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达维 | 撰文

1921年1月，从菲律宾大学医学院一年级退学的女生Yai Tilaka申请入读北京协和医学院，当时在北京代理协和校长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医学教育部主任皮尔斯（Richard Mills Pearce）决定接受她的申请。同年9月，Yai Tilaka进入协和医本科一年级，成为学校历史上的第一位女医学生，中文名字田亚一。

1974年，国际女医师联合会（Medical Women'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组织了一个女性医学教育史资料保存项目，由曾任联合会主席的瑞典医生赫斯泰特（Leone McGregor Hellstedt）主持，通过各会员国的女医师协会征集到来自二十七个国家的九十九位资深女医师的自传，其中包括一份田亚一写于1975年的四页半简短自传（图一）。本文综合参考这份从未发表的文献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及北京协和医学院的相关档案资料，以这位已被历史湮没的女性医学先驱为主角，一探百年前协和医学院女子医学教育的历史。

图一：田亚一自传手稿第一页（部分）

1893年1月15日田亚一在曼谷出生，是父母的第一个孩子，下有十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和妹妹。她自幼生活优渥，童年在一所有网球场和赛马场的豪华大庄园里度过。据她的协和同学胡传揆回忆，“我们十名毕业生中有两个外国人，一个是菲律宾人，男的；一个是泰国人，女的，听说后者是与皇家有关系的”。田亚一在自传中并未说明她与泰国王室有关系，但其家族与王室交往密切应属事实：除了父亲是拉玛六世的重臣外，她的叔父罗伯特（Robert Edwin Goone Tilleke）曾任泰王的御医；她父亲去世后，拉玛六世的妹妹瓦拉亚公主（Valaya Alongkorn）成为她小妹蕾卡（Lekha）的监护人。据蕾卡晚年回忆，与公主的关系使她“能够和皇族们比邻，住在像皇宫这样神圣的地方”。

田亚一在曼谷的旺朗宫女校（Harriet M. House Girls’ School）和圣约瑟夫修道院女子学校（St. Joseph Convent School）接受启蒙教育。旺朗宫女校由美国长老会女传教士在1874年创办，十九世纪末已是泰国现代女子教育的标志性学校，学生主要来自大城市里比较西化的富有家庭。圣约瑟夫修道院女子学校则于1904年由法国修女创办，是泰国上层社会家庭青睐的一所新学校。1906年，田亚一回到祖国斯里兰卡，在科伦坡的教会女子学校接受中等教育，先后就读英国海外传道会女校（Ladies College）和法国修女所办的牧人修道院学校（Good Shepherd Convent）。田亚一在曼谷和科伦坡的两所修道院女子学校接触了法文和天主教，对她晚年生活颇有影响。

1912年秋，临近中学毕业的田亚一遵父亲之命回到曼谷，照顾比她小十三岁，幼年丧母的妹妹蕾卡，并先后担任《暹罗观察家》报社的助理和母校旺朗宫女校的教员。

漫漫留学路

田亚一在旺朗宫女校执教期间萌发了学医的想法，从此开始了她漫长的留学习医之路。当时泰国唯一的医学院是1889年建立的西里拉医院（Siriraj Hospital）附属医校。191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国际卫生部亚洲事务主管黑瑟（Victor G. Heiser ）实地考察泰国的医学教育后，发现西里拉医学院的状况令人担忧，学校没有全职教员，也没有实验室，以泰语教学，以致与现代科学发展非常隔膜，校园由“一些破旧不堪，完全失修的单层木结构建筑组成”。而且，这所学校根本不接受女生，因此田亚一只有出国留学才能完成学医的愿望。

1910年代中期一战正酣，留学欧洲已非选项，如果不考虑以日语授课的东京女子医学校，或以中文授课的苏州女子医学院、夏葛女医学院（The Hackett Medical College）、华北女子医学院等低水平且不正规的中国教会学校，泰国女性获得医学教育的途径只有留学美国，或美式教育的菲律宾大学医学院，以及英式教育的印度加尔各答医学院和科伦坡的锡兰医学院三所男女同校的学校。田亚一在长期执掌旺朗宫女校的资深美国传教士寇尔小姐（Edna Sarah Cole）的帮助下，最终得到了父亲对她留学菲律宾的支持。她选择了泰国留学生很少的马尼拉，而非自己熟悉的科伦坡或父亲曾经留学的加尔各答，除了寇尔小姐和马尼拉长老会教友的介入，或许也受到了泰国医学界推崇菲律宾大学医学院的影响。黑瑟记录了他在曼谷时的所闻，“人们认为，如果每年能安排至少十名受过良好教育的暹罗学生前往马尼拉，让他们通过菲律宾大学医学院的严格入学考试，学习至少五年，完成学业后回来，泰国的医学教育状况将会得到改善”。

