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经济学人》网站于11月23日刊登专题文章，称“中国创新药正处在全球化的临界点”。这句话本身并不新鲜，真正引人注目的，是它出自《经济学人》之口。

作为对全球技术、金融与商业秩序进行观察和评估的西方精英媒体代表，《经济学人》的判断往往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当这样一家媒体开始明确承认，全球医药创新的地理结构正在发生位移，这意味着：过去百余年由欧美主导的药物创新体系，正在由单中心滑向多中心格局，而中国，第一次被系统性地纳入全球生命科学的核心创新地带。

笔者认为，生命科学、AI 医药与创新药，正在成为中国未来“分布式创新文明”的第一个成熟实践场域。

《经济学人》一文列举了多组数据：

1. 中国临床试验数量已占全球约三分之一，而十年前这一比例仅为 5%；

2. 今年上半年全球创新药授权交易中，近三分之一与中国药企相关；

3. 今年中国生物科技企业市值涨幅，超过美国同类企业三倍以上；

4. 在“专利悬崖”压力下，跨国药企对中国创新的依赖程度显著上升；

5. 部分中国新药的临床结果，首次在关键指标上超过默克的肺癌重磅药物 Keytruda（可瑞达）。

另外，沙利文FS 2025年11月数据显示，中国创新药海外BD授权总交易对价已经超过$1000+亿。中国BD占全球金额的42%，首付款是32%。

所有这些数据都共同指向一个变化：全球创新链条的“源头”正在发生位移。

过去，中国更多处于创新链的外围；而今天，中国已经进入创新链的上游。若这一趋势持续，中国不仅将成为全球生命科学的重要创新源头之一，甚至可能逐步参与到全球创新网络的组织与塑造之中。在生命科学这一技术最复杂、成本最高、战略意义最强的体系中，中国第一次占据了一个“不可忽视”的位置。

传统解释通常将中国创新药的崛起，归因于药监改革、资本进入或临床资源丰富等产业因素。但从更深层看，这一现象与中国所具备的三张全球罕见的“结构性底牌”密切相关。

1. 工程师文化：生命科学进入工程时代

生命科学正在从“科学发现”阶段，迈入高度工程化的时代——分子设计走向算法化，合成路径实现工程化，药物发现被模型化，临床试验数据化，生产体系智能化。

今天的生命科学，不仅需要顶尖科学家，更需要规模化、可复制、可迭代的工程执行能力。

这恰恰是中国的结构性优势所在：超过五千万人的工程师群体，完整而高效的制造体系，高密度的技术人口，以及全球范围内极具竞争力的试错成本与产业协同能力。当生命科学从“科学革命”转向“工程革命”，中国的文明结构第一次在这一领域实现了深度对位。

2. 应用场景资源：中国成为生命科学的全球试验场

生命科学本质上是一门“场景科学”。在这一点上，中国拥有三类全球稀缺的应用场景资源：其一，规模庞大且多样化的人群疾病谱；其二，高效率的临床入组能力；其三，高密度的医院与研究网络。

对于 ADC、RNA、TCE、多靶点药物等前沿平台而言，中国天然具备世界级的实验场条件。这些场景资源，对药物研发而言不仅珍贵，而且难以被其他国家在短期内复制。

3. 制度加速优势：深科技需要制度速度

在过去十年中，中国药监制度改革呈现出罕见的加速态势：临床试验审批时间由 501 天缩短至 87 天；两年内清理积压申请两万余件；审评体系与国际规则全面接轨；优先审评机制逐步制度化；新药年获批数量从十余款跃升至九十余款。

在深科技领域，制度并非外部条件，而是核心生产力。生命科学所需的制度环境——制度深度、制度速度与制度灵活度，正在中国同步形成。

《经济学人》的文章也直言不讳地呈现了美国的三重焦虑：

1. 医药供应链对中国的依赖难以逆转，原料药和生产体系短期内不可替代；

2.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快速进展，可能使其生命科学企业在模型与效率上实现超越；

3. 基因数据与模型训练的安全担忧正在上升（美国 FDA 已暂停部分涉及向中国输出美国人基因数据的新临床试验）。

这些忧虑的本质在于：生命科学、人工智能与数据的深度融合，正在孕育更具颠覆性的结构性变化。

《经济学人》提到，中国药企通过 NewCo 模式“绕开”地缘政治障碍。但这一模式的意义，远不止于策略层面。

NewCo 实际上呈现出一种新全球化的雏形：在中国完成核心研发，在美国设立独立法律实体并完成注册，通过全球资本市场定价融资，依托中国制造体系实现效率优势，最终面向全球市场销售。

这一“制度双轨、生态双循环”的创新模式，是否能在更长周期内推动法律、资本、制造与创新体系的双向联通，仍有待观察。但可以确定的是，NewCo 不仅是一种企业策略，更是当前地缘政治条件下，新型全球化路径的重要探索。

综合来看，生命科学的“中国时刻”已清晰显现：中国在全球生命科学体系中的地位快速上升，全球资本正在重新定价中国。

其背后，是工程师集群逐步成为生命科学进步的核心驱动力，应用场景成为模型时代的数据母体，制度加速成为创新速度的关键变量，国家治理能力开始承担深科技跃迁的结构性功能。

正因如此，可以说，中国创新药正处在全球化的临界点。这不仅可能成为中国生物医药产业腾飞的起点，也可能推动中国从工业文明的后段，迈向生命文明的前沿。未来三十年，中国能否完成这一跃迁，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生命科学领域的突破深度与持续性。

作者简介：

邵青，教育管理学博士，生物医学与生物制药领域专家。旅美学者、企业家，苇草智酷创始合伙人，博腾股份股东及战略投资顾问，莫干山研究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副院长，美国希望基金会常任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