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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比尔 · 盖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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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灾难性的一年。新冠已导致140多万人死亡，6000多万人感染，造成的经济损失达数万亿美元。数百万人因此失去了工作并为生计苦苦挣扎，数百万儿童错过了上学的关键时间。在美国，今年还发生了乔治·弗洛伊德事件（“黑人的命也是命” 运动）、毁灭性的森林大火，以及现代史上前所未见的一场总统大选。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收获了很多好消息来迎接2021年的到来。

我今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和世界各地基金会的同事们研究检测、治疗和预防新冠的办法。这一年科研领域的飞速进展，着实让人惊叹。人类在一年的有限时间内，在任何疾病领域取得的进展，都无法与今年全球在新冠方面取得的进展相比。

我不是说这个进展已足够快，显然，有这么多人死去，这么多人在承受痛苦，这个速度就谈不上 “足够” 快。而且，我们尚未完全脱离险境，数据模型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在下个月变得更糟。

但是，我们有两大乐观的理由。第一，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和其他干预措施确实有效。如果无效，死亡人数会更高。所以，如果每个人都能听从公共卫生专家的建议，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都用上这些救命的措施，我们就可以减缓病毒的传播，挽救更多的生命，避免成千上万人无谓的死亡。

另一个让人乐观的理由是，2021年的春天，疫情防控的各项创新措施将达到全球普及的规模。我们将向很多人交付疫苗和新的治疗方法，这标志着终结疫情的曙光初现。

值此岁末年初之际，我想通过此文和大家分享一下对抗新冠的各项创新的进展。我将从疫苗这个话题开始讲起，这是我常被问及的领域。

如果你一直关注疫苗的新闻，可能已经知道美国和英国已经批准使用了三种疫苗。至少TK公司可能很快就会宣布疫苗的临床结果。

你可能没有读过的新闻是，前三种疫苗的成功对其他候选疫苗而言也是重大的利好消息。事实上，目前正在进行功效研究的所有疫苗都与前三种疫苗一样，攻击的是新冠病毒的同一位置（病毒外表突起的蛋白质部分，也就是“冠状”病毒这个名称的由来）。既然我们知道攻击这一部位的蛋白质有效，我们就有理由积极展望其他疫苗的成效。

新闻中充斥着从事疫苗研究的许多公司的名字。如果你搞不清楚这些公司谁是谁，那并不是你的问题，而这正彰显了一个良好的趋势：从来没有这么多公司同时就同一种疾病进行疫苗研发。疫苗研发是一项高风险的工作，耗资数十亿美元，而且通常需要好几年的时间才能将一款成功的产品推向市场，失败率极高 —— 尤其当我们面对的是一种全新的病毒之时。

为什么这次有这么多的公司愿意承担风险？因为他们看到了一个机会，可以利用他们精深的专业知识来帮助终结这场流行病及其造成的巨大影响。其它组织也挺身而出，承担了一部分风险和成本。起到助推作用的，可能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如美国或德国。还可能是诸如CEPI（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这样的组织，它由我们的基金会和一些政府及慈善合作伙伴共同资助成立。

这三种疫苗让你了解了科学家们对抗病毒的不同方法。前两种疫苗，由辉瑞和Moderna公司生产，采用了mRNA技术。基金会的团队对这条技术线非常熟悉，因为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资助该项研究，以开发对抗疟疾、艾滋病的疫苗，以及其他对世界贫困人群影响最大的疾病的治疗办法。令人欣慰的是，这项新技术大大加快了新冠疫苗研发的速度。

新冠病毒的RNA疫苗能够成为首批问世的疫苗，这并非偶然，因为这项技术比起传统疫苗具备更快的研发条件。它通过“信使RNA”（mRNA）将一些遗传密码传递到人体内。这种编码能诱导人体复制冠状病毒特有的刺突，人体一旦感染病毒，免疫系统就会介入并攻击任何带有这种刺突的病毒。