1916年，田亚一来到马尼拉。她先用三个月的时间取得了高中学历，之后进入菲律宾大学文理学院，1920年4月毕业，获学士学位，成为泰国最早的女性大学毕业生之一。此时的菲律宾大学是一所文理、医、工、法、艺术、师范等学院均备的综合大学，有三千三百名学生。大学医学院的前身为1905年创建的马尼拉医学院，入学标准是完成两年大学程度的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课程以及外语，与当时美国大多数医学院的入学资质相同。但田亚一并没有修完两年医预课程后就开始向往已久的医科教育，而是从四年制的文理学院毕业后才进入医学院，这或许是因为大学一年级时她的父亲去世，影响了学业，使她无法在翌年就读课业繁重的医学院。她在自传中说，“父亲死后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一段时光，我想立刻回泰国，但在老师和朋友们的劝阻下，我待了下去”。她在自传中多次提到父亲，并决心把完成医学教育做为对父亲的纪念。

菲律宾大学医学院对女性颇为友好，学校创建伊始即为男女同校，几乎每年都有女生毕业，至1920年已有累计21位女生获得医学博士，占毕业生总数的12.6%；学校的高阶教员多为菲律宾人，甚至包括少数已婚女性，如第一位在美国获得医学博士的菲律宾女性Honoria Acosta-Sison即为妇产科的助理教授。但学校在田亚一入学时也存在严重的问题，据菲律宾大学校长在1920年前后向校监事会提交的报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马尼拉政府和社会其它服务的需求大增，导致医学院的师资力量严重不足；教室、实验室和仪器等教学设施也未能及时扩建或改进，因此无法满足教学需要。医学院的学生群体也不稳定，约六分之一的一年级学生在学年当中会因各种原因离校，田亚一也因对学校不满，入学半年后即选择退学。1921年3月，即田亚一退学之后两个月，医学院当局甚至因学校状况恶化，向皮尔斯提议，希望协和医学院能够接受该校最好的在校学生到北京继续学业。

田亚一申请协和医学院虽然是基于自己的决定，与上述提议无关，但原学校对协和的推崇和赞誉很可能影响了她的选择。田亚一当然也可以去美国留学，她的老师多为美国人或曾经留学美国的菲律宾人。1920年代初已有很多菲律宾人到美国留学，据美国政府编辑的学生录，1921年底在美国各类学校的菲律宾学生多达一千一百五十六人，其中包括数十位医学生。田亚一或许认为，被称作洛克菲勒医学院的协和不仅能够提供与美国本土学校相同甚至更好的医学教育，而且学制（五年）与菲律宾大学医学院相同，还有地理和文化与泰国较为接近的优点，因此在重新规划留学教育时选择了北京。但她对协和的了解明显不够准确，比如误认为协和附属于纽约州立大学，而且是中国第一所授予医学学位的医学院。她更不太可能理解协和医学院迥异于其它医学院的办学理念、方法和目标。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协和的宗旨是在中国建立现代医学教育和实践，传播科学医学（scientific medicine）和理性精神，因此采用的策略是培养少量能够独立引领中国医学研究、教学及管理的专业精英，而不是成规模地培养为社会大众服务的医生。无论田亚一选择协和是否基于知情和逻辑，终因机缘巧合进入这所独特的医学院，创造了值得载入学校历史和中国女子医学教育史的纪录。

偶然的第一

1921年9月28日，协和医学院举行开学典礼，新生报到注册，田亚一正式成为医本科第三届（丙寅级，1926年毕业）学生。日后学校最著名的毕业生林巧稚同年入读医预科一年级。

协和医学院董事会早在1916年12月17日就无异议地支持男女同校，招收简章的第一句就明确说明“协和医学院招收男女学生”（The PUMC admits students of both sexes）。田亚一入学标志着这项政策终于得以实现。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国医学部主任兼协和医学院董事会秘书顾临（Roger Sherman Greene）在1921—1922年度报告中特意提到了这个里程碑事件：“截至1921年底，医学院共有三个班级，二十二名学生，其中一年级十一人，二年级六人，三年级五人。尽管男女学生入学的录取标准相同，但至今仅一位女生在医学院就读，不过五十二名预科学生中有几位女生”。田亚一也很清楚自己是协和医学院的第一位女生，在自传中特意说明了这项历史纪录（图二），尽管她未必知道自己能够创造纪录的偶然因素。

