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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李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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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中国生物医药领域过去十多年的发展，王立铭给出的答案是：“平行线”。

在科研的一端，中国基础研究能力快速增长。顶尖期刊论文数量持续攀升，部分前沿领域也开始出现真正意义上的重要突破。

在产业的一端，中国创新药行业同样高速扩张。“出海”（License-out, NewCo, 并购等）交易额不断刷新纪录，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创新药源头之一。

但问题也逐渐展现：两条线彼此平行，似乎很少相交。

产业端，中国的创新药几乎全部基于海外已经验证过的靶点与机制；科研端，基础研究是大量的跟随热点，科研成果转化率也极低，对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几乎没有影响。

时间回到2013年，王立铭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回国，准备入职浙大。这位年轻科学家提出一个有点另类的请求：推迟入职时间，加入波士顿咨询公司，深入接触中国生物医药产业。之后一年多，他参与了多个医药行业的咨询项目。到了2014年，王立铭加入浙大，又回到学者的轨道。

2017年之后，港股18A政策落地，一级市场热钱涌入，从me-too到fast follower，中国生物医药迎来五年爆发期。新冠疫情更是将生物医药推上“显学”的高位。王立铭也在不同角色之间切换：科学家、科普作家、行业顾问。他在得到APP开设《巡山报告》专栏，持续观察和思考生物医学研究与产业前沿。他还挽起袖子下场，在凯风创投参与生物医药的早期风险投资，特别是源自实验室的创新药项目投资。

越往产业前沿和深处走，他越强烈地意识到：实验室与产业之间存在一道真实的断层。

断层的两侧，站着各自陷入僵局的人：有手握顶刊论文、却只能眼看成果停在纸面上的科学家；有在临床中发现了真实需求和破局点，却缺乏转化资源将其推进下去的医生；有抱怨缺乏源头创新，却不愿承担极早期风险的投资人。

就在这种弥漫整个行业的迷茫中，王立铭遇到了战略科学家鲁白教授。

鲁白是上海尚思自然科学研究院的创始院长。尚思研究院诞生于2024年，是上海市推行“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的核心主体。尚思创立之初的定位很清晰：遴选资助有原创能力的科学家，支持高风险基础研究，推动产生原创性科学发现和颠覆性技术发明。在实际运行中，尚思很快遇到一个共性需求：论文发表之后怎么办？

科学家不了解产业开发流程；药企和投资机构又很难接手仍停留在假说阶段的早期项目。实验室与市场之间，始终缺少一个真正承担“前期验证”的环节。

在此背景下，尚思打算尝试主动介入：不只是给钱结题，而是深度参与从“学术发现”到“产业立项”之间那个最难的环节——用一个全新的“概念验证平台”，替科学家探路，为产业方搭桥。

这正是王立铭多年来一直没找到出口的问题。与鲁白多次长谈之后，他开始深度参与尚思的全面战略规划，并主导尚思概念验证平台的设计与落地。

他的新探索，恰逢一个关键时间节点：中国生物医药刚刚走过了起步、爆发、寒冬、反弹的一轮周期。在资本市场的狂热与行业的亢奋退潮后，本土医药企业又从产品出海中看到了系统性机会。同时，中国生物医学基础科研也到了一个从量到质的转变期：海量的论文在发表，优秀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在不断涌现，这些真正属于中国的原始创新，急需一套适应本土的系统性机制去挖掘和承接。

面对坚冰般的高墙，尚思作为旨在打破鸿沟的新型研发机构，正试图趟出一条本土的破壁之路。

作为新型研发机构的尚思研究院，能否趟出一条本土的破壁之路？在两条未交汇的平行线之间，他们究竟看到了什么？

下文为王立铭的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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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仔细考量，我们会发现生物医药有个地方和其他新兴产业存在本质差异：它是少数直接植根于源头科学发现的前沿产业之一。

绝大多数高科技行业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工程能力、技术迭代、商业模式创新，但生物医药的动力往往直接来自生物学基础研究。在生物医药领域，一项源头突破可以短时间内直接催生出全球级的产业巨头。

全球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生物科技公司Genentech（基因泰克公司），20世纪70年代以基因工程大规模生产人源胰岛素与生长激素，成为不“靠单一产品打天下”的技术平台型公司。

