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黄铁军：世界模型的第一步，是做到普通人的样子

黄铁军在北京智源大会 编者按：6月12日-13日，2026智源大会在北京如期举行，这是世界模型、具身智能、智能体等议题首次以如此密集的方式占据主舞台的一届。在大会现场，智源研究院理事长、北京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黄铁军与《知识分子》等多家机构交流，涉及世界模型、具身智能、AI改变科研等多个话题。 "世界模型"是今年智源大会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之一。它指的是让机器对物理世界建立内在表征，不只是识别物体、理解语言，而是掌握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和运动规律，能够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爱因斯坦：生活的理想类型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德语：Albert Einstein，1879年3月14日—1955年4月18日），德国犹太裔理论物理学家，拥有瑞士和美国国籍。图源：维基百科 1925年春，爱因斯坦应邀访问阿根廷、乌拉圭和巴西，进行一系列关于相对论与现代科学的演讲。这是他第一次访问拉丁美洲，也是他作为世界性公共知识分子的重要一次文化之旅。停留阿根廷期间，当地著名报纸《新闻报》（La Prensa）邀请他为普通读者撰写专稿，《生活的理想类型》便是其中之一。

《知识分子》寻找执行主编

带领《知识分子》编辑团队产出科技领域的图文内容，并与视频团队协作。 1. 8年以上科技报道（如健康医疗、AI、基础科学、气候能源、科技创业等）相关工作经验；2. 对科技界和学术界的生态比较了解； 3. 对科技内容有热情，学习能力强； 4. 有带领小型团队的经验； 5. 专业背景不限，英语流利优先。 注意：您的简历寄出后，如果合适，我们将在一周之内联系您。如无回复，敬请谅解。

“最重要的知识分子”去世了

哈贝马斯在2014年的一次演讲中出示护照，以此证明自己是欧盟公民。图源：Wikipedia 哈贝马斯去世，最近这两天我也被连续刷屏。他是一个现象级的人物，在我看来，他的去世是当代世界思想界的一件大事。哈贝马斯在世时，可能是当时在世的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也是最重要的哲学家，影响巨大。他3月14号去世后，我看到无论是思想界还是主流媒体，都有报道。很多朋友也很关心，读过他的书，研究过他的思想。 我本人也在2001年哈贝马斯访问中国时，有机会和他当面接触。

《知识分子》给大家拜年了！策马新岁，并肩守望

各位《知识分子》的读者： 回望 2025，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年份。我们一起在动荡中感知世界的复杂，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稀缺的共识。如果说这一年教会了我们什么，那便是：外界的噪音愈发嘈杂，内心的秩序就愈显珍贵。 古人说路遥知马力。在经历了一年的起伏与波动后，我们或许更能理解，支撑我们走下去的，并非瞬间的爆发，而是长久的理性与耐力。 在这个岁序更新的时刻，愿大家继续保持独立思考的韧性，在复杂的现实中，依然保有感知真相与美好的能力。 感谢过去一年的并肩而行；2026，愿你身体康健，灵魂丰盈。

新的一年，我们想和你说的一些话

《知识分子》总编辑、数学家 十年之后，我们依然选择求真 亲爱的读者朋友们： 新年已至，感谢你与《知识分子》同行。 2025 年，《知识分子》走过了成立以来的第一个十年。十年前，饶毅、鲁白、谢宇三位学者因共同的信念而出发——关注科学、人文与思想，让知识回到公共讨论的中心。十年来，平台形态不断变化，但我们传播科学、文明与智慧的初衷从未改变，这也将继续成为《知识分子》的核心与动力。

中国的院士中，海归在变多还是变少？

在过去120年间，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开始，西学东渐，中国的全球化进程持续推进。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中最为精英的学术群体——院士群体，却呈现出一种清晰可辨的学术本土化趋势。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与宁波诺丁汉大学的黄加南和刘宏与宁波诺丁汉大学的曹聪近期在国际顶级期刊《自然·人类行为》（Nature Human Behaviour）上发表了一项新研究。该研究发现：在1905年至2023年的近120年间，中国院士群体中具有留学归国背景的成员比例持续下降。

这一年，AI到底给科学家带来了什么变化？｜2025年终回顾

在这一轮人工智能浪潮中，我们很容易被宏大的叙事裹挟：算力、模型、参数规模、颠覆与替代。但真正值得被书写的变化，往往发生在视线之外：AI 如何被使用，如何进入日常，如何改变人们推进工作的方式。 上周，知识分子和豆包联合发出《故事征集｜这一年，你是怎样被AI“惊到”的？》，想问的并不是“AI 有多强”，而是一个更具体的问题：当 AI 进入你的工作与生活，它到底改变了什么？ 在我们收到的故事里，AI 很少以“颠覆者”的姿态出现。

我们该如何讨论“资源型科研”？

张宏院士近日在《知识分子》发表的访谈中（见知识分子往期推送：张宏院士：“资源型科研”正在摧毁中国的科研文化），直言当前国内科学研究体系的一系列尖锐的问题：对资源投入与研究规模的过度追逐，正导致科学精神、原创动力及教育职能逐步弱化；与此同时，资源分配与薪酬待遇上的结构性不均——如”形式公正“但缺乏专业深度的评审、新型研发机构与传统院所间的资源落差、以及海归与本土学者间的待遇鸿沟——正催生出一种僵化的权力结构，其弊端包括对青年科学家学术独立性的系统性侵蚀。

抑郁量表迷雾中，我们真的读懂中国孩子的抑郁了吗？

抑郁症正在向低龄化蔓延，这已是全球共识。但在中国，当我们试图看清这一现象时，却常常陷入迷雾：中国孩子的抑郁检出率，数据为何总是“打架”？ 《知识分子》曾在过往的报道中指出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不同研究中，中国儿童青少年的抑郁患病率竟从 4% 跨越到了 41%。（见《知识分子》往期推送：在精神科门诊里，孩子们的年纪越来越小）这种巨大的数据鸿沟，连在中国研究自杀问题38年的精神科专家费立鹏都曾直言：“数据的可靠性没那么高。”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