图二：田亚一自传手稿第二页第三行“我是这所学校的第一位女生”。

1919年10月1日，协和医本科首届（甲子级，1924年毕业）七名学生入学，学校的医科教育正式开始。但即使算上两位在校仅一年的外籍华人，甲子和乙丑两届先后只有十四位医学生，远低于学校每届可接受二十五人的设计规模，只收女生的护士学校学生人数更少，因此皮尔斯1920年10月到北京后，有意在所谓“小班时期”（period of small class）通过招收少数非华人学生，增加在校生人数，田亚一碰巧成为这一过渡性招生策略的受益者。

田亚一并非第一个申请协和医学院的女生或外国人。1920年12月上旬，皮尔斯就曾收到包括两名女生在内的三位俄国医学生的申请，他们是流亡到中国的白俄，希望能够转学到协和完成医学教育。皮尔斯与学校录取委员会主席施福乐（William Warren Stifler）讨论后，拒绝了他们。皮尔斯等人对俄国学生和田亚一不同的态度或许出于两方面的考量，首先是洛克菲勒基金会与苏俄和菲律宾的关系亲疏不同：基金会从1914年就开始为美国的海外领土菲律宾提供医学慈善资助，但直到1920年代中期才开始留意苏联医学。皮尔斯主持的医学教育部负责基金会在美中两国之外各国的医学教育项目，更在意中国与其它亚洲国家的关系，自然优先考虑录取亚裔学生。其次，当时协和医本科开办仅一年多，没有学习临床课程的高年级学生，医院也仍在施工建设中，同时皮尔斯等并不了解俄国的医学教育体系和水准，因此无法安排多位俄国医学院的在读学生。其实，皮尔斯对前述菲律宾大学医学院提议的反应也出于类似的考量，他虽然因协和开办不久就得到了亚洲同行的重视而颇感得意，但完全无意批量接受在读的菲律宾学生，仅指示施福乐对比两所学校的课程设置。倘若田亚一完成菲律宾大学医预科课程后，1918年即入读医学院，协和也同样无法在1921年接受她转学，但她恰好选择完成四年大学本科教育，学历资质超过了协和医学院的入学要求，就读医本科一年级也符合适当增加学生人数的计划。

田亚一不仅是协和历史上的首位女医学生，也是比较严格意义上的第一位留学生。1921年入学的十一位医本科新生包括了李廷安等八位中国学生，以及田亚一、德维勒（Samuel Randall Detwiler）和章和明（Hosmer Franklin Johnson）三位外国学生，但美国人德维勒和章和明到中国的初衷并非留学。仅就读了一年的德维勒是协和医学院历史上唯一的 “在职学生”，他1918年从耶鲁大学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20年秋到协和医学院担任解剖学讲师，1923年春回美国，任哈佛大学动物学系助理教授，1927年任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解剖学系主任教授，1932年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是二十世纪中期著名的神经胚胎学家。章和明出生在山东临沂，父亲章嘉乐（Charles F. Johnson）是1889年到山东的美国长老会医学传教士，曾参与创办齐鲁大学医学院，1920至1922年担任中国博医会（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主席。章和明从美国Lafeyette学院毕业后，免试进入协和医学院，1926年毕业，是学校历史上第一位外籍毕业生和唯一一位完成了五年医本科教育的白人学生。他离开北京后回到山东，在潍坊行医传教，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半年后才通过美日交换两国非战斗人员的方式离开了中国。

六阅寒暑，孜孜不倦

1921年9月是协和医学院历史上最高光的时刻，9月19日，学校举行了校园落成大典，并在典礼前后举办了为期一周的国际医学大会，庆祝历时四年的校园建设克服了重重困难后终于圆满竣工。美国驻菲律宾总督Leonard Wood和菲律宾政府代表，菲律宾大学医学院的第一位菲律宾人正教授Antonio Sison等，应邀作为典礼贵宾参与了这一盛事。美轮美奂的建筑，盛大的落成典礼和名家云集的医学大会使协和医学院在国际医学界声名大振。这一年，学校也从动荡的初创阶段进入了运作相对平稳的时期，已在中国十五年，对协和非常熟悉的胡恒德（Henry Spencer Houghton）正式执掌校务，所有科系的主要教员均已入职，经费也在连续两年紧缩后得以恢复，并得到了中国医学部五年的保证。不过，学校仍然面临开办早期的一些困难。一个明显的问题是课时太多，学生的课业负担过重；另一个问题是学校的多个科系由传教士医师出身的高阶教员主持，他们的学术背景较弱，科研经验不足；中低阶教师中虽有一些教育背景优秀，研究能力很强的年轻医学科学家，但其中不少人缺乏授课经验，教学效果不佳。