以深刻改变了肿瘤治疗面貌的PD-1/PD-L1抑制剂也一样，从20世纪70年代初发现PD-1基因，到2014年两款PD-1抗体药物获批上市，前后不过二十年。

从Genetech到PD-1，呈现了一条清晰的规律和期待：在生物医药领域，一项源头技术突破真的可以在十到十五年内直接催生出全球级的产业巨头。

源头创新与产业爆发之间的高度耦合，是这个行业独有的结构性特征。也正因如此，本土源头创新与产业的断裂在生物医药领域极其致命。长此以往，中国药企将别无选择，只能追逐海外最先发现、海外初步验证的靶点和技术，在效率与成本的维度上陷入无休止的内卷。

既然科学创新与产业发展方向一致，为什么在中国常常成了互不相交的“平行线”？这后面，是整个底层生态链条的系统性断层。

首先是源头活水的匮乏。尽管中国在论文总量和影响因子上表现惊艳，但真正具备开创性、突破性和颠覆性的原创基础研究依然稀缺。这也是尚思研究院最先希望发力的地方——“尚思学者”项目，不是锦上添花地资助已经跑通的方向，而是鼓励科学家去闯那些没有路标、也没有保障的无人区。

另一个问题是高水平研究型医生的缺位。当一款基于全新机制的候选药物第一次被用于人体时，面对未知的适应症选择、毒副作用边界、患者响应差异、以及生物标志物的选择。药物开发的接力棒必须交到具备极强科学素养的“研究型医生”手中。遗憾的是，在中国现行的医院评价体系下，大量优质的临床医生被困在为了晋升而拼凑“论文指标”的错位竞争中。

此外，还有资本生态的根本差异——中国的生物医药产业至今没有形成一个完善成型的闭环打法。

生物医药是高风险、周期漫长且极度烧钱的产业。一款创新药的研发成本，已飙升到10-15年、25亿美元。在美国，这个产业跑通了一套系统性闭环：当教授们在实验室做出新的成果，风投机构主动上门，出资组建公司，找来职业经理人团队全盘运营，教授退居科学顾问；管线推进到临床一二期，公司通过纳斯达克上市募资开展昂贵的后期临床开发，也可以直接把公司或早期产品卖给大药厂；药品上市后，商业保险体系和高昂的药价，为前端庞大的研发风险买单。在该模式下，美国单一市场贡献了全球超过50%的创新药销售额和超过75%的利润。

但这套模式在中国行不通——风险资本偏好“投确定性”，缺乏主动孵化高风险前沿技术的耐心与容错空间，有成功经验的创业者少之又少；二级市场缺乏纳斯达克那样能为早期未盈利管线募集资金，开展后续临床研究的机制；中国目前的支付体系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无法支撑起覆盖庞大试错成本的高昂药价。

中国要真正跨越转化鸿沟，必须直面这种生态差异，摸索出属于自己的产业闭环。

要打破基础科学与产业化之间的鸿沟，尚思针对的一个突破口，是整个转化链条上最被低估，也是最难绕开的关键群体——研究型医生。

研究型医生最核心的贡献在于临床洞察：从真实的诊疗实践中发现新现象、新问题，将这些观察转化为科学问题，再把确凿的科学结论重新带回临床。

PD-1早期研发，是这条路径的经典注脚。几位临床医生通过对临床结果的敏锐观察和深入科学分析，提出并证明了一个假说：PD-1药物的疗效可能与肿瘤细胞内部的突变数量密切相关。PD-1领域也因此逐渐建立起通过生物标志物进行患者分层的成熟思路。2017年，Keytruda获得美国药监局批准，开启了多肿瘤“异病同治”的精准治疗时代。

然而在中国，高水平研究型医生极度稀缺。“尚思临床学者”项目，正是希望撬动一下这个格局。

与“尚思学者”选人不选项目的标准不同，“尚思临床学者”的宗旨是选项目。其评估标准要符合三条原则：必须源自真实的具有创新性的临床发现；必须指向一个至今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必须有相对清晰的应用落地路径。

为了找到这样的项目，2025年尚思研究院与上海市申康医院管理中心联合主办了"上海市级医院临床创新研究奖"，同时对上海各大医院展开系统走访，主动去临床一线挖掘。项目入选后，尚思提供的不只是项目资金，还包括临床方案设计规划、产业合作对接和投融资支持。

尚思研究院希望用“尚思临床学者”项目，发掘和培育更多有志于从事创新型临床研究的医生，支持他们开展可能改变临床指南、或者产生全新临床产品的研究。这群人未来会成为中国源头创新进入临床验证的枢纽。

