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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山大学微信公众号6月27日消息，27日下午，世界顶级数学家张益唐全职加盟中山大学，受聘于中山大学香港高等研究院，将在大湾区定居和工作。

自今年1月开始，多位顶尖科学家相继全职回国任教，（见知识分子之前推送：第四次科学家海归潮来了吗？）。根据社会学家谢宇及其合作者的研究，自2018年美国启动针对华裔学者的“中国行动计划”后，离美返华（或流向其他地区）的华裔科学家比例急剧攀升，三年间离境速率较过去提升了75%。从这个背景上看，本次张益唐的回国，显得尤为耐人寻味。

目前， 当年与张益唐同届赴美的沈捷教授与陈敏教授夫妇，如今也已辞去了美国的教职先后回国，在宁波东方理工大学任教。作为那一代数学家中的一位标志性人物，张益唐此次的回归，不仅是他个人学术旅程的重要节点，也以某种方式，为这一代学人跨越太平洋的迁徙图景画上了一个迟来的句号，或者说，完成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闭环。

张益唐是世界顶级数学家，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1982-1985年师从著名数学家、北京大学潘承彪教授，攻读硕士学位。1992年毕业于普渡大学，获博士学位。他证明了存在无穷多对间隙小于7000万的相邻素数对，在数学史上第一次实质性推进解决著名数论难题“孪生素数猜想”，并在与黎曼猜想有关的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上取得重要进展。

张益唐的名字，是在2013年突然间被世界记起的。那年，这位年近花甲、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任讲师的华人数学家在《数学年刊》（Annals of Mathematics）发表论文《素数间的有界距离》（Bounded Gaps Between Primes），证明了存在无穷多对素数对（p, q），其中每一对素数之差不超过7000万，这个结果使得孪生素数猜想研究前进了一大步。几周之内，他成为了全世界的新闻人物。

在大众眼中，张益唐似乎是一位游离于时代之外的数学家。他身上带有一种古典气质，淡泊寡言、生活简朴、专注于恒定不变的深奥命题，不参与社交媒体，也极少抛头露面。但没有学者的命运能脱离所处的时代，张益唐也不例外。他选择数学、专攻数论、沉潜多年、重返主流的整个过程，都深深嵌在历史与现实的褶皱之中。

张益唐内心认定数学研究这条路，是从16岁开始[1]。那是1971年，他随他随家人下放湖北，这年回上海探亲的他在书店偶然看到一本由复旦大学夏道行教授撰写的《π与e》。书中介绍了数学中两个最基本的无理数，也第一次向他呈现了“超越数”这一观念。

“那时候一下就觉得自己迷上了，怎么能证明这些数是超越数，对这些特别有兴趣”，张益唐说。

一年后，他在北京做工人，仍旧念念不忘数学。在西单旧书店，他发现一本华罗庚的《数论导引》，“我买不起，就在书店里看，真把π和e为什么是超越数看懂了。”张益唐说，“这种强烈的求知欲，支配了我的一生”。

那几年，数学并不是时代的主旋律。但对张益唐来说，它像一条潜流，始终没有从生活中退场。1978年，时代转身了，他考入北京大学，成为文革后北大数学系首批本科生。

也是在这一年，徐迟的名篇《哥德巴赫猜想》发表。文章以纪实文学的笔法，再现了陈景润孤独而执着地攻克哥德巴赫猜想的过程。一位数论专家，忽然成了全国人民心目中的英雄。那些张益唐曾经在旧书店中一个人默默钻研的命题，第一次走到了聚光灯下。

这似乎是对张益唐命运的一种暗示，数论可以成为一个人生活的中心，甚至可以成为时代的焦点。那一年，陈景润被托举至时代的高位。多年之后，张益唐也因数论上的成就走入聚光灯下。他始终围绕这些命题生活，这些命题也塑造了他的人生。

在北大数学系，张益唐的成绩始终是顶尖水平，是“所有人之上、比第二名高出很远的人”。本科毕业后，他留在系里，师从数论专家潘承彪继续读研。潘承彪曾在课堂上介绍数论中的若干经典难题，讲完之后常常总结：“数论里头，都是解决不了的题。”张益唐回忆说：“我听到这句话，就决定要跟着潘老师[2]”。