田亚一在自传中对协和期间的学习和生活只字未提，零散的资料显示常驻纽约的顾临始终对她颇为关心，不止一次向中国医学部驻华办事处和协和医学院的职员询问她在北京的生活状况和学业进展。中国医学部在北京的工作人员富路德（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告诉顾临田亚一非常喜爱中国食物；医学院注册部主任麦女士（Eva B. A. Macmillan）则在1923年1月向顾临报告田亚一未能在1922年9月如期升入二年级。

由麦女士整理，胡恒德校长签名的协和毕业生学籍档案将田亚一一年级的成绩列入1922-1923学年，但并没有明确说明略去1921-1922学年成绩的原因。协和医学院的每个学年分为三个学期，一年级第二、三两个学期的主要课程为生物化学和生理学，田亚一两个学期的生物化学成绩和第三学期的生理学成绩均为75分，刚刚达到学校规定的及格线，让人推测她留级的原因或许是第一学年的生物化学或生理学成绩不合格。1921-1922学年主讲生理学的尚威廉（Ernest William H. Cruickshank）和主讲生物化学的吴宪都是第一次独立授课，教学经验不足且对学生要求极严，因此未能通过这两门科目的学生并非个例。由于需要重修一年级，田亚一在协和医学院一共学习了六年，包括五年医学院课程和一年（五年级）实习医生训练。

图三，1924年医本科丁卯级（时为二年级）合影，前排三位女生从右至左：田亚一、沈骥英、凌筱媖。

1922年9月27日丁卯级入学后，医本科学生人数翻倍，学生群体也更为多样，十六位新生中有凌筱媖和沈骥英两位女生，自此田亚一不再是学校唯一的女医学生（图三）。新同学中还有来自菲律宾大学文理学院的钟斐林（Felino Ch. Fernando）和陈洗心（Manuel Sempio Tansinsin）两位留学生，他们1920年进入菲律宾大学文理学院，完成两年医预课程后，考入协和医学院。同年入学的五名协和护校学生的国籍更多，包括三名中国学生，一位受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泰国留学生沈德馨（Civili Sinhanetra）和一位来自山东诸城浸信会传教士家庭的瑞典人令雅瑞（Svea A. Lindberg），丙寅级和丁卯级也因此成为协和医学院历史上学生国籍最多的两届（图四）。

图四，1926年6月协和医学院丙辰级全体毕业生与代理校长葛德尔（后排左四）、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国医学部总监顾临（后排左五）、护校校长盈路德（前排左四）合影。三位外籍学生为美国人章和明（后排右三），泰国人沈德馨（前排右一）和瑞典人令瑞雅（前排左一）

学生人数增加后，学生会和体育、戏剧、音乐、演讲等各类课外社团的活动也相应增多，女生和外籍学生虽然仍是学生群体中的少数，但大多积极参加各种集体活动，沈骥英、令雅瑞和章和明等尤为活跃。不过，沉重的学业压力又使同学人数迅速减少，两年后丁卯级只剩下了十一位学生。没有资料显示同学群体的这些变化对田亚一的影响，她极少出现在学生自办的《协医校刊》（The Unison）对上述各类活动的记录中，也鲜见于各种场合的学生合影，似乎只参加了1923年秋成立的讨论学术期刊论文的“学生杂志社”（图五）。她缺席学生活动，疏于与同学交往或因年龄差距较大（五岁左右），课业负担太重，抑或个性使然，但显然不是语言障碍。

图五，1923年秋学生杂志会成员合影。前排左三至左六为医本科二年级女生沈骥英、田亚一、凌筱媖和一年级女生凌淑浩。后排左七为杂志会指导教师，病理学系细菌科主任田百禄（Carl Ten Brocke）副教授，左六和左八分别是杂志社书记章和明和社长梁宝平。1924年6月梁宝平、侯祥川（后排左一）和刘绍光（后排右三）成为协和医学院医本科首届毕业生