制造这种疫苗相对而言比较快，因为制造大量为刺突蛋白编码的RNA序列要比培育刺突蛋白本身容易得多。还有一个优势在于，与大多数传统疫苗不同，mRNA疫苗本身不含任何病毒，这意味着你不会因为打了疫苗而患病。

尽管有这些好消息，但必须明确一点：mRNA还不是一项成熟的技术，目前能制造mRNA疫苗的厂家也不多。有些mRNA疫苗如果不冷冻就会变质，虽说这更多的是一个工程挑战，而非科技障碍。有几家公司正在研制只需在冰箱里冷藏的mRNA疫苗。

第三款疫苗，由阿斯利康公司研制。它不用 “信使RNA” 来传递关键的遗传密码，而是把这种刺突蛋白附着在其他良性病毒上（如一种能导致黑猩猩感冒但对人体无害的病毒）。然后你的免疫系统就会学会攻击那个刺突，从而免于新冠病毒的侵害。

在临床疗效的试验中，阿斯利康疫苗的有效性约为70%，而辉瑞和Moderna疫苗的有效性为94%至95%。不过，70%这个比例已足够高，阿斯利康的疫苗应该成为我们预防新冠的战略组成部分。我们有理由对其他采用类似方法的疫苗抱有希望，比如强生公司的疫苗。

当然，开发疫苗只是众多挑战之一，甚至算不上最难的挑战。

我们必须生产大量的疫苗，如果我们足够幸运，开发出了只需接种一次的疫苗，那就需要50亿剂。而更可能发生的情况是需要两次接种，就必须生产100亿剂（前提是覆盖了全球70亿人口中的70%，就能阻止新冠的传播）。

为了让大家对这个数字有更直观的印象，我可以做个对比：世界通常每年生产大约100万TK疫苗。为了保护每个人免受COVID-19的感染，我们就需要TK乘以上面这个数字的数量惊人的新冠疫苗。

为了缓解制造问题，我们的基金会协助整合了被称为 “第二来源” （second-source）的协议：把富裕国家擅长创新的疫苗公司与发展中国家有能力量产疫苗的公司进行了配对组合。

这个协议的基本框架就是让擅长生产的公司同意生产擅长创新的公司研发的疫苗。例如，世界上最大的疫苗制造商印度血清研究所，正在生产阿斯利康的疫苗。他们甚至在阿斯利康的候选疫苗获批之前就开始生产了，因为要确保一旦疫苗被证实安全有效，就能立即投入量产并为提供给中低收入国家。我们的基金会为此承担了一些财务风险，即使疫苗没有获批（虽然发生这种情况的概率不大），印度血清研究所也不用承担全部损失。

这个协议的订立难能可贵。想象一下，福特会把自己的工厂拱手让给本田去生产雅阁汽车吗？考虑到新冠挑战的影响力和紧迫性，许多制药公司看到了这种新合作方式的优势。这类似于二战期间，美国把汽车工厂改造成了坦克和卡车工厂，以惊人的速度提高了制造能力。只是这一次，政府没有参与其中，各个公司自发选择了不走寻常路以应对危机。

除了生产之外，世界还面临着公平分配新冠疫苗的挑战。这既是一个巨大的物流挑战，也面临巨大的资金障碍。16家制药公司已承诺与我们的基金会合作，确保任何疫苗都将得到公平和有效的分配。我们需要世界上最优秀的运输和配送人员来解决在全球范围内交付大量疫苗的问题，在运输过程中的每一步，都要保持适当的温度。富裕国家要向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这样的组织提供资金以完成交付任务，因为Gavi在贫困国家为儿童接种疫苗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公平问题是我和梅琳达一直努力解决的问题，不仅涉及疫苗，还涉及如何让所有人都能从这场大流行病中复原 —— 包括美国的有色人种和世界各地的贫困人群。梅琳达将在2021年的年信中详细介绍这个问题，下个月我们就会发表年信。

