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10日，中国记者节刚刚过去两天，由北京大学社会化媒体研究中心、《知识分子》编辑部联合举办的 “公共卫生科学传播媒体研讨班” 在北京举行，来自20余家媒体、研究机构的近80位编辑、记者和学者参加了研讨班。
图1 来自20余家媒体、研究机构的近80位编辑、记者和学者参加了公共卫生科学传播媒体研讨班。
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副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化媒体研究中心主任王秀丽为媒体研讨班做了开幕致辞。她介绍，新冠疫情三年以来，国内多家媒体记者为公众带来了第一手的信息，帮助大家认识新冠病毒和疫情发展，疏解公众的焦虑情绪，展现了非凡的职业素养。受北京大学社会化媒体研究中心委托，《知识分子》编辑部和媒体同行、公共卫生专家历时一年半编撰的《大流行病防控媒体报道手册》（下称《媒体报道手册》），也在本次媒体研讨班上正式发布。王秀丽介绍，《媒体报道手册》旨在为国内一线的记者和新闻专业学生提供关于大流行病的基础知识框架、帮助记者了解国际卫生治理的复杂性并提供采写实践建议。她表示，期待这本手册能够帮助媒体记者建立对大流行病比较完整的知识框架，能够更加从容地应对大流行报道的挑战，也为散落在各处的新冠疫情报道留下一部分公共记忆。
图2 北京深一度主编、北京青年报编委宋建华
北京深一度主编、北京青年报编委宋建华分享了他和团队关于新冠报道的经历，以及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大流行信息中找到报道的重点。宋建华介绍，以奥密克戎在2021年11月出现为节点，北青深一度关于新冠疫情的报道基本分为上下两个半场。在疫情的上半场，尤其是武汉疫情期间，追问武汉的疫情为何很快发展到了如此惨烈的程度，是北青深一度在武汉的记者最优先要完成的报道。另外，“歧视” “硬核防控” 次生灾害” “互助“ “恐慌” 等也是他们关注的重点。宋建华说，报道新冠感染者普遍受到歧视的现象，是媒体承担社会责任的一部分，“我们要告诉公众，我们人类共同面对的敌人是病毒，而不是这些病毒的感染者。”而在疫情的下半场，香港第五轮疫情和上海静默是两个新冠疫情报道的高峰，也是北青深一度关注的焦点。他指出，虽然香港第五波疫情是动态清零的失败样本，但其失败的原因值得追问，因此他们力争在有限的空间内做了解读报道。而在上海疫情中，“互助” 是北青深一度的报道关键词。
图3 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贾鹤鹏
曾从事科学报道近20年的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贾鹤鹏，分享了如何准确报道科学争议问题的心得。他说，报道科学争议，并不是为了看热闹，而是展现科学共同体内部运行机制、监督科学决策的一个重要手段。如果没有科学争议，我们很难窥视科学界内部的运行。但正因为科学的运作是植根于社会之中，所以它必不可少地会出现卷入社会运作规律的科技争议。因此，通过追踪、深入分析和报道这些争议，媒体可以为公众提供更有效地了解和监督科学运行的手段。但是，报道科学争议需要对科学问题有一定的敏感性和专业判断能力。掌握这两项能力对于记者有一定困难，但他们是可以通过与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全面交流来形成专业判断能力的。贾鹤鹏认为，一是要明确记者和科学家是两个不同的群体，这就需要记者或媒体代表熟悉科学界的基本运作规则，要尽可能依据科学证据进行判断。二是在要善于运用科学家的思维方式与科学家交流，而科学家的思维方式是严谨的、实证的。例如，论文是科学界公认的交流方式，记者可以通过寻找论文中的薄弱环节，比如既往研究的不足，本研究的局限性，研究发现与经验共识的差异等等，来撬动核心信息。这样既可以赢得科学家的信任，又能让自己的结论尽可能奠基于证据基础上。贾鹤鹏说，记者也可以与科学家广泛交换意见。与争议中发出不同声音的科学家交换意见、并对比这些意见很重要。在记者无法做出“终审”判断时，可以有节奏地呈现不同科学家的意见，让读者来做出判断。但呈现不同科学家意见绝不是简单地并列事实，还要在记者深入学习了解的基础上做出合理的呈现。面对科学争议，采访第三方科学家进行裁判可能很有困难，但可以采访第三方科学家来获得一些基本事实，这些基本事实可以成为合理呈现互相有冲突的科学观点的脉络。具体到大流行报道中的争议问题，贾鹤鹏建议，媒体可以通过讨论专业问题来赢得影响政策的空间，例如新冠疫情与群体免疫，疫苗的保护效率等问题。“尽量让我们的对话在一个专业的氛围上，通过专业性，不仅仅是赢得报道空间，也是打消或减弱采访对象的各种各样的顾虑。”