除了很少参加课外活动，也没有资料显示田亚一曾参与必修课之外的研究工作。协和医本科从开办伊始就鼓励学生参加科研活动，各个基础医学科系都设置了带有研究性质的选修课。田亚一的同班同学，如1921年入学的陈鸿达、李廷安和黄克纲，1922年入学的诸福棠、陈舜名、万福恩、钟菲林、陈洗心、凌筱媖和柳安昌等都曾参与生理、药理、病理等方面的研究课题，与指导老师共同署名发表论文。不过这些同学中既有文海奖[2]获得者，也有多位后来留级或退学，说明是否参与研究主要与学生的个人兴趣相关，而非考试成绩。

《协医校刊》第二卷刊登了对丁卯级十位毕业生的中英文个人简介，从中可见同学们对田亚一印象最深的是中文纯熟和个性率直（图六）。二十世纪初，泰国上层社会家庭的女子教育普遍包括英文、法文和中文，当时曼谷有数十万华人，其中不乏在商业、教育、医学、宗教等行业地位显赫者，中泰通婚也很普遍，因此中文颇为流行，曼谷最早的日报就包括《华暹新报》（Chino-Siamese Daily News）等中文或中泰双语报纸。田亚一到北京之前已经掌握了相当程度的中文，因此“来校未几而能操纯熟之京语”。她得以免修第二学年的中文课，进入临床学习后也能够与中国病人毫无障碍地交流都是显示了中文的娴熟。她自信率真的个性则在毕业前一年半与学校行政之间的一次冲突中得以充分体现，使被波及的全班同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图六，1927年《协医校刊》（The Unison）刊登的田亚一简介

新学期开学前几天的12月8日，直隶省长兼军务督办李景林的奉军第一方面军团与西北边防督办冯玉祥的国民军在天津以北的杨村开战，战事随后蔓延到京津附件的马厂和北仓等地。协和医院曾在1924年秋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为冯玉祥部提供医疗援助，这次冯李之战爆发后，医院再次组队支援国民军位于北京南苑的战地医院。协和医疗队由外科客座教授里德（Mont Reid）、外科副教授兼协和医院代理院长刘瑞恒和医院代理总护士长盈路德（Ruth Ingram）率领，先后有近四十位医护人员和三十位实习医生及分配到外科做临床见习的四年级医学生参加。

外科主管见习生的范戈德（George Van Gorder）助理教授认为女医学生无法在战地医院发挥作用，命令田亚一和沈骥英先在协和医院内科完成下半学期的见习，同时调换两名分配到内科的男见习生去南苑。田、沈二人认为这种做法是性别歧视，也让她们希望学习战伤手术的愿望落空，因此拒绝服从，并一同去见葛德尔代校长论理。葛德尔和范医师协商后，同意她们去南苑，但这又使内科主管教员认为外科得到的见习生多，不公平，而外科则因战地医院急需人手，不愿放弃男见习生，于是再次建议两位女生回内科。沈骥英选择服从，但田亚一则找到担任学校教务长的耳鼻喉科教授邓乐普（Albert M. Dunlap），坚持要求按照注册部最初的分配安排见习，最后因不满邓乐普的斡旋，在12月22日晚上将一封要求学校接受她自动退学的申请信直接送到邓府，并且在次日早晨拒绝到内科上班，以示抗议。正患流感在家养病的邓乐普大概完全没有想到田亚一的激烈反应，只好在次日一早与葛德尔商议对策，两人同意田亚一有权坚持注册处的安排，但不能坚持在战地医院见习，学校也没有理由接受她的退学申请。当天下午，葛德尔召集四年级全体学生开会，说明在战争造成的特殊情况下，所有学生都可以自由选择去外科，由他向内科主任教授骆勃生（Oswald H. Robertson）做出解释，获得谅解。最终除了沈骥英和原本就分在内科见习的两位男同学，其余学生都选择了外科。

图七，1924年协和医学院部分医本科和预科女生与女生委员会委员（中排坐者）合影。中排从左至右：杨崇瑞（协和医院妇产科住院医师）、Mary Purcell（协和医院助理护士总监）、Helen Downes（医预科化学教员，女生委员会主席）、Edna Wolf（医预科生物学教员）。

图八，1927年6月16日，协和医学院丁卯级全体毕业生与校长胡恒德（前排左五）、教务长邓乐普（前排左四）、护士学校校长盈路德（前排右四）合影。毕业生中的两名外籍学生为泰国人田亚一（前排左三）和菲律宾人钟斐林（后排右三）。护校毕业生聂玉婵（前排左二）1940年成为协和护校首任中国籍校长