尚思的另一个动作，针对的是整个转化模式本身。

美国模式难以复制，尚思利用自身优势推动一个新的模式——从Concept到Prototype”（从概念到原型）的转化平台:让源头创新更容易触达产业，让产业更容易接受源头创新。尚思希望应对科研成果转化最困难一环：从实验室里的源头发现到产业机构（投资人或药企）愿意接手的环节。

所谓“Concept”，是学术机构里刚刚冒头的源头创新——可能是一个新靶点、新机制、也可能是一项新的药物开发技术，相关论文甚至还没发表。作为目标的“Prototype”，是指这个科学发现已经被打磨成了一个产品的原型，一个完整的数据包，产业界和投资人可以依据这些数据做出判断：是否已经达到产业界认可的项目立项标准，可以按照药物开发的成熟工业化流程往下推进。

从概念到原型，中间要做什么？

举个例子。假设有位教授发现了阿尔茨海默病的新靶点，但实验数据还未成熟到可以立项进行药物开发的阶段。尚思概念验证平台要做的，第一步是严格的第三方交叉验证——确认发现真实可靠，有效性站得住脚。第二步是探索成药路径：这个靶点适合用哪种类型的干预手段：小分子、大分子还是细胞治疗等；也需要开发筛选系统，获得工具分子，验证对这个靶点进行干预能否产生预期效果，明确药物类型的选择。第三步是早期转化医学研究：例如在多种疾病模型中测试，寻找可能的适应症范围，明确生物标志物。等这些做完，形成包含科学验证、成药路径、、早期候选药物分子、潜在适应症的“药物原型”和对应数据包，满足产业方内部早期管线立项的标准，项目的主导逻辑就从“科学探索”正式切换到“产业开发”。

如何降风险(derisk),提高概念验证效率，是尚思的核心思考。资金层面，尚思倾向于选择那些“不追求股权收益”的资金来源——特定的政府研究经费、药企定向支持、以及慈善公益基金——来支持早期概念验证工作。如果验证发现研究成果不适合产业化，可以快速结题，容忍失败，特别是早期快速失败（fail fast）。如果数据亮眼，成功找到投资方和产业方继续推进开发。

判断层面，尚思组建了多元背景的科学顾问委员会。委员会里有国内外顶尖投资机构的负责人，大型药企的研发/BD负责人。他们的核心作用有三个：判断源头创新是否站得住脚；在成药路径上提供工业界的实战指导；以及评估项目本身的临床和产业价值，项目跑完概念验证之后，产业界是否真的愿意接手。

执行层面，尚思概念验证平台采取轻模式：内部，聘招"技术经理人"——既有生物学博士背景、又在产业界做过事的专业人士。他们和科学家一起制定研发方案，提供资金，保证项目按既定的时间表和预算推进。外部，则与多家具有不同专长的药企和产业孵化器形成战略合作，完成项目所需的研发工作。

从源头创新到产业转化是极其困难的，被称为“死亡之谷”。尚思试图在上述3个层做系统的探索，走通的一条路。作为一个科学和产业背景深厚的第三方机构，尚思具有三个优势：第一，用不追求收益的钱，提前为产业界做了“排雷（即：derisk）”的工作，避免了更多资金和资源的浪费。第二，基于尚思学者和尚思临床学者体系，对上海范围内优秀的科学家和医生，以及源头创新活跃的研究机构都有广泛和持续的覆盖，能持续触达那些真正的源头创新成果；第三，尚思有灵活的体制机制，能够探索和推进各种新思路、新模式，为打通科研和产业两条平行线，找到新的解决思路。

过去几十年，全球创新药行业的技术面貌日新月异，但底层逻辑却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仍然是用“堆人、堆时间、堆资金”去“拆盲盒”。今天，这套对资源的模式边际效率正在迅速下降：研发成本越来越高，成功率越来越低，开发周期越来越长。

尚思研究院想做的不仅仅是几个成功的产业化项目，而是想在上海这片研究机构、成熟药企、顶尖三甲医院与硬核资本高度密集的土壤上，构建一个连接科学发现与产业发展的源头创新枢纽，跑通一种长效且可复制的机制。

尚思试图证明，依靠非稀释性的公共与慈善耐心资本，成熟的产业支持体系，技术经理人网络，以及中国真实临床场景中不断涌现的新发现新实践，中国同样有可能在最有风险的阶段完成真正的源头创新验证，真正链接基础研究和产业发展两条“平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