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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许多国际会议被视为关键节点，不同程度地影响了科学发展、世界局势甚至人类文明的走向，例如第五届索尔维会议（1927年）、布雷顿森林会议（1944年）、阿西洛马会议（1975年），以及，十年前的巴黎气候大会（COP21）。
张宏院士近日在《知识分子》发表的访谈中（见知识分子往期推送：张宏院士：“资源型科研”正在摧毁中国的科研文化），直言当前国内科学研究体系的一系列尖锐的问题：对资源投入与研究规模的过度追逐，正导致科学精神、原创动力及教育职能逐步弱化；与此同时，资源分配与薪酬待遇上的结构性不均——如”形式公正“但缺乏专业深度的评审、新型研发机构与传统院所间的资源落差、以及海归与本土学者间的待遇鸿沟——正催生出一种僵化的权力结构，其弊端包括对青年科学家学术独立性的系统性侵蚀。
11月，科睿唯安（Clarivate）发布了2025年度“全球高被引科学家”（Highly Cited Researchers）榜单。
在沃森1981年访华之前，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冷战，让东西方阵营一度剑拔弩张。1972年中美两国领导人会面后，冰冻的关系得到缓解，不久便启动了科学交流和考察，科学成为了那个时期中美交流的主旋律。1979年，中美建交后正式签订《中美科技合作协定》，正式确定了两国间的科学交流，为沃森日后第一次来华做好了铺垫。只是沃森第一次访华时，中国刚结束十年动乱，改革开放初期，他看到的中国基础科学是孱弱的、落后的。在对这个东方大国充满好奇之余，他对在简陋的环境下从事科学研究的学者予以同情和无私帮助。
在与年轻科研人员的长期交流中，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宏敏锐地捕捉到一种正在悄悄改变科研生态的力量——资源型科研，用资金、人力和规模堆砌成果，用论文换来头衔，再用头衔换来更多资源，形成一个让原创性越来越无处生长的循环。 由此也产生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在科研投入不断扩大的同时，中国生命科学的原创研究却愈发稀缺。年轻人越来越焦虑、不得不“抱大腿” 争取资源，却越来越难沉下心做研究。资金、人力堆砌出的“资源型科研”蔓延开来，挤压了真正从0到1的探索，也破坏了科研文化的土壤。
最新《自然指数》首次聚焦应用科学领域，该指数显示：中国贡献了全球56%的顶尖成果，相关领域排名前十的机构全部来自中国。对此，《自然》杂志评论：这不仅是数量的领先，更折射出东西方迥异的科研战略——一方瞄准产业与工程，一方侧重基础与自由探索。 面对现状，《自然》杂志开始思考，当“工程型社会”与“科学型社会”路径日渐分明，全球科技竞争格局将被如何重塑，西方应该怎么办，该如何学习东方？ 然而，身为以“工程型”科研为主的国家，我们同样需要思考，中国该如何理解这项新数据？中国该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