即使疫苗得到了普及，另一个挑战依然存在：有相当大比例的美国人在犹豫是否接种。有些人之前就抗拒疫苗，还有些人可能认为，新冠疫苗的接种太过仓促，恐怕不如每年接种的流感疫苗来得安全。这尤其让我感到悲哀，疫苗是一个医学奇迹，是过去20年里让全球儿童死亡率减半的伟大工具，竟然成为了怀疑和恐惧的理由。

在最近的一次民意调查中，不到6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肯定会接种疫苗。这就构成了一个难题，因为我们需要达到至少70%的免疫覆盖率，才能获得足够的群体免疫来阻止病毒的传播。

此外，关于疫苗的各种阴谋论依然盛行，其中一些还涉及到我和梅琳达。就我们而言，我们将继续谈论我们资助疫苗的唯一原因：我们热衷于挽救生命，希望世界上所有的孩子都有机会长大成人。我们感到有责任把财富回馈给社会，我们相信，没有任何一种方式比协助开发和分配疫苗能给世界带来更有价值的回报。

我希望有责任心的领导人能够站出来解释疫苗是如何通过审批和复核的，只有做到了绝对的安全和有效，疫苗才会获得审批和分发。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成为世界上最受尊敬的药品监管机构是有原因的，它的审批程序首屈一指。如果有足够多的人愿意加入第一波接种者的行列 —— 尤其是医护人员、疗养院的工作人员和老年人，那么，我希望其他人就能看到疫苗的好处并选择接种。

正如我经常对基金会的团队说的那样，我们不能害怕失败。如果我们失败了，就应该迅速行动并从失败中吸取教训。这里有个案例能说明我们之前如何在新冠潜在的治疗方法上迅速失败，而这一失败又迅速转化成了前进的动力。

今年3月，我们与两个合作伙伴一起创建了 “治疗加速器”（Therapeutics Accelerator）。想法是利用制药业开发的 “敏捷机器人”（agile robots），快速筛选上千种现有的化合物，期待能从中找到一种来治疗新冠。我们想知道的是，现在这些生物技术公司或制药公司的货架上，有没有现成的产品能马上解决问题？

答案是否定的。

这个结果非常令人失望，但却是个有用的信息。它节省了医疗领域数百万美元的投资，也省去了从一家公司到另一家公司测试一种又一种化合物的可能耗时一两年的辛苦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根本就不是失败。科学家们在几个月内就知道了死胡同的位置，所以没有浪费时间朝着死胡同走。

FDA批准的第一个治疗新冠的药物是瑞德西韦（Remdesivir）。如果你读过任何关于新冠治疗的新闻，这可能是第一个你会读到的药品名称。

专家们对它是否有效依然存在分歧。无论谁对谁错，瑞德西韦对于中低收入的国家来说都太过昂贵。而且治疗过程非常耗时，因为它不是在手臂上打一针这么简单，患者必须坐在那儿输液数个小时，而且需要在几周的时间内多次输液。

一家名为 Latitude Pharmaceuticals 的公司可能已经发现了一种可以快速注射的配方，无需长时间输液。这个治疗办法会更便宜，如果最终证明有效，这对贫困国家来说就是一个重要的突破。

你可能也听说过地塞米松，它是一款已上市很久的类固醇药品。这个故事最精彩的部分是，科学家们很快就发现了它对新冠的重症患者有效。地塞米松试验通过一个名为 “康复”（RECOVERY）的网络进行，该网络建立了各种协议，促成了各种新冠药物的快速测试。“康复” 的试验，很快出了结果，证明地塞米松将新冠重症患者的死亡率降低了30%。他们做这项研究时，受到了其他无效治疗药物的各种混乱和错误信息的干扰。现在，地塞米松已成为新冠重症患者的标准治疗药物，对其疗效的研究和批准的速度，也让人对未来的药物研发感到乐观。

