方向和用途是由社会和政治结构决定的。如果科学要为人民服务，人民必须控制科学。”

代表团成员们带回国的这些“中国经验”也影响了组织中的其他成员。1974年，该组织通过了一项支持社会主义的决议，一些激进分子甚至主张将“科学为人民”的政治纲领明确化为组织致力于共同所有权和对生产资料的集体控制，以及建立一个“没有任何个人或团体能够从他人的劳动中积累利润”的社会。

然而，代表团成员们记录下来的中国科学的独特形象其实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在当时的中国，科学与政治紧密结合在一起，一切与科学相关的活动都在“红宝书”的指导下进行着。毛泽东提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后面一步一步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因此，在科学研究与科学知识的应用中积极倡导采用三结合的方式，以“政治挂帅”，调动各方人员力量，以“土洋并举”为手段，以“洋为中用”为合法性辩护，最终实现“自力更生”。

事实上，农村中以“八字宪法”为代表的科学种田方式只是试图“充分利用自然潜力达到连续高产”，以解决长期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粮食问题，在观念上仍然没有跳出传统农业的框架，从它影响中国当代农业20多年的情况看，其所发挥的效力是十分有限的。

此外，这一时期为提高粮食产量而以大寨“愚公移山”造平原为榜样的改造自然的行为，包括“围河造地”“围湖造田”“毁林开荒”“陡坡开荒”“毁牧开荒”“平原造梯田”等，都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并产生了长久的不利影响。

研究机构的科研工作在这一时期也无法正常进行。以中国科学院为例，院的大批研究所或裁并，或下放，或移交别的部门，中国科学院直属的研究机构在1972年7月之后，只剩下数学所、物理所、化学所、遗传所等10个。而被下放的研究机构，有的被改编为工作队，多数科研人员被下放到农村、工厂。科学院的领导干部有的被“罢官”，有的下放干校劳动，院部处于瘫痪状态，对分散在全国各地的研究所无法实现领导。

大批优秀中青年科技人员流失，科技工作无法进行，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幸存”下来的研究所也面临着各种问题：科研人员与工农结合的所谓的“开门办院所”的方式实则违反了科研规律，劳民伤财且成果寥寥；重实用轻理论的思想使“无用”的基础领域的科学研究基本陷入停滞；层出不穷的政治活动占据了科研人员的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令他们无法专注于科学研究工作。

教育制度的改革同样造成了严重后果。“开门办学”“学校以社会为工厂”一直是教育革命的象征旗帜，其本意是要加强学校与社会、理论与实践的联系，然而，却导致了对“以学为主”的否定，对现代学校功能及其存在价值的否定。这种对学校意义的贬损和对课堂教学的百般指责，因其非理性的蛮横与极端，及其遍布全国的实践，造成了广泛、严重的破坏，使整整一代人因此耽误了学业，荒废了求知成材的大好年华。

而且，这些开门办学的方法和途径，在火爆了一阵后，基本上都流于形式，人们只是摄于政治高压而不得不勉为其难地维持着它的表面形式，而难以对学生有实际作用。另外，教育改革的另一措施——高校抛弃传统的考试制度而以学员的政治表现与家庭出身作为选拔学生的首要标准——催生了“走后门”现象的产生。

1971年以后，“走后门”已成为招生工作中一个十分普遍的、常规性的问题，一些干部采取私留名额、内定名单、指明选送、授意录取等方式将自己、亲属等送进高等学校，即使中央多次下发文件要求加强对招生工作的领导，严肃处理违反规定的干部，但没有起到遏制作用。“走后门”的直接后果就是造成了大学生员水平的低下，加重了大学的负担，而这个顽疾直到重新恢复高考制度之后才得以解决。

此外，代表团成员们观察到的中国女性在生产、科研等各行业的充分参与也与当时中国急于达成发展的目标有关，这种参与甚至是以牺牲她们的家庭生活和健康为代价的。在人力资源短缺但又急需进步的中国，女性也必须发挥自己的力量，加入到国家建设之中，而这与代表团成员们正在经历的女权运动和他们所认知的女性平权概念并不完全相同。

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的中国在接待访华的外国人时会有选择地向他们展示中国的情况；另一方面则是代表团成员不懂中文、在中国停留时间较短，以及对中国在感情上的偏爱。因此，有学者认为，“科学为人民”代表团的成员对当时中国的观察，包含扭曲、偏执和严重的误读。

他们对于中国“文革”时期科学的印象， 显然与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及中国本土科学家的真实感受大相径庭。科技上的一些成就，被这些不明就里的国外人士夸大其词，比如他们把“开门办所”“五·七干校”“两条腿走路”的科研路线看作是世界科学的新方向、新模式，似乎预示着未来科学的方向，等等。对于那些想要全面了解中国科技状况的读者来说， 代表团的报告缺乏学术性并且带有个人情感，他们在书中表达的对美国科学技术的看法，使他们的考察报告的可信度大大降低。

代表团成员也认识到：“我们看中国，是依照中国人显示给我们看的。”不过，他们仍然愿意相信他们的所见所闻。他们提出“读者也许会觉得我们写出来的东西缺乏客观或怀疑的因素。如果是这样，那或许因为我们被对新中国的深刻印象感动之故。而我们的印象，一部分无疑是基于明显的政治偏好”。正是这种政治偏好造成了他们的选择性感知，使他们在评价中国的科学和社会时更加留意他们所认可的部分，甚至有意放大这些部分而把其他信息作为了背景。

对于代表团的成员们来说，虽然他们在名义上进行的是一次科学考察，但他们关心的是正在中国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变革，以及这些变革对中国的科学研究、科学知识的应用与传播所带来的影响，他们在中国看到的各种充满理想主义的变化与制度对他们充满了吸引力，甚至与他们的政治理念相吻合，在这种情况下，也无怪乎他们会对中国科学做出如此评价了。

不过，在他们的这次“朝圣”之旅仅仅5年之后，流行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那种凭借人民群众的意志力和意识形态就能克服一切障碍的思想和中国能够走历史捷径的幻想，被再次复出并开始为中国的现代化规划蓝图的邓小平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打破了，重回必须依据宏图伟略按部就班实现历史的现实世界中。

1978年6月，“科学为人民”组织再次派了一支12人的代表团访华，他们观察了中国农村的状况，并在《科学为人民》杂志上发表了多篇有关中国农业的文章。与此同时，他们也注意到了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如中学和大学重新开设、恢复高考制度、提高研究人员薪酬和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等等，这些变化不仅使“科学为人民”组织担心在中国重新出现的技术精英会与他们应该服务的人民群众分离开来，也使他们（也包括其他美国“左翼”组织）对中国的政治方向深感困惑，他们停止了再写一本有关中国的书的计划。

第二次访华之行使中国科学的“光辉”形象以及努力实现理想的激情就这样在“科学为人民”代表团成员们心中破灭了，而与此相伴的是，“科学为人民”组织在20世纪80年代的销声匿迹与“左翼”社会思潮的平落，中国则在此之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走上了实现现代化的道路。

注：本文刊载于《科学文化评论》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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