田亚一所在的丁卯级共十位毕业生（图九），八位中国同学毕业后全部留校。袁贻瑾和方颐积任医学院公共卫生系助教，日后袁贻瑾成为第一位晋升协和医学院系主任、正教授，和唯一一位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协和毕业生；方颐积长期从事医政管理，曾任北平市卫生局长、民国政府卫生署副署长和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另外六人分别担任协和医院内科和外科的助理住院医师，日后诸福棠成为儿科名医，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胡传揆成为皮肤病专家，北京大学医学院/北京医学院院长；万福恩成为神经外科专家，多所医学院的外科教授和医院的外科主任。菲律宾留学生钟菲林回马尼拉开业，以外科为专业；田亚一在毕业前得到了西里拉医学院的聘书，需要在这个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相关的职位与自己的兴趣之间做出职业选择。

图九，1927年6月16日医本科丁卯级毕业生合影。前排左起：倪饮源、田亚一、沈骥英、万福恩、陈舜名；后排左起：诸福棠、方颐积、胡传揆、钟斐林、袁贻瑾

职业选择

1925年夏，葛德尔到北京代理协和校务，同时继续与兼任西里拉医学院院长的艾里斯合作主持上述项目，延揽离职或现任的协和教员到曼谷任教，成功地说服了协和解剖学系的康登（Edgar Davidson Congdon）副教授转任西里拉解剖学系的主任教授。葛德尔虽然不满田亚一在外科见习时引起麻烦，但认为她是唯一在协和接受医科教育，家族在王室和政府高层均广有人脉的泰国人，不失为协助推动西里拉项目的合适人选。1926年初，葛德尔向皮尔斯建议聘田亚一到西里拉医学院执教，之后不久又与艾里斯讨论是否能够为她提供奖学金到西里拉医院完成实习医生训练，并在完成后继续留校工作。

1926年秋，休假结束回到北京的胡恒德与田亚一仔细讨论了艾里斯对聘她执教的意愿和初步方案，但田亚一对此颇为犹豫，认为安排太过模糊。胡恒德一面认真替她向艾里斯询问职位细节，同时也向艾里斯介绍了她的优缺点，并表示“非常希望你能在学校找到一个适合她的位置”。他对田亚一的评价虽有推荐之意，但属于个人之间半公半私的交流，或许比《协医校刊》发表的有留念性质的毕业生“剪影” 坦诚客观，不妨抄录在此，做为一个世纪后了解这位泰国女医先驱的一点参考：“田亚一小姐是一位非常独立的年轻女性，不太擅长与人相处，无疑需要经历一些挫折才能适应团队合作。但她头脑聪明，一旦对一项工作特别感兴趣时，总能做得非常出色。她很有理想、精力充沛、也有远大的抱负，我和葛德尔也都不会低估她的能力和所受的训练，我完全有信心她最终能够成为有用之才”。甚至在田亚一已经毕业，明确选择了职业之后，胡恒德仍请葛德尔转告艾里斯，“田亚一大夫任实习医生期间的总体表现令人非常满意”。

图十，1927年《协医校刊》（The Unison）刊登的沈骥英简介

泰国女医先驱

泰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医师是比田亚一小五岁，有华人血统的林医生（Margaret Maria Lin Xavier），她也来自泰国上层社会，父亲曾任拉玛五世政府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官员和驻意大利大使，丈夫官至泰国外交部长。林随父亲到欧洲接受教育，1924年从伦敦女子医学院（London School of Medicine for Women）毕业后，在曼谷自设诊所开业，同时在泰国红十字会医院、朱拉隆功纪念医院等处兼任妇产科医师。1932年底，年仅三十四岁的林医生病逝，田亚一遂成为泰国年资最高的女医师。

1927年夏，田亚一回到阔别十一年的曼谷，以与林医生相同的方式开业行医。她开设的妇产科诊所“席隆医院”位于繁华的席隆（Si Lom）路上，有十二张病床，还配备了简单的化验室和消毒设备，聘用了一位药剂师、两位护士和三个护理助手。她同时还在多所公立医院、教会医院和慈善医院兼任客座医师，为各阶层病人服务，工作非常繁忙。1929年，田亚一当选暹罗女医协会的首任会长，并连任八年，直到她离开曼谷，这大概也是四十五年后赫斯泰特医生向她征求自传的缘由。同年，朱拉隆功大学的五名女生完成了两年医预课程，考入大学的医学院，其中三人四年后毕业，成为泰国本土医学院最早毕业的女生。