你还可能听说过的一种治疗方法是“单克隆抗体”疗法。就是提取新冠康复者血液中的抗体，让它们通过一个刺突蛋白，看看哪个抗体的黏度最高，这表明其攻击病毒的能力越强。然后找出产生这种抗体的基因序列，以制造出数十亿份抗体，然后把它们输给患者。

虽然在疫情之前你可能没听说过抗体疗法，但它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它已经应用于世界上一些最畅销的药物当中，包括关节炎的治疗药物。

围绕新冠抗体的关键问题是，我们能否制造出足够多的抗体，以便将它们输给全世界？这部分取决于所需剂量的大小：一些治疗使用的剂量高达8克。如果能用比如0.5克就达到理想的疗效，那我们就能治疗更多的人。我们还需要看看是否能用两针注射来代替目前费时的静脉注射。

如果能解决剂量和输液的问题，那么主要的限制因素就是生产能力。为此，我们的基金会又承担了一项“第二来源”协议，专门为中低收入国家开发抗体。富士公司除了生产摄影器材外还生产生物技术和医疗设备，该公司已同意生产由礼来（Eli Lilly）制药公司开发的抗体。这些抗体将专门用于中低收入国家，并相应地定价，以便在监管机构批准后的90天内获得数百万计可负担的抗体。

关于新冠的检测有很多疑虑需要澄清。

有三种情况涉及新冠病毒的检测。一种是如果你已经出现了严重症状要去医院看病，医生需要知道如何治疗你。之前，美国的医疗系统一度难以为所有这些病例进行检测，但现在这个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

第二种情况，如果你只有轻微的症状，或者根本无症状，但你可能已经接触了病毒。在这种情况下，检测的目的是为了知晓你是否会传染给他人，以便在必要时进行隔离。不幸的是，美国在这方面远远落后：检测通常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出结果，这根本达不到阻断传播的目的。我们需要更好的检测和系统来识别具有传染性的人群。

第三种情况，由于 “疾病监测”（disease surveillance）这个听上去不太友好的词，让人产生了被监管的感觉。事实上，疾病监测能让公共卫生专家估计一个地区的病例数量和新发感染的发生率。有了这些信息，政府领导人才能做出明智的决定，集中力量阻断病毒的传播。

如果前两种情况的检测到位，那么就已经有了进行疾病监测所需的人口级数据。但是，正如我们在美国看到的那样，如果不知道谁可能具有传染性，就无法进行有效的疾病监测。

我们一直在资助西雅图当地的工作来填补这个空缺。该地区成千上万的人，有些有症状，有些没有，都填写了一份简短的在线调查，并通过鼻拭子进行自我检测，并将结果发给卫生工作者，旧金山地区也在进行类似的工作。

使这项工作成为可能的一个很酷的创新是，我们支持了一项研究，该研究证明，让患者用鼻拭子采集自己的样本，其结果和标准的咽拭子一样准确。如果你曾做过咽拭子的检测，就知道那有多不舒服，可能导致的咳嗽或打喷嚏对于新冠这样的呼吸道病毒而言并非好事，它增加了医护人员感染的风险，所以之后可能将不再使用标准的咽拭子进行新冠检测。

西雅图和旧金山项目的重要之处在于，他们正帮助研究人员了解病毒是如何传播的。未来，发送和处理检测试剂盒的系统将有助于检测可能出现的其他新的病原体。

检测的挑战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尤为严峻。那里的许多国家负担不起精确的检测工具。他们没有进行监测研究的基础设施，所以政策制定者也没法使用实时更新的数据，这就是创新的办法最适合解决的问题。有几家公司正在研究能实现千万量级的快速检测工具。英国的LumiraDx公司发明了一种设备，尺寸跟一部大一点的手机差不多，一端带有读卡器，医护人员从病人那获取样本并插入机器后，15分钟内就能显示检测结果。在删除患者身份的个人信息后，该设备会将结果上传到中央服务器。分析人员可以利用这些数据进行实时跟踪，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关于某处如何进行预防和治疗工作的最新信息。