图4 海南医学院公共卫生与全健康国际学院院长、教授宁毅
海南医学院公共卫生与全健康国际学院院长、教授宁毅有着丰富的和媒体打交道的经历。作为学者，宁毅表示，他们对于媒体的采访，最看重的是记者能否客观地报道，能否完整地将受访者的意思表达出来。在此次研讨班中，他从基本的公共卫生概念和知识出发，对媒体如何与医学专业人士互信沟通提出了一些建议。宁毅首先介绍了疫苗从基础科学到应用的历程，指出在理论上有10多种开发疫苗的技术路径，但最后只有几种技术路径研发成功并上市，这就提醒 “文献读到的内容到实际的应用，还有很大的一个距离”。他提醒，中国学术界有一个怪现象，过分重视影响因子来评价学术质量。但记者在报道科学研究时，不能仅仅看论文是否发表在Nature，Science 或Cell高影响因子的杂志，还要看到研究本身对社会的影响。另外，他建议，记者要了解到公共卫生中的证据等级关系存在差异，比如一种疾病和一个危险因素的相关性、因果性的不同，比如科学结论的一致性、特异性指的是什么，还有危险因素和疾病结局的剂量反应关系等。宁毅还分享了关于快速阅读文献的一些小技巧，例如阅读论文的摘要，快速找到论文的讨论部分，了解研究的优点和缺点等。“了解到论文的证据链在哪一个等级上，更重要的是学会读懂这些文献之后，我们就有更多的思考，甚至超越很多在本行领域的专家。”他最后指出，有关疫情的公共传播，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看法，无论是媒体还是科学家，都需要回到科学本身来做知识的传播。“比方疫情的控制，所有的东西不一定像我们想的，但是如何来报道就是回归到科学，回归到科学的发现，这样的话我们内心的矛盾也解决了。”
图5 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博士后熊颖
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博士后熊颖分享了关于大流行病报道为何及如何关注边缘人群的思考和观察。她指出，边缘人群不只是特定的一群人，更是一种普遍的生命状态和亲密关系的节点，与每个人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大流行病对边缘人群的影响尤为严重。“边缘人群在大流行病中的遭遇，往往暴露出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问题，若能得到社会各界的正视与重视，则有可能使公共卫生危机转化为促进平等的契机，使每个人都从中受益。” 熊颖博士说。熊颖介绍，北京大学社会化媒体研究中心对国内23家媒体从2019年12月30日到2020年12月31日发表在微信公众号的新冠报道做了内容分析，发现只有2.3%、1.7%、3.7%、0.5%的新闻分别以儿童、老年人、女性、残障人为主要或次要新闻人物，均远低于这4类边缘人群的人口数在全国总人口数中的占比。研究建议，媒体更多地去关注以边缘人群为核心关切的议题，“或在报道大流行病相关议题时尽量融入边缘人群的经历或经验”。熊颖等人的研究还发现，随着全国疫情防控常态化，媒体对新冠疫情的报道大幅减少，对疫情中的边缘人群的关注度也大幅降低。她建议，媒体可以持续大流行病对边缘人群的中长期影响等。她介绍，以边缘人群为服务对象或合作伙伴的公益机构、基层组织、学术团队、政府部门，或边缘人群较为密集的聚居区和相关单位，以及边缘人群较活跃的社交平台、网络社区等，都可以为媒体提供支持。“一方面，与边缘人群相关机构保持良好的关系，我们可以获得源源不断的新闻线索。另一方面他们也非常需要媒体朋友的关注和支持，所以这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 熊颖说。另外，她还建议，媒体可以多关注导致边缘人群困境的多层次、多方面因素，尤其是宏观层面的文化环境或社会因素等，而避免想当然或单一化的归因，以及避免从刻板印象或歧视的视角来关注边缘人群及相关议题。“相关学术团体和公益机构能够为我们提供支持。《媒体报道手册》附录中的“大流行病权威机构报道工具与专业数据库”能够为大家提供触及这些主体的渠道。” 熊颖说。她也表示，不希望这些方向性的倡导成为媒体的压力，而是希望大家看到除了常规的报道套路，“还有这些人和事值得、需要你的关注，还有不少的积极选择是力所能及的，有可能促成一篇篇立意新奇、角度刁钻的优秀报道，有可能去一点点去撑开裂隙，不断拓展边缘人群的话语空间和行动空间。”同样地，熊颖说，也希望大家能够看到，媒体不是孤军奋战，还有很多机构、团体在期待与之深入合作，很多资源有待激活，希望大家共同支撑一个更加平等、多元、融合的世界。