1932年6月24日泰国发生立宪革命，政体转型为君主立宪。田亚一的妹夫（妹妹蕾卡的丈夫），曾留学法国的电信工程师宽·阿派旺（Khuang Aphaiwong）在披耶拍凤（Phraya Phahon）和披汶颂堪（Plaek Phibunsongkhram）两届军人政府担任内阁部长，1946年，阿派旺组建泰国民主党，并在1944至1948年间三次出任泰国总理。蕾卡本人也积极投入泰国的社会文化和妇女事业，逐渐成为泰国现代女性意识觉醒、妇女从政和女权运动的代表人物，1949年成为泰国上议院最早的两位女议员之一。1932年田亚一与Raem Phrommobon（泰国首位通过律师资格考试的女性）等上层社会出身的职业妇女一起组织了暹罗妇女协会（Women’s Association of Siam），倡导妇女权益，推动改进泰国女性的社会地位。但与妹妹和妹夫不同，田亚一对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的兴趣有限，始终以行医为业，而且逐渐与曼谷的上层社会和职业精英疏离。

僻壤仁医

如何有效为落后地区提供基本的现代医学服务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问题。艾里斯等以类似协和医学院“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的前瞻性办学理念为指导，推行高水平但见效慢的精英教育模式，但这不仅与泰国政府希望实施的速成医士教育计划相差甚远，以致双方在西里拉项目的合作过程中经常发生摩擦，而且也被一些了解泰国现实的美国学者视为过于理想。1930年，哈佛大学社会学家齐默尔曼（Carle C. Zimmerman）对泰国农村进行了一年深入调查，在翌年的报告中指出泰国乡民无法从精英医学教育受益，因资质合格的医生严重不足，分布也极为不均，归国留学生和西里拉医学院的毕业生基本上都集中在曼谷和政府部门，传教士医师也仅能服务首都以外的小部分地区。基于这些观察，他提议建立一个初级医师（junior doctor）培训系统，以六个月为期，尽快为全国培养数百人，均衡缓解各地医疗服务的短缺。1937年，美国传教士兰登（Kenneth Perry Landon）完成了一项对泰国社会各方面状况的调查。兰登1927年起在泰国南部传教，1932年泰国立宪革命后开始进行这项长达五年的社会调查工作。根据1939年出版的调查报告，兰登发现齐默尔曼建议的初级医师系统已经培训了约一百五十人，但曾主持西里拉医学院的艾里斯认为这种急功近利的方法得不偿失，因此强烈反对。“他（艾里斯）花了大约十四年时间打造了一座现代化学校，在他领导期间，挖掘机工人、泥瓦匠、木匠和水管工一直忙碌不停。在他看来，除了一些外部装饰，医学中心现已竣工，泰国未来的医生们将在这所现代化学校接受教育”。田亚一或许熟悉这类“路线之争”，但未必认可任何一方，她毅然放弃在首都经营十年的专科医院，移居穷困偏僻之地行医施药，理由应该就是她在自传中简短的一句，“我发现那里有那么多无助的病人，却没有一个合格的医生，这让我非常难过”。

田亚一在也拉市场旁边租了一栋两层的排屋，既做诊所，也是寓所。两年后诊所的规模扩大，占用了整栋房子，她搬到附近居住。田亚一的服务基本上是慈善性质，病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自愿付费；她改作全科医生，从不拒绝任何病人；对不同信仰的病人，无论穆斯林还是佛教徒，均一视同仁。也拉没有电，也没有任何公共设施和服务，因此田亚一能够提供给病人的治疗方法有限，但她靠及时应诊和细心照料，救助了一些危重病人，逐渐成为也拉地区颇具声望的医生，在民众中非常受欢迎。行医之外，田亚一还帮助许多当地孩子接受教育，为其中一些人在上学期间提供住宿和食物，甚至资助失去学费来源的医学生完成教育。田亚一承认“对我来说，决定留在也拉是相当大的牺牲，尤其考虑到我之前的教育和生活方式”。但与当地人，尤其是与孩子们之间建立的深厚感情让她从未后悔自己的选择。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颂堪政府选择与日本结盟，泰国因此没有受到大规模的战争破坏。1944年8月，田亚一的妹夫宽·阿派旺取代被议会罢免的颂堪元帅，担任泰国政府总理。1945年初日本战败已成定局，阿派旺政府开始公开倒向盟国，使泰国在战后得到美国的支持，避免了大部分战争赔偿。因国家相对稳定，田亚一的诊所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基本上能够维持运作。她除了到曼谷采购医用物资，很少离开也拉，行医闲暇时以培育暹罗猫为爱好。