在我们的基金会的协助下，非洲55个国家部署了5000个这样的 “读卡器”。这个项目将不仅有利于对抗新冠。未来，这个设备还能用于检测HIV、结核病和其他疾病。

还有些公司正在研究使我们现在用的高灵敏度检测工具变得更快、更便宜的办法，或是提高灵敏度稍低，成本也更低的检测方法的规模 —— 从每天数万次检测提高到数百万次。检测领域的创新速度令人惊叹，这会让每个人受益。

我很高兴自己错判了一件事——至少我希望我自己搞错了，那就是我对新冠将摧毁低收入国家的担忧。

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个担忧没有成真。例如，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部分地区，病例率和死亡率仍远低于美国或欧洲，与新西兰持平。新西兰因其对抗新冠的成就备受关注。非洲大陆上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是南非，但即使在那里，病例率也比美国低40%，死亡率比美国低近50%。

我们仍然不确定发展中国家死亡人数没有增加的确切原因。一些国家较早实施的封锁措施起了一定作用。在非洲，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非洲人口异常年轻，而年轻人不太容易感染病毒。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那里有大量的农村人口长时间呆在户外，病毒很难广为传播。

最后，还有一种可能的原因，尽管我希望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贫困国家的卫生系统无法对这种疾病进行精确监测，真实的数字可能比看起来的要高。

然而，我之前的另一个担忧却成真了：新冠正从其他疾病的防治中抢夺资源并造成了致命的后果。上个月，我与世卫组织人员通了电话并惊讶地获悉：新冠在非洲最常见的死亡原因中仅排在第31位。原因何在？不仅仅是因为那里的新冠发病率相对较低。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卫生工作者的注意力都转移到了抗击新冠上，这严重干扰了检测和治疗艾滋病、疟疾、结核病和其他疾病的工作。因此，新冠在健康威胁的名单上虽然排名靠后，但其他的健康危机却在卷土重来。

这种趋势在其他地方也在上演。在印度，结核病的诊断率下降了大约一半，这意味着有更多未被发现的病例以及更多的人将死于结核病。

这是各国领导人在疫情大流行期间不得不做出的悲剧性选择：冒着让其他疾病传播的风险来阻止这一潜在杀手。世界的目标应该是防止人们未来再次被迫做出类似的可怕选择。挽救生命的工具必须到达每个国家，而不仅仅是最富裕的国家。

2020年春天，当新冠开始在全球蔓延，我写道：“这就像一场世界大战，只是这一次，我们都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在此，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世界各国将携手抗击新冠的乐观估计，已经成真（除了一些明显的例外）。如果世界各国的政府、公司和科学家没有紧密的合作，我们不可能走得这么快，这么远。

这种全球合作是我对2021年充满希望的原因之一，而且不仅是有希望控制住疫情。我相信，我们还有机会保持合作，就这个时代面临的另一项重大挑战：气候变化，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明年，世界各地的领导人将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举行会议，这是自2015年巴黎会议以来的首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随着乔·拜登当选总统，美国将重新发挥领导作用，发展和部署清洁能源的创新，消除温室气体。这位新总统将气候变化作为其竞选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承诺在即将到来的总统任期内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

我想在2021年花大量时间与拜登总统和世界各国的领导人讨论气候变化和新冠问题。2月，我将出版新书《如何避免气候灾难》（How to Avoid a Climate Disaster），我希望此书能将我们的对话引向更有成效的方向。

我认为，即将到来的2021年充满希望。一年后，当我们回头来看时，会说2021比2020过得好。这个进步可能不会很大，但对世界各地的人来说，它将是一种显著的、可衡量的进步。

我希望你将拥有一个安全、健康的202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