上世纪80年代初，一批又一批优秀学生走出国门，赴欧美高校继续深造，成为当时学术界几乎默认的发展路径。张益唐也不例外。他希望继续在解析数论方向上深耕，甚至已联系好在哈佛大学任教的丘成桐为其引荐，准备前往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师从杰出的数论研究者哈罗德·斯塔克（Harold Stark）[3]。此时，他离理想中的数学殿堂似乎前所未有地近。

然而，集体主义尚未退潮的年代，有时个人志趣需要为更宏观的安排让步。当时的北大数学系主任丁石孙认为，中国对解析数论的人才已有一定积累，而代数几何仍是一片空白。他坚持安排张益唐转向代数几何，前往普渡大学师从中国台湾籍数学家莫宗坚。张益唐接受了这项安排，但他始终没有真正热爱代数几何。

“我是真的不喜欢代数几何，但那个时候的中国还流行着一种说法，个人必须遵从集体”。张益唐后来在接受《纽约客》采访时曾经这样说[4]。

因为学术取向不合，加上性格差异，他与导师不欢而散。在研究上，他聚焦于著名的雅可比猜想，但始终进展有限。直到1992年，他才终于拿到博士学位。张益唐没有得到导师的推荐信，并且可能是由于对自己的研究成果不够满意，他也没有将博士论文公开发表，这让他错过了进入学术体系的窗口。

他失业、漂泊，曾在肯塔基州的一家赛百味做会计和收银为生，也曾在汽车旅馆中辗转过夜。虽然他还坚持阅读数学期刊，坚持思考问题，但张益唐自己也坦承，“那些年，我其实没能继续我的数学梦想”。

回国谋求一个职位可以吗？这在当时是少有人走的路。普林斯顿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谢宇，曾把改革开放以来中美科技人才流动分为三个阶段，从80年代初到2000年左右，大量优秀学生去往美国留学，有条件都会尽量选择在美国工作。要到2000年后，才进入精英人才回流的阶段[5]。

实际上，张益唐同届甚至稍晚几届的同学中，不乏在美国获得教职的。对于志向远大的张益唐来说，与现实妥协回国可能是个艰难的决定，他甚至开始远离同学圈，只在各位同学生日的时候会发邮件祝贺。

就这样，张益唐在学术界之外徘徊多年。重新回到学术轨道，离不开两位北大同学的帮助。1999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张益唐的老同学、在英特尔的唐朴祁，在张益唐协助解决公司内部一个数学难题后，向新罕布什尔大学的数学教授葛力明提起了他的近况。葛力明辗转找到了这位曾经的学长，并引荐他到新罕布什尔大学担任编外讲师。

这个职位收入微薄，但最重要的是重新恢复了和学术界的联系。在新罕布什尔大学数学系，张益唐又可以在数学讨论班上把自己新的想法、新的工作与大家分享。后来的故事已经被讲述太多次了，张益唐因为一篇论文，成为了世界的焦点。

2019年，在一次采访中，张益唐提到：“很多去了美国的人，以后还会回来。连我现在都在考虑，我要不要回来？”这是他少有地在公开场合流露出可能回国的想法[6]。

这一点也暗合了华裔学者回流的趋势。根据谢宇和合作者的研究。从2018年，也就是打击多位华裔学者的中国行动计划启动之后，离美的华裔科学家比例增长明显加速，三年间离开的速率比过去高了75%。

有意思的是，当年和张益唐同届，先后出国的沈捷教授与陈敏教授夫妇，当年都顺利在美国找到教职，如今先后回国，在宁波东方理工大学任教。如今张益唐选择全职回国，某种程度上，也为当年那一代数学家的职业轨迹画上了一个句号。

成名后，张益唐曾用“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自比，感叹自己也体会到了暮年孤寂中仍能激荡人心的情怀。然而，外界往往更关注“萧瑟”“暮年”的传奇，却忽略了庾信出身南朝，出使北朝后滞留未归的命运。这种漂泊流离的境况，恰如张益唐过去的岁月。而今，他终于结束了那段漫长的漂泊。 

参考文献：（上下滑动可浏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