1964年，年逾七旬的田亚一决定退休回曼谷。当她离开行医二十七年的也拉时，很多当地人到火车站送行，向她告别，使她深为感动。

追寻奇迹的晚年

田亚一退休的当年即到亚洲、美洲和欧洲各国旅行，她首先访问了印度和尼泊尔的五大佛教圣地，之后游览了美国、英国和法，比，德、意、瑞士等欧陆国家，最后重访科伦坡。她在美国时曾与几位当年在协和医院的住院医师相聚，但没有联系同班同学章和明和袁贻瑾、低一届的女同学汤汉志，或当时还健在的协和老师。主持纽约中华医学基金会日常事务的皮尔斯小姐（Agnes Pearce，皮尔斯代校长的女儿）发现与田亚一相关的档案止于1927年，最后一份文档是顾临应她的要求，在毕业前夕将她医学博士学位证书上的姓氏，从Tilaka改成泰国官方认可的拼写形式Gunatilaka，说明她毕业后极少与老师和同学交往。1964年，协和医学院1935年毕业生张光璧编辑了一册协和医学院全体毕业生的通讯录，其中田亚一的信息仅为简短的 “G.P.” （General Practitioner，全科医生），既无地址，也没有反映她已退休的状况。

但原协和病理学系主任教授，美国细菌学家田百禄（Carl Ten Brocke）四十年后仍记得这位来自泰国的学生。1966年夏，田百禄得知汤汉志和李振翩（原协和病理系细菌学教员）夫妇在日本开会之后可能去泰国旅行，于是请他们查找田亚一的下落。汤汉志通过询问泰国驻美国大使馆和纽约中华医学基金会等多种途径，均未得到相关信息，最终还是曾在协和医学院注册部和校董事会任职多年的福美龄（Mary E. Ferguson）从长期在亚洲从事高等教育的芳卫廉（William P. Fenn）处得到了她的联系方式。但1969年张光璧更新的居住在中国大陆之外的协和毕业生通讯录，已没有了田亚一的名字，或许是因为她那时已经常居法国从事新的医学实践。

1964年，田亚一在欧陆旅行途中，访问了法国西南部位于比利牛斯山区的小城卢尔德（Lourdes）。1858年，卢尔德的一位少女伯尔纳德（Bernadette Soubirous）声称她在河岸的一处岩洞附近多次看见圣母显现，四年后她的经历得到了天主教会的认可，卢尔德随即成为重要的朝圣目的地，并以为朝圣者和晚期病人提供有神奇疗效的圣水（岩洞中的泉水）和基于信仰的医疗服务著称，不少绝症患者在卢尔德痊愈，成为医学上无法解释的奇迹（medical miracle）。田亚一在卢尔德时仔细了解了这些治疗方式，并加入了1925年成立的卢尔德圣母国际医学协会（Notre Dame de Lourdes International Medical Association），再次选择了一种职业医师中罕见的行医方式。她也同时决定皈依罗马天主教，这是她在长期广泛接触小乘佛教、基督新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之后最终的宗教信仰。

1965年，田亚一再次到法国，注册了法国文化协会提供的法语课程，重拾已经荒疏多年的法文，希望能够利用自己掌握多种语言的优势，为世界各国到卢尔德朝圣求医的信众和病人服务。从1968年起，田亚一作为志愿者，常年住在卢尔德参加医务工作，直到1975年她八十二岁撰写自传时仍在继续。

结语

田亚一的求学之路和职业经历，是协和医学院和亚洲女性医学历史上一个极具特色的个例。她出身泰国豪门，留学菲律宾习医，却因缘际会地成为中国医学教育史上第一位男女同校的女生，协和医学院的第一位女医学生和最早的，中国医学教育史上罕见的“逆向”留学生。这些因偶然因素创造的纪录本身当然不乏里程碑意义，但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百年前亚洲女性追求现代医学教育的历程，突显了当时协和医学院高度国际化的特色。

协和医学院的绝大多数毕业生，都选择了契合学校办学理念的职业，成为中心城市医学院教员、综合型医院的医师或政府机构的医政官员，其中不少人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医学的发展进程，名垂医史。在中国和泰国早已湮没无闻的田亚一，显然是协和毕业生中的异类，充足的经济保障使她在追求职业目标时，既无需谋求生计，也不必囿于名位；接受了协和独特的精英教育，仍秉持自己对医学实践的理解和期望，特立独行，实现自我追求的意志，在学校倡导的择业主流之外选择了自己一生行医的方式。

科学史和医学史研究者，主要兴趣为中国近现代实验生物学史，东西方生物医学交流史和科学文明的跨国传播。

文末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