图6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高级新闻官李光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高级新闻官李光从新冠疫苗分配的角度，指出全球健康存在极大的不平等。他介绍，盖茨基金会2020年支持的一个模型研究显示，如果按照全球人口比例来分配新冠疫苗，则可以避免60%左右的死亡，但若按照国家的富裕程度来分配疫苗，只能避免30%的死亡。现实是，高收入国家有75%的人口已经全程接种新冠疫苗，而在低收入国家，有75%的人口还没有接种一针剂新冠疫苗。“对于公共卫生而言，效率和公平就是一回事。” 李光说，这是因为疫苗的不公平分配，导致低收入国家的高风险人群没有办法及时接种疫苗，这无形中为病毒传播制造了更多的机会，也让病毒有了更多变异的机会，反过来也影响到每一个人。他表示，媒体对于全球健康的报道，也需要从公平的角度去思考和努力。李光说，全球健康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公平性的问题，包括盖茨基金会在内，“我们相信所有生命价值平等，我们的愿景是每个人至少都应该有机会过上健康而富有成效的生活，我们也希望能够为了实现这一愿景和各位一起来奋斗。”“不要让乐观代替你的思考，也不要让悲观代替你的行动。” 最后，他引用了公益机构 “公益盒子” 创始人何流的一句话与现场共勉，激励大家为一个公平的社会而共同努力。
图7 来自一线的记者与学者探讨了在大流行病报道中媒介和记者如何更好地发挥自身力量。图中人物左侧为知识分子主编钱炜，右侧为北京大学助理教授顾超。
研讨班的最后一个环节，来自一线的记者与学者探讨了在大流行病报道中，媒介和记者如何更好地发挥自身力量。知识分子主笔陈晓雪分享《知识分子》编辑部关于新冠疫情的报道以及与同行专家历时一年半共同编撰《媒体报道手册》的过程。她建议，记者可以在医学知识储备、建立可靠信源和专业智囊团方面做一些准备，以更好地报道大流行病。她表示，期待未来有更多的同行加入，及时更新《媒体报道手册》，促进媒体的交流，做好公共卫生领域和大流行病的报道。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助理教授顾超则分享了媒体在提高公众科学素养方面的观察。他认为，目前公众的科学素养不足，部分原因在于媒介本身的科学素养不够。因此，媒体需要提高自己的科学素养，一要掌握一定的科学知识，二要理解科学的方法，最后还要理解科学对社会的影响。他还指出，科学不是万能的，媒体也要思考科学与技术的关系等问题，这能够帮助我们思考科学对社会的影响的问题。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杨楠分享了自己在武汉疫情期间一线采访与后方同事合作的经历，以及如何从心理上和知识结构上做好报道的准备。她介绍，在一线，她报道的重点聚焦在了重症病房以及新冠病毒的病死率这一问题上，并在后续的采访中接触到很多医生，但因为获得的信息量非常大，自己很难短时间内消化输出，就会把采访的每一个录音发给后方的同事，由他们来帮忙整理发稿，这使得报道的效率大幅提升。另外，她也认为，医学方面的信息壁垒非常高，而医生接受采访也会受到一些约束，因此需要通过宣传口径找到他们，并获得他们的信任。虽然前期的沟通工作会比较多，但尝试了就可能有幸运发生。专门从事健康报道的南方周末记者崔慧莹也认为，记者在专业领域有长期的积累，并与国家或地方的疾控、卫健委等部门有长期的沟通，在与医生或病毒学家等专业人士群体打交道时，有助于建立互信关系，大大降低沟通成本，而且有助于对选题的预判。对于当前和未来的疫情报道，她建议记者保持定力，关照好自己的内心，并保持敏锐，多关注最新的进展，持续学习。“我们可能没有说出全部的事实，但是一定不要说假话。” 
关注《知识